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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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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瑟尔在伯克翰斯德车站把自行车留给检票员，然后登上去伦敦的月台。这些上班的人都很眼熟——他甚至跟其中几个点头示意。十月的寒雾栖于城堡前的草绿色池塘上，并顺着垂柳滴入铁路那头的运河。他在月台上来回踱步。他觉得他能认得所有面孔，只除了一个穿着破旧的兔毛大衣的女人——女人在火车上并不多见。他看着她上了一节车厢，于是也选了同一车厢以便更近地观察她。男人们看起了报纸，这个女人则打开一本丹尼斯·罗宾斯的平装本小说。卡瑟尔开始读《战争与和平》的第二卷。在公开场合用这本书来消闲是违背安全条例的，甚至是小小的挑战。“向这条似可划分生者与死者的界线跨出一步，就会面临未知的痛苦和死亡。那儿是什么？谁在那儿？在这片田野、树木、阳光照耀的……”他转向窗外，似乎在用托尔斯泰的士兵的眼光看着平静如镜的运河指向鲍克斯摩尔。“屋顶后面？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逾越这条界线是很可怕的，但又很想逾越它。”[14]
火车停靠沃特福德时，卡瑟尔是唯一离开车厢的人。他站在一字排开的出口处，看着最后一个乘客通过栅栏——那女人不在其中。出站后，他在等公共汽车的队列之后犹豫了片刻，同时留心着人们的面孔。然后他看了看表，刻意做出个任何一个想观察他的人都能注意到的不耐烦的表情，然后继续向前走。没有人跟着他，他可以肯定，但还是对火车里的那个女人和自己对制度的小小挑战感到有些担忧。真是得谨慎小心。路过第一家邮局时，他给办公室打电话找辛西娅——她总是比沃森、戴维斯或他自己早到半小时。
他说：“请你告诉沃森我要稍迟些到好吗？没办法，我在沃特福德下了，去找一位兽医。布勒得了一种很古怪的皮疹。也跟戴维斯说一下。”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有没有必要真去找兽医，以证明自己的托词，但他拿定了主意不去，有时候太过小心与太过粗心一样危险——简单永远是最佳方案，这跟尽可能说实话是一个道理，因为实话远比谎言要容易记住。他走进了他脑子里那张表里列的第三家咖啡屋，并在那里等候。他没有认出尾随入内的、穿了件旧大衣的瘦高男子。男子在他桌旁停下说：“对不起，请问您是威廉·哈特查德吗？”
“不是，我名字叫卡瑟尔。”
“很抱歉。你们长得像极了。”
卡瑟尔喝了两杯咖啡，拿起了《泰晤士报》。他很欣赏这家报纸一贯尊重读者的风格。他看见那人在五十码开外的马路上系着鞋带，他体验到一种熟悉的安全感，他曾在从医院病房被推去做一个重要手术时有过类似的感觉——他感到自己重又成为传送带上的一件物品，被送往一个既定的终点，不用肩负对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他自己身体的职责。不论好坏，反正有别人照管了。一个顶尖的行家里手。这也应该是死亡最终降临时的情形，他寻思着，同时慢悠悠又轻快地跟着陌生人。他一直希望在迈向死亡时也有着如此的感受：从此于惶惶不安中解脱出来。
他注意到他们走的路叫“榆树景”，尽管望过去根本没有榆树或任何其他树，而他被领着去的房屋与他自己的家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前门上还有类似的茶色玻璃镶板。也许过去也曾有位牙医住过。领路的那个瘦削男子在一个小如台球桌般的前花园的铁门口驻留了片刻，才继续向前。门旁有三个铃，但只有一个标有指示牌——破旧不堪，字迹不清，只见末尾是“限公司”。卡瑟尔摇了摇铃，同时看见他的向导已过了“榆树景”向另一头折回去。当他走到房子对面时，从袖子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这大概是解除警报的信号，因为卡瑟尔几乎立刻听到了里面下楼梯的咯吱咯吱声。他不清楚“他们”是否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备潜在的盯梢者或在他叛变时以求自保——当然还要防备两者同时发生。他不在乎——他正在传送带上。
门开了，露出一张熟悉的却未曾料到的脸——热情满面的笑容以及湛蓝的眼睛，左脸颊的一块小疤是他儿时在希特勒攻陷华沙时受的创伤。
“鲍里斯，”卡瑟尔惊呼，“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真高兴见到你，莫瑞斯。”
真怪，他想，这世上只有萨拉和鲍里斯称他莫瑞斯。对于母亲，在亲昵的片刻里他只是“亲爱的”，而在办公室他则生活在姓氏或字母缩写之中。顿时，他在这所从未造访过的陌生房子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破旧的屋舍，楼梯上铺着陈旧的地毯。不知怎的，他想起了父亲。也许在孩提时他跟父亲到过这样的房屋去看病人。
他从楼梯平台跟着鲍里斯进了一间正方形小屋，屋里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大幅带滑动滚轮的图画，画上有一大家子人正在花园里吃饭，饭桌上美味佳肴异常丰富。所有菜像是同时端上来的——苹果馅饼紧挨着烤牛腿肉，鲑鱼与一盘苹果跟汤碗挤在一块儿。还有一罐水、一瓶酒以及一只咖啡壶。几本字典搁在书架上，一根教鞭靠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些被擦去了一半、卡瑟尔也不认得的文字。
“在看了你最后一份报告后，他们决定派我回来，”鲍里斯说，“就是有关穆勒的那份。我很乐意到这儿来。我喜欢英国远胜于法国。你跟伊万处得怎样？”
“还行。只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想摸包烟，但是没有。“你知道俄国人的脾气。我感觉他不信任我。而且他的要求总比我所许诺你们任何人的都多。他甚至想让我换个部门。”
“我想你是抽万宝路的吧？”鲍里斯说着把烟盒递过来。卡瑟尔拿了一支。
“鲍里斯，你在这里的时候一直都知道卡森死了？”
“不。我当时不知道，直到几星期前。到现在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
“他死在了牢房里。死于肺炎。他们是这么说的。伊万肯定知道——但我是首先从科尼利厄斯·穆勒那里得知的。”
“这很令人震惊吗？在那种情形下。一旦被捕——就希望渺茫了。”
“这我知道，可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还能再见到他——在远离南非的某个安全之地——或许在我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为他救了萨拉而好好感谢他。现在他死了，没有听到我一句感激话就走了。”
“你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答。他会懂得的。你不必觉得遗憾。”
“是吗？人是没办法用理智驱除遗憾的——这有点儿像坠入爱河，坠入了遗憾里。”
他带着一阵强烈的逆反情感想道：这种境遇真令人忍无可忍，世上竟没有我可以推心置腹的人，除了这个叫鲍里斯的男子，而其真名我竟一无所知。他没法与戴维斯谈——他一半的生活是不能让戴维斯看见的，也不能和萨拉说，她根本不知道有鲍里斯的存在。有一天他甚至告诉了鲍里斯那个坡拉娜旅馆之夜，他知晓了关于萨姆的身世。联络员就有点儿像神父对天主教徒应有的态度——得不带情感地接受对方的坦白，而无论其内容如何。他说：“当他们换掉了我的联络员，伊万接手你的事后，我感到孤独得难以承受。除工作外我再也不能跟伊万谈任何事情。”
“很抱歉当时我不得不走。我跟他们争论来着，我尽力想留下来。可你明白你那个部门里的情况，我们这儿也一样。我们生活在箱子里，而蹲哪个箱子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比方他在办公室听得多了。敌对双方倒是分享了相同的陈词滥调。
卡瑟尔说：“现在该换书了。”
“是的。就这些吗？你在电话里发了紧急信号。波顿有新消息吗？”
“没有。我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
椅子很不舒适，他们分坐书桌两边，像一对师生。只是于他们而言，学生比老师年长了许多。嗯，这种情况是有的，卡瑟尔想，在忏悔时老人也可向年轻得可做自己儿子的牧师坦白自己的罪孽。在和伊万为数极少的会面中，谈话总是言简意赅，传递信息，接受问询，一切都严格围绕工作主题。面对鲍里斯他却很放松。“调到法国算是提拔吗？”他又拿了根烟。
“我不知道。永远无从知晓，对吗？也许到这儿来算是提拔。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很看重你最近的报告，认为我可以处理得比伊万更好些。要么是伊万让步了？你不相信波顿之说，可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认定你的人怀疑情报泄露了？”
“没有。可在我们这种游戏中，人会慢慢地更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且他们的确对整个部门来了次例行清查。”
“你自己说的可是例行检查。”
“是的，也许是例行公事，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公开化的，但我相信事情没这么简单。我认为戴维斯的电话被装了窃听器，我的也有可能，虽然我不大相信。不管怎样，最好别向我家发电话信号了。你们看了我关于穆勒来访和‘瑞摩斯大叔’行动的报告。如果你们也有泄露，那我祈祷上帝：情报在你们那边走的是另外的渠道。我有种感觉，他们可能递给了我一张做了记号的钞票。”
“你不必担心。我们对那份报告的处理极为谨慎。不过我认为穆勒的使命不可能仅仅是你所说的做了记号的钞票。波顿也许是，但穆勒不可能。我们已从华盛顿那里得到了证实。我们非常重视‘瑞摩斯大叔’，我们要你继续关注。这可能在地中海、海湾地区及印度洋对我们造成影响，甚至是太平洋地区。从长远来看……”
“对我而言没有长远了，鲍里斯。我实际上已过了退休年龄。”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