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页）
第二章
卡瑟尔通常能搭上六点三十五分从尤斯顿发出的火车。他乘这趟车可以准时在七点十二分到达伯克翰斯德。他的自行车就放在车站——他跟检票员认识很多年了，总是把自行车交给他照管。接着他骑车回家，这段路倒是更长些，也是为了锻炼身体——过运河桥、都铎学校，转入高街，途经那座灰色燧石砌成、供放十字军士兵头盔的地区教堂，然后再上奇尔特恩斯丘陵的斜坡，骑向他在国王路上那幢半独立的小房子。如果没有事先打电话告诉家里要迟回，他总在七点半到家。正好有时间向儿子道声晚安，并在八点开饭前小酌一两杯威士忌。
对于从事特别职业的人而言，一切日常琐事都弥足珍贵——也许这便是他从南非回国后选择重返故里的一个缘由：回到垂柳下的运河畔，重游母校，徜徉在一座曾经辉煌的城堡遗迹边，这古堡抵御过法国王子路易斯的围攻，据说乔叟还在这儿做过文书——谁知道呢？——也许只是某个匠人的祖传家业。如今只见得几个覆满青草的土墩和数段面朝运河及铁路线的石墙。再往外走便是一条长长的出城的路，走过路边的山楂藩篱和西班牙栗树，最终便可呼吸到乡村公地的自由气息。多年前，本地居民还努力争取过在公地放牧的权利，而如今在二十世纪，除一两只兔子或山羊，还有其他什么动物能在蕨草、金雀花和欧洲蕨中寻觅到食物，已很令人怀疑了。
在卡瑟尔的孩提时代，公地上仍残留着一战时由法学院学生组成的军官训练队在黏的红土里挖出的战壕。那些都是年轻的律师，他们在战死于比利时或法国之前本是作为社会正统群体的一分子从事着自己的职业。若对此缺乏适当的了解，走在这里是挺不安全的，因为这些古老的沟壑深达数英尺，以原先“老不齿部队”在伊珀尔[12]挖的为样板，初来乍到者得冒着猝然跌进沟摔断腿的风险。在这儿长大并熟悉地形的孩子则能自由自在地四处漫步，直到有关的记忆在他们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卡瑟尔出于某种原因一直记得很清楚，在不用去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有时便牵着萨姆的手，带他看公地上那些被人忘却的藏身之地以及种种危险所在。小时候，他在这里以一当十玩过多少次打游击啊。现在，打游击的时光又回来了，朝思暮想的生活成了现实。居住在熟识已久的地方，他感到了安全，正如年迈的老囚重返他所熟识的监牢一般。
卡瑟尔将自行车推上国王路。他回英国后通过一家建屋互助会买的房子。他本可以支付现金，从而少花些钱，但他不希望显得和左邻右舍的教书先生们有何不同——凭他们挣的薪水要积攒存款几无可能。出于同一原因，他保留了前门上那块绘有《微笑的骑士》[13]的华而不实的彩色玻璃。他不喜欢这种有色玻璃。他将其与牙科门诊联系起来——在外地小城市里，有色玻璃使外面的人没法看见椅子上牙科病人的痛苦神色——可还是由于邻居的门上都有，他也就情愿顺其自然了。国王路一带的教书先生是北牛津地区审美原则的拥护者，所以在这里他们中有很多都跟他们的助教一起喝茶，而要换了在班布里路[14]，他的自行车也不会水土不服，搁放在门厅或楼梯下面都很寻常。
他用耶鲁[15]钥匙打开了门。他曾想过买嵌入式插锁或是在圣詹姆斯街挑一把别致的丘博保险锁，但还是让自己打消了念头——他的邻居对耶鲁已很满意了，况且在近三年中唯一的偷盗案件也远在鲍克斯摩尔[16]，这也使他的想法失去了理由。门厅里没人；起居室似乎也是空的，他在敞开的门口就能看到；厨房里也静悄悄的。他立刻注意到餐具柜里苏打水旁并无威士忌酒瓶在那里恭迎主人。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卡瑟尔感到一阵虫噬般的焦灼。他叫了声“萨拉”，可没有回应。他立于门厅内的伞架旁，飞快地扫视着熟悉的陈设。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威士忌酒瓶——他屏住了呼吸。自从搬到这里，他总是很肯定地觉得有朝一日会有厄运尾随而来，他还明白真有祸事发生时自己决不能惊慌：他必须立即全身而退，不可留恋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任何一块残片。“朱迪亚的子民须往山中避难……”[17]出于某种原因，他想到了在财政部的表兄，好像后者便是可以保全他的护身符，辟邪之物。就在此时，他听见了楼上的说话声以及萨拉下楼的脚步声，便放心地舒了口气。
“亲爱的，我没听见你。我在和巴克医生说话。”
巴克医生跟随在她后面——一个中年人，左脸颊有一块火红的草莓色印记，穿浅灰色衣服，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支水笔，也许其中一支是查看咽喉的袖珍电筒。
“出了什么问题吗？”
“萨姆得了麻疹，亲爱的。”
“他会痊愈的，”巴克医生说，“让他静养就行了。光线别太强烈。”
“来杯威士忌吧，大夫？”
“不了，谢谢。我还要去看两个病人，实际上我的晚饭已经迟了。”
“他会是在哪儿感染的？”
“哦，现在流行病很多。你们不必担心。只是轻度感染。”
医生离去后卡瑟尔吻了妻子。他的手抚过她坚韧的黑发，碰了碰那高高的颧骨。他触摸着她黑色的脸庞轮廓，就像从白人宾馆台阶上的那些平淡无奇且凌乱堆放的雕刻品中挑出了一件上佳作品。他让自己放宽心，他生命中最珍爱的依然安全。一天下来，他总感到仿佛自己已抛下无助的她而一去多年。可是这里没有人介意她的非洲血统。这里没有能够威胁他们共同生活的法律。他们可以安心地过日子——或许将来也一直能这么安心。
“怎么了？”她说。
“我刚才很担心。进来时一切都好像乱了套。你不在起居室，连威士忌都找不着……”
“你真是个习惯性的动物。”
她倒威士忌时他打开了公文包。“真的一点儿没关系吗？”卡瑟尔问，“我从来没喜欢过医生说话的样子，特别是当他们表现得要让你放心的时候。”
“没关系的。”
“我能去看看他吗？”
“他睡着呢。最好别弄醒他。我给他喂了片阿司匹林。”
他把《克拉丽莎》第一卷放回到书架。
“看完了？”
“没有，我现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看完。人生太短。”
“可我以前还认为你一直喜欢读大部头呢。”
“也许我得试试《战争与和平》，再不读就没机会了。”
“我们没有。”
“我明天就去买。”
她已细心地按照英国酒馆的标准调了四份威士忌，现在她端给他，将杯子塞在他手里，似乎那是一封旁人谁也不准看的密信。实际上，他的酒量唯有他俩清楚：与同事乃至和酒吧里的陌生人在一起时他通常不过喝些啤酒。在他的职业中，稍沾点儿酒精都会招来猜疑的目光。只有戴维斯满不在乎地以他那种优雅的狂放连饮数杯而毫不顾忌会被谁瞧见，可是话说回来，他胆敢如此也出于一种十足的光明磊落。卡瑟尔早在南非坐以待毙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这种胆量和磊落。
“你不会介意的，对吧，”萨拉问，“如果只有一顿冷饭？傍晚我一直忙着照顾萨姆。”
“当然不会。”
他用臂膀搂住她。他们的爱之深，正像那四份威士忌一般隐秘。说与外人听只会招致危险。爱情也如同铤而走险。文学总是这样宣称。崔斯坦、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是勒夫莱斯[18]的情欲——他曾瞄了几眼《克拉丽莎》的末卷。即便对戴维斯，他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我喜欢我的妻子”。
“真不知道没了你我怎么办。”卡瑟尔说。
“和你现在差不多。八点钟晚饭前喝两杯双份的威士忌。”
“当我到家没有看见你以及威士忌时，我很害怕。”
“害怕什么？”
“怕只剩我一个。可怜的戴维斯，”他补充道，“回家时什么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