第二章（第1页）
第二章
1
从这座灰色高楼的十三层的窗户向外望去，卡瑟尔可以看见大学上方的那颗红星。这景观中存在着某种美，正如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夜空里一样。只是白天的景致很单调。他们对他讲得很清楚，他能住上这套公寓是万分幸运的，尤其是伊万总爱对他指出这一点。伊万在布拉格的机场迎接了他，并陪他到伊尔库茨克附近某个名字很难发音的地方汇报了情况。公寓包括两间房间、厨房以及个人淋浴间，本属于另一个同志，他就在快要完成装修之前死了。按规定空房间只能有取暖器——其他一切甚至包括抽水马桶都要自己买。那可不容易，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卡瑟尔有时很想知道那位同志是否就是为这个死的，为采购而疲于奔命：绿色的柳条扶手椅，像木板一样硬的棕色沙发，也没有垫子，桌子的色泽如同被浇了一层肉汁。电视机为最新出产的黑白型号，是政府赠送的。他们第一次参观这公寓时伊万已向他仔细解释了。他那口气像在暗示他个人对这份馈赠是否值得表示怀疑。在卡瑟尔看来，伊万跟在伦敦时一样不讨人喜欢。或许他怨恨自己被召回，并迁怒于卡瑟尔。
公寓里最值钱的物件似乎是电话。话机上蒙着灰，且没有连线，但不管怎样还象征着价值。会有一天，也许快了，它将投入使用。他会用这个和萨拉通话——听到她的声音对他而言意味着一切，无论他们得为那些听者上演一出怎样的喜剧，而且肯定会有听者。听到她的声音会使这漫长的等待好受些。有一次，他向伊万提了这事。他注意到伊万喜欢到室外说话，哪怕在最寒冷的天里。伊万的工作还包括带他参观这座城市，于是他借此机会在那宏大的GUM国营百货商店外面走了走（在那里他感觉简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它使他想起了曾看过的水晶宫的照片）。他问：“你觉得有可能将我的电话线接上吗？”他们去GUM给卡瑟尔找一件毛领大衣——气温是二十三华氏度。
“我会去问问，”伊万说，“不过眼下我估计他们还是要把你藏着。”
“这个过程很长吗？”
“贝拉米当时就是这样，但你的情况没那么重要。我们从你这儿得不到多少宣传效用。”
“贝拉米是谁？”
“你应该记得贝拉米的。英国议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西柏林。那都是些幌子，是吗，就像美国的‘和平队’？”
卡瑟尔犯不着去否认——这不关他的事。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事发时他正处于极度焦急之中，正在马普托等待萨拉的消息，他也记不得贝拉米叛变的详情。为什么会有人从英国议会叛变，这样的变节让什么人得益或受损？他问：“他还活着吗？”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为什么不活着？”
“他在做什么呢？”
“他由我们的感激养活着。”伊万又补充说，“你也一样。哦，我们还为他杜撰了一份工作。他是我们出版部门的顾问。他在郊区还有一座‘达恰’[4]。比他在祖国拿养老金的日子好过。我估计他们对你的待遇也一样。”
“在乡下的‘达恰’里读书？”
“是的。”
“我们这种人多吗——我的意思是由你们的感激养活的？”
“我知道的至少有六个。包括克雷科斯尚克和贝茨——你会记起他们的——他们都来自你的那个部门。我估计你会在阿格拉维撞见他们，那是我们这里的乔治风格餐馆——他们说那儿的酒很不错——我是吃不起的——你还会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见他们，等到他们不用受掩护了。”
他们走过列宁图书馆——“你在那儿也能找到他们。”他又不无怨恨地加了一句，“在那里读英文报纸。”
伊万给他找了一个健硕敦实的中年妇女做日杂工，同时也帮他学点俄语。她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标出了俄语名称，并用一根粗钝的手指一样样点着，还特别挑剔他的发音。她尽管要比卡瑟尔小好几岁，但像对孩子似的待他，说话时带着劝告性的严厉，而当他被训练得有起色了，其口气又软化成母亲般的慈爱。当伊万有事脱不开身时她就将训练课程的内容扩大，带他去中央市场买菜，去坐地铁。（她在字条上记数字，向他解释食品价格和乘车费用。）过了段时间他开始给他看她家人的照片——她丈夫，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是在公园里照的，脑袋后面是用纸板做的克里姆林宫的轮廓。他的制服穿戴得并不整齐（看得出他还没习惯），他充满柔情地冲相机笑着——也许她正站在摄影师身旁。他是在斯大林格勒牺牲的，她告诉他。作为回报他拿出了萨拉和萨姆的相片，他没有向霍利迪先生坦白藏在鞋子里的这点秘密。她对他们是黑皮肤表示了吃惊，之后的一段时间她对他还疏远些——并非她因失落而感到震惊，而是他打破了她的秩序感。在这一点上她很像他母亲。过了几天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几天里他感受到双重的流放，而他对萨拉的思念也就格外强烈。
现在他已来莫斯科两个星期了，他用伊万给的钱为公寓添了几样东西。他甚至还找到了莎士比亚剧本的英语教学版，两本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以及《汤姆·琼斯》和《鲁滨孙漂流记》。侧街上的雪已齐脚踝深，他越来越不想跟伊万去观光，连跟安娜（她名叫安娜）出去进行学习性的游玩也没了兴致。到了晚上他就热一些汤，蜷坐于取暖器旁边，守着肘边覆满灰尘、没有连接的电话机，读着《鲁滨孙漂流记》。有时候他仿佛能听见鲁滨孙自己在说话，像是录在磁带上的：“我把我的际遇写下来，并非为了传给我的后人，因为我可能不会有后代，而是为了把日日困扰我精神的思绪释放出来。”
鲁滨孙将他境遇中的慰藉和痛苦归为“善”的和“恶”的，在“恶”的标题下他写道：“我根本没有可以晤谈的灵魂，或解救我自己的灵魂。”在与之相对的“善”下他记下了“那么多必要的东西”，那是他从船的残骸上弄到的，“不是可以满足我需求的物品，就是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自给自足的东西。”嗯，他有了绿色柳条扶手椅，肉汤色的桌子，硬邦邦的沙发，还有正给着他热力的取暖器。如果萨拉在的话这些就足够了——她以前能适应糟糕得多的条件，他还记得约翰内斯堡穷人区那些外形可疑但没有种族隔离禁令的旅馆及其阴暗的房间，他们有时只好到那里去幽会、**。他特别记得一间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而他们在地板上也自得其乐。第二天当伊万又假惺惺地提到“感激”时，他勃然发作道：“你们管这个也叫感激。”
“不是很多人自己过日子时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厨房和淋浴间的……还有两间房间呢。”
“我并不是抱怨这个。但他们向我保证过不会只让我一人在这儿。他们答应过我的妻子和孩子随后就到。”
他强烈的怒火也使伊万不能再心安理得了。伊万说：“这需要时间。”
“我连份工作也没有，靠施舍过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社会主义？”
“安静，安静。”伊万说，“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不用掩护你之后……”
卡瑟尔几乎要动手揍伊万了，他看得出伊万也明白这一点。伊万咕哝着什么，沿着水泥楼梯退了回去。
2
或许有麦克风将这场争吵传递给了上一级部门，还是伊万做了汇报？卡瑟尔不可能知道，但不管怎样他的怒气奏效了。对他的掩护可以撤除了，而且他后来还意识到，连伊万也不见了。就像当时伊万被调离伦敦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伊万的脾性不适于掌控卡瑟尔，于是现在他就再出来露一次面——还算比较收敛的一次——然后便永远销声匿迹了。也许他们有一个控制组，就像在伦敦时他们有秘书组一样，伊万退回到了组里。这个行业里不大可能会有人遭解雇的，以免机密泄露。
伊万的谢幕演出是在一幢楼里充当译员，楼房离卢比扬卡监狱不远，同卡瑟尔走路经过时他曾自豪地向卡瑟尔指点过。早上卡瑟尔问他们去哪儿，他避实就虚地答道：“他们已决定分派你工作了。”
他们等待的屋子里排列着装帧简陋的书。卡瑟尔能读出其中有斯大林、列宁、马克思的俄文版著作——他很高兴地想到自己开始能认得印刷体的字了。一张大书桌上放着一本豪华牛皮封面的吸墨水纸，还有一尊骑士铜像，既大又沉，不像是用来作镇纸的——可能就是装饰品。书桌之后的门里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矮胖男人，留着蓬乱的灰发和被香烟熏得焦黄的老式八字胡。他身后跟着一位穿着得体、手捧卷宗的年轻人。他好比教堂里的助手，正侍奉着一位他所信赖的祭司，而那位老者尽管唇须浓密，和善的笑容以及伸出的似要祝福的手里却不乏某种祭司的气度。他们三人之间交换了许多谈话——问题及回答，然后伊万开始了翻译。他说：“这位同志想让你知道你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他要你明白，正是你工作的这种重要性使我们认识到在高层次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两个星期你都处于被隔绝的状态。这位同志急切地请你不要误解为那是对你缺乏信任。我们希望能在恰当的时候向西方媒体披露你在这儿。”
卡瑟尔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还能在哪儿呢？”伊万翻译过去，那老者做了回答，而年轻的助手闻声微笑起来，同时目光低垂。
“这位同志说了，‘心里有数不等于公开发布’。只有当你正式现身于此时新闻机构才能发布。审查制度会监控的。我们很快会安排一场记者招待会，然后我们会让你知道该对记者说什么。也许我们会事先演练一下。”
“告诉这位同志，”卡瑟尔说，“我想挣得我在这里的居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