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第2页）

1925年的总统选举和兴登堡的胜利是在魏玛德国战争纪念这种钩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现在“人民的候选人”马克思（共和国的黑红金）和帝国兴登堡的候选人（旧帝国的黑白红）使用了对立的颜色。像钢盔队（SteelHelmet）这样的右翼老兵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拥有30万至35万成员）早就接受了兴登堡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谎言（myth），即德国帝国军队战败是因为国内民主政客的“背叛”，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1924年3月后，（钢盔队）拒绝接纳犹太人，把重点放在纪念战场的丰功伟绩上，比如与自己有关的战役，1927年落成的巨大的坦能堡纪念碑（TannenbergMemorial）修建在兴登堡（1914年9月在东普鲁士对决沙皇军队而大获全胜的著名战役地点）的附近。合伙反对他们的是拥护共和政体、反战和主要唯社会民主党人马首是瞻的“黑红金”国旗队（ReierBlack-Red-Gold）。该组织成立于1924年，1925年至1926年期间其成员增加到90万人左右。最近本杰明·齐曼（BenjaminZiemann）认为“国旗队”在魏玛共和国的纪念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不足以确保压倒那些主张反共和、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观点，以及完全主导关于战争经历的民主叙事。因此，“战争记忆”仍然是支离破碎的，是政治斗争话语的场地，而不是建立民族团结意识的手段。

然而，“战争记忆”不仅仅是老兵及其家人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威尔特（MichaelWildt）所说：“对于德国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年龄不够，没有被征召入伍。然而他们毕竟长大了，不可能把那场战争只当成一个遥远的童年回忆。那场战争也成为他们的肉中刺，提醒他们错失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后来在党卫军或党卫军的精锐安保组织黑衫队（schutzstaffel）中一路飞黄腾达，直至担任高级职务。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1923年加入纳粹党，1929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司令（ReichsftihrerSS），当时年仅29岁。战后德国海军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于1931年被任命为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人，1939年升任党卫军安全总局局长，当时年仅35岁。这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兵加入了纳粹党及其警察和恐怖机构，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是由共同的阶级利益意识，或对共同战争经历的记忆黏合在一起，而是由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坚定信念连成一体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中招募来的，就像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一样，他们也被纳粹党领导原则背后的军国主义价值观、男权意识所吸引。然而，吸引他们的还有其他东西，即纳粹竭力将战后世界描述成一个被政治动乱、性混乱和经济动**永久统治的地方，“和平”即使在1924年至1929年的那些年里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由此看来，摆脱这种永久紧急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由一场运动提供等级制度和纪律，这个运动比任何其他民族主义小团体更能够以建立激进的社会秩序的名义来使暴力合法化并动用暴力。

最后，从更为平淡的意义上看，“希特勒运动”在争取全国声望的运动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这是由于在1928年5月选举中表现不佳的DNVP或称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yNatioy）所采取的激进的右翼运动所造成的。1928年间，德国国家人民党参加了各种“资产阶级”联盟，但拒绝为1928年6月上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服务。相反，它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新闻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Hugenberg）。他决心利用自己庞大的媒体帝国暗中支持针对魏玛的“全国反对”阵线的重新结盟和巩固的进程。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在钢盔队、泛德联盟、国家乡村联盟和纳粹党的支持下，1929年7月胡根堡发起了一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投运动，《杨格计划》是解决德国向协约国赔款事宜的修改方案。

公投最终在1929年12月22日举行。仅赢得580万张选票让其支持者明显感到失望，因为票数远低于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所需的2100万张选票。尽管如此，纳粹由于参与了这一民族主义的联合计划而成功地获得了知名度。在1929年至1930年冬季所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的表现略有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弱点。例如，纳粹党反复指出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4年批准了《道斯计划》；在竞选资料中加入对帝国总统兴登堡和穆勒政府的猛烈攻击；以及支持泛德联盟提出的、但遭到德国国家人民党温和派反对的建议：在公投中增加一项将使任何寻求批准《杨格计划》的政府部长都可能因叛国罪而受到刑事起诉的声明。这样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就能够慢慢地智胜和取代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所谓的“青年党”主要的和更活跃的右翼反对派。

大萧条及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评价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或不稳定程度一直存在分歧。然而，尽管纳粹在《杨格计划》公投期间表现出坚持民族主义，并在1930年突然成为关键反对党，但成为许多人共识的是纳粹本身并不是1933年他们上台的主要决定因素，大萧条给德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比纳粹党做没做什么事情重要得多。这首先是1929年10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引起的，并在1932年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当时有600万德国男子失业，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1928年记录水平的58%。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大萧条加速了上述右翼势力的重新结盟，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的表面下酝酿的一场更为普遍的“古典现代性危机”（Peukert），大萧条将其推向紧要关头。虽然魏玛时代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些项目在1930年以前比其他项目更成功，但都戛然而止，国家支持的失业保险基金很快就在需求的重压下崩溃了。保守派经济学家和商人现在要求限制工会权力，认为工人的工资在经济繁荣时期太高了。面对自1924年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1929年经济紧缩更使之雪上加霜。农业专家预测，除非采取激进措施增加关税保护或政府补贴，再或者结合两种措施，否则农业部门将很快崩溃。教会和政治领袖，甚至一些工会老板联合起来反对所谓的双赚（Doppelverdiener），即将“自私”的已婚妇女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让她们回到家中为男性或单身女性让路。最终，1932年5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解雇在政府就业（stateemployment）的已婚妇女的法案。随着魏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人们也开始呼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解决预测者提出的可能成为“过剩的一代”（永久失业毕业生）的问题。反犹太主义学生团体很快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寻求更直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办法是对上大学的犹太人人数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加紧了他们针对废除《刑法典》第218条禁止堕胎的规定的长期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妇女的生殖权利作为阶级斗争和改善普通工人生活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许多“非政治”型专家也提出了激进的削减福利法案的新方法，例如通过推行“有遗传病的患者”“自愿”绝育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在1933年被纳粹强制执行）；将城市长期失业者重新安置到农村土地安置点，以及为失业青年建立新的劳动服务计划。除了反对双赚运动的部分例外，很少有迹象表明保守派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一些人把“危机”本身视为一种创造力，尤其是那些预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终结的共产党人，以及鼓吹民族革命以及“净化性”暴力和“行动”的新政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民主价值观也被体制本身的支持者大大削弱了。早在1930年3月27日，赫尔曼·穆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因未能就未来失业福利水平达成妥协而垮台之前，联合政府中的中间党派和中右翼政党曾计划组建一个新的少数党政府，由同样的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做支撑。兴登堡听从了他的军事和文职顾问圈子里的反共和分子的建议，拒绝把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交给穆勒。[2]后者的继任总理，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tralParty）政治家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g）决定，无论有没有国会多数人的支持，都要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依赖兴登堡的恩宠，导致了议会统治的实际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更专制的总统政府。

新的政治气候使得纳粹受益，他们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重大突破。选举是在兴登堡下令1928年议会提前解散时举行的，兴登堡的目的是为布鲁宁削减预算赢得某种多数人的赞同，但这是注定会失败的。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较小的中间党派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问题上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在国会为布鲁宁的经济措施提供战术支持，结果信誉扫地。事实上，唯一能在1930年9月增加选票份额的政党是共产党，尽管该党比纳粹温和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代表未能尊重选民的反紧缩裁定，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容忍”布鲁宁的少数派政府，议会体制变得更加声名狼藉。当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再“容忍”时，兴登堡只是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停止立法，从而回避了议会批准的需要。

事实上，国会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开会的次数从1930年的94次减少到1931年的42次，到了1932年只开会13次。政治争论现在从议会转移到了街头，身着制服的对立派们，如冲锋队、钢盔队（Stahlhel）、国旗队和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斗者联盟（theuFighters’League）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从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出于政治动机的战斗已经夺去了多达300人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一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另有数百人严重受伤。虽然纳粹有时会因为与这些暴力有明确的关系而受到负面宣传，但他们在声誉上也收获良多，成为最愿意与令人畏惧的共产党人较量的组织。1931年1月，冲锋队的成员为10万人，1932年1月为290941人，1932年8月为445279人，现在钢盔队远远落后了，但仍有约35万人。

与此同时，纳粹党更多在幕后耍的花招，不仅让议会也让整个魏玛政治体系在1932年夏天几乎陷入停顿。例如，当年5月12日，曾在穆勒和布鲁宁政府任职的高级军事将领威廉·格罗纳（WilhelmGroener）被迫辞去了总理一职，原因是他多年来成功地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虽然他远未被说服，但他首先支持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对冲锋队的禁令。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ry）国务秘书、军方和政党之间的关键调停人库尔特·冯·施莱彻，似乎担心格罗纳甚至还有布鲁宁仍然执着于凡尔赛体系及其裁军条款。在一劳永逸地推翻1919年强加给德国的所有军事枷锁的计划中，希特勒运动现在被视为一个可能的盟友，尽管职业军人也对冲锋队中要求将右翼准军事组织纳入国防军（theReichswehr）的那些人深表怀疑，但还是喜欢假装相信冲锋队仍然是一个致力于“国家观念”而非“政治”的机构。

更糟糕的是，1932年7月，布鲁宁的继任者，时任总理、高度独裁和极端保守的弗朗兹·冯·帕彭（FranzvonPapen），下令对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州政府发动非法政变，并立即将其部长和高级警察局长，特别是那些负责执行当时已被推翻的冲锋队禁令的人免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因为在那之前，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民主宪政的大本营之一。11天后，纳粹从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政党，赢得了37。3%的全国选票和230个席位，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到目前为止，问题已不再是魏玛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而在于谁能取代它：是由希特勒领导、拥有全部总统权力的政府（即由希特勒支持、并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联盟），还是一个由军队支持的独裁政权。由于兴登堡仍然拒绝考虑第一个选择，而希特勒在1932年8月被提议担任帕彭领导的政府的副总理时拒绝了第二个选择，所以德国政府继续陷于瘫痪状态。军队方面对帕彭内阁口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做出了积极回应，却与施莱彻提出的计划保持了距离。施莱彻曾让自己担任帕彭政府的国防部长，招募冲锋队成员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新民兵组织，接受未具体说明的军事化培训。

最后，大萧条加剧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分歧，即温和的、支持共和的社会民主党（SPD）与更为左翼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自1925年以来）支持斯大林的共产党（KPD）之间的分歧，回到了1914年至1919年的战争和革命时期。两党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两党继续获得36%至38%的全国选票。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人，实际上，在布鲁宁的紧缩措施下，他们的实际工资随着食品和其他价格的下跌而略有上升。社会民主党几乎成功地保住了其作为有组织劳工的主要政党地位。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它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业者和贫困化的城市选民的支持，把他们拱手让给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对布鲁宁的“容忍”令工人阶级大失所望，共产党也能够从这一点中获利。

德国的社会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在1932年初最为明显，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中间派政党一起，在两轮总统选举中支持兴登堡，使之成为最有可能击败希特勒的人。而此时共产党则提名自己的领导人恩斯特·塔尔曼（ErnstTh?lmann）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候选人。[3]此外，在1932年夏天，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在激烈的街头战斗中反复攻击对方和警察。无可否认的是，在1932年底的某些地区，对立的工人党之间有了更多合作的迹象，包括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阵线”。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合作，纳粹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然而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Winkler）所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而且社会民主党决心继续保持其最后一个权力堡垒，即在普鲁士统领州政府（和州警察）的地位。这就要求他们与中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这是他们至少在7月20日帕彭政变之前（事实上，直到7月20日之后，社会民主党部长在针对帕彭政府的法律诉讼中继续以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试图建立平衡的行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并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他们在1933年掌权的社会环境，希特勒也不是以多数票当选的，而1932年社会民主党被非法驱逐出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环境也不是其自身的责任。然而，纳粹除了从左翼阵营分裂中获利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斗争中，对老牌中产阶级新教政党的选举支持几乎完全崩溃，纳粹也因此受益。这些政党在面对大萧条的灾难时未能紧紧抓住选民；而对布鲁宁采取的不得人心的通缩政策，也不愿提出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经济方案。1930年9月，这一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第一次表现得清清楚楚，当时纳粹党以及各种右翼地区特殊利益集团都从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和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DVP）的失败中获益。1932年7月更是如此，当时由于政见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小政党的大批支持者也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保持稳固地位的德国北部和西北部农村新教地区，有一种脱离魏玛党（arty）的文化转向。在这些地区，选民长期以来感觉遭到柏林历届政府的忽视，甚至在1928年，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而特别利益党派的支持率则高达14。1%。正如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Bessel）所指出的，1929年8月之后，在民主德国，冲锋队的暴力也有助于在农民、农民的儿子和小商人中争取到新的支持。这一点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如果遭到突然袭击，普鲁士警察或左翼反对派无法轻易派遣增援部队。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也是如此，冲锋队偶尔还会与国防军的边防部队（Grenzschutz）进行非正式合作。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弗兰肯行政区（BavarianFrania），新教城镇科堡于1929年6月选举出第一个纳粹占多数的地方委员会。但此后对纳粹的支持方面最惊人的突破出现在德国另一端的普鲁士的一些辖区，诸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波美拉尼亚（Schleswig-HolsteinandPomerania），纳粹在1930年9月分别赢得了27%和24。3%的选票（全国平均得票率为18。3%），1932年7月分别上升到51。1%和48%。

纳粹党最初在北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和辖区中下阶层的选票，1930年在东部地区略微缩小。但到1932年7月，纳粹党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泛民的政党，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全国各地都有大批追随者。将1932年7月的结果与1930年9月的结果进行比较，很难判断全国各地支持率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纳粹宣传的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归功于上文所提及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魏玛德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化。当然在这个时候，忏悔和阶级忠诚在德国仍然很重要，而新崛起的白领阶层和在早期高通胀危机中失去了许多传统金融安全的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他们。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地区，纳粹的表现明显较差，民众对中央党或相当于中央党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支持仍然很强有力。同样，来自工业区和大城市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选民倾向于紧跟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然而，就像蒂姆·梅森（TimMa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承认的那样，左翼政党大约有1300万稳定的支持者，最多只占德国无产阶级家庭成人总数的一半。天主教的工薪阶层通常支持中央党，而其余的则由数百万农村劳动者、工匠、手艺人、小商人、退休和半退休的战争伤残人士、失业的退伍军人和非工会成员组成。这些人与新教的中下阶层类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天主教或老式普鲁士保守主义等既定意识形态保持非常松散的联系。

在1933年之前，德国的电台不能用于政党政治广播。群众大会和公开集会，再加上大量散发海报和宣传传单，是选举时政治交流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并被纳粹党及其反对者广泛使用。继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失败之后，该党还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吸引女性选民加入纳粹的事业。一方面正如海伦·博克（HelenBoak）所表明的那样，至少在新教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在该党的支持者中，女性人数开始超过男性；另一方面，外交政策问题被悄悄搁置一边，因为它不可能为纳粹党赢得任何额外投票，特别是在1932年6月至7月洛桑会议取消赔款债务之后。

1932年选举期间，纳粹党使用最频繁也是最简单的口号是“面包和工作”，其次是尊重母亲和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尽管这类主题也被诸如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中央党等对立政党所采用，但事实上，让纳粹表现出众的不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而是他们传达这些信息的方式。正如历史学家温克勒所指出的那样，1932年5月10日，该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格里格·斯特拉瑟在国会上公开承认，他从俄罗斯出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德国自由工会的首席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沃廷斯基（WladimirWoytinski）提出的建议中，偷取了一些创造就业的想法。考虑到纳粹党与布鲁宁政府及“体制党派”（systemparties）之间的政治距离更大，他自己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比沃廷斯基的计划更可信。

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纳粹也越来越擅长有的放矢地将他们的信息瞄准特定的选民群体，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人、农村工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教师、战争遗孀、退伍军人，甚至律师和警察。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以前的政治归属和政治忠诚已经很薄弱，或者已经有了为保守、民族主义权利投票的传统，仅仅是一小撮组织良好的纳粹活动分子出面就足以胜券在握。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全国层面是在1931年7月，当时规模相对较小，但非常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cherStudentenbund）在激烈的选举后成功地接管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学联（Allgithienauschuss），该联盟于1926年才成立。1932年3月至7月，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城镇和农业区，甚至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这种现象再次发生。此外，被纳粹信息的“新鲜感”和活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年轻选民或第一次投票的选民。正如于尔根·法特（JurgenFalter）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复杂统计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纳粹党是得到了所有其他政党的投票，尽管更多的是来自右翼而不是左翼。纳粹选民的平均年龄虽然很难完全精确地判断，但可能略高于其他政党的年龄标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此外，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清楚地知道，凭借在全德国平均37。3%的支持率，想要赢得绝对多数是不够的。尽管他们将宣传的重点集中在希特勒身上而不是宣传整个政党，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如果往前推进的声势不够，可能会导致这场运动消解，特别是时下更多急躁的暴动者要求立即夺取权力，更多温和派则在考虑如何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而就像纯粹主义者戈培尔所担心的那样，这些政党会冲淡纳粹的信息（尽管他也曾在1932年中期短暂地有过与中央党结成“黑褐色”联盟的想法）。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决心展示纳粹反对“反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激进的资历，在1932年11月，戈培尔在柏林与当地共产党人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协议，以支持针对由社会民主力量控制的市政交通当局而举行的罢工。然而没过多久，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就恢复了对街道的持续争夺战，前者故意把后者在像威丁（Wedding）和纽科伦（Neukolln）这样的无产阶级社区中的一些据点作为攻击的目标。

通往权力之路

1932年11月6日，在柏林运输罢工最终失败的前一天，德国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这一次，尽管纳粹党仍然是最大的政党，但还是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席位。朗格里奇（Longerich）怀疑，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戈培尔与共产党关系的影响（不用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实际上从14。3%上升到了16。9%；而在柏林，该党的得票率为31%，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为23。3%，纳粹为26%）。就目前而言，帕彭完蛋了。当年12月2日，他的前盟友库尔特·冯·施莱彻接替他总理和议会部长（ReichswehrMinister）的职位。施莱彻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尽管他曾在不同时期与除共产党外的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人密谋过，但至少从书面材料上看，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为零。如果他能说服国家人民党和少数较小的右翼政党支持他，他最多可以指望584名议员中有65～75名议员支持他。面对议会重开后立即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可能性，事实上，他继续执政的最佳机会在于与国家社会党达成某种协议。另一种办法是要求总统再次解散议会，即使总统同意，他也只有60天时间，60天后新的选举又会举行。

然而，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斯特拉瑟没有和施莱彻策划过任何分裂纳粹运动的具体计划，他与兴登堡、希特勒以及内阁的大多数部长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糟糕。这使得帕彭——这位曾经是他的盟友、现在是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背着他进行协商想让希特勒担任总理，而他本人则担任副总理。在这一潜在集团的背后，主要的企业和土地利益集团都被动员起来，或者至少是支持除掉施莱彻。当时他们认为施莱彻与工会的关系过从甚密，甚是可疑，或者在土地问题上太不值得信任。然而，也不能像一些更粗劣的版本阐释的那样，错误地认为新的希特勒-帕彭政府只是一个为资本和旧的地主精英提供资金的工具。相反，关键的决定是在兴登堡狭隘的顾问圈子中做出的，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从上面”重新调整右翼势力，永久地将中间和温和的左翼政党排除在权力之外。

要扫除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总统本人。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任命“奥地利下士”担任总理职位，并在1932年8月宣布，“如果他将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对持不同观点的人采取如此不宽容的态度，他在上帝、良心和祖国面前都无法交代”。即便如此，兴登堡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在1932年3月至4月的总统选举中，他非自愿地依靠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赢得了多数，这加强了他的独裁倾向。他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就要与他现在所看到的布鲁宁和帕彭时代失败的政治实践保持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立一个稳定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府是必要的。很显然，施莱彻这样的老军事阴谋家就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