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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们内在的“自我”导致了我们所有的罪恶,但它也是我们的音乐、绘画和诗歌的源头。所以,那又怎样呢?
阿可巴爵士的秘书艾哈迈德·阿里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他说,有人把一个被蝎子咬伤的女人带到他面前,跟他说,如果他把十六这个数字写在地上,然后用一只鞋子把它擦掉,这个女人就会痊愈。他不相信,但还是照着做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她走了,然后有人指出他写的不是十六,而是十三。从那以后,他就写十六了,治愈了几个人。
一个瑜伽士想过河,但是他没有钱付给船夫,所以只好在水面上踩水过河。另一位瑜伽士听说这件事之后说,这个奇迹也就只值坐渡轮过河所需的那点儿钱。
一个瑜伽士想要乘火车去某个地方,但是没有钱,他问站长能否免费乘车,站长拒绝了,于是瑜伽士就在月台上坐了下来。到了火车发车的时候,它发动不了。据说是发动机出了毛病,所以他们请了机械师过来,机械师竭尽所能,但火车还是发动不了。最后站长跟官员们说了瑜伽士的情况,他被请上了火车,火车立马就开动了。
术士和艾哈迈德·阿里一致认为铁路线上有一个站长可以治疗蛇咬伤,他们说,如果有人被咬了,他有权免费给站长拍一封电报,站长就会拍电报回来,治好病人。
我举办了一个小型晚宴。请了六个人,是几位哲学家、专家和学者。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瑜伽士通过戒律和禁欲所能获得的力量上了,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瑜伽士把自己埋在了一口枯井的井底,叫人们六个月之后再打开。如果他头顶温暖,那说明他还活着,应该让他苏醒过来;如果他头顶冰冷,说明已经死了,就可以把他火化掉。他们照做了,发现他还活着。他很快就苏醒了,现在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他还活得生龙活虎。这几个人要么见过他,要么认识见过他的人。他们认为这件事肯定是真的。
孔雀。我们开车穿过丛林。这片丛林不是特别密实,没过多久,我们就透过树木看到了一只开屏的孔雀,它的尾巴美丽极了。它迈步走着,骄傲而华贵,走路的样子透着一种独特的从容感,如此优雅,如此大方,让我想起考文特花园舞台上的尼金斯基,他走起路来就是这般的优雅、大方和从容。我从没见过比那只孔雀独自穿过丛林更动人心弦的景象。我的同伴叫司机停车,抓起了枪。
“我来打它一枪试试。”
我的心悬了起来,一动不动。他开了一枪,我希望他没打中,但他并没有失手。司机跳下车,把那只死鸟捡了回来,它刚才还那么欢快鲜活。这景象真是残忍。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孔雀胸肉。肉是白色的,鲜嫩多汁。在印度的时候,每晚吃的都是瘦骨嶙峋的鸡,能像今天这样变变口味,真是不错。
贝拿勒斯。没有什么比在日落前的傍晚泛舟恒河更令人印象深刻了。清真寺的两座尖塔耸立在这座城市上方浅白的天空下,看着这幅场景,实在令人兴奋不已。一种奇妙的平和感落在你的周身。万籁俱寂。
第二天早晨,在太阳升起之前,你驱车穿过这座城市,商店还没开门,有人裹着毯子睡在人行道上。三两一群的人走向河边,手里拿着铜碗,照例要去圣水里洗澡。你上了一艘游艇,由三个船工驾驶,慢慢地沿着河边的台阶向前划。一大早,还有些冷。台阶上的人分布得很不均匀,其中有一个台阶上不知道为什么挤满了人。台阶上和水边都是成群结队的人,真是不同寻常。沐浴者的浸洗仪式各不相同。对一些男孩来说,这是玩耍嬉戏的大好机会,他们潜入水中,钻出水面,然后又潜入水中。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项必须尽快搞完的仪式,你可以看到他们机械地做出虔诚的动作,在祈祷的时候喃喃自语。其他人则十分肃穆地对待这项仪式,他们向冉冉升起的太阳鞠躬,双臂伸开举过头顶,虔诚地祈祷着。沐浴结束的时候,有的人便和朋友们聊起了天,看来,这项每天的例行之事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去聊聊新闻和八卦。还有一些人盘着腿坐在那里冥想。有些人坐着一动不动,着实令人惊叹:他们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仿佛坐在一座孤寂的庙里。我看见一位老人,他的眼睛周围用白灰画了两个大圈,前额上画了一块长方形的图案,脸颊上画了一块正方形的图案,看上去就像戴了副面具。许多沐浴者洗完了澡,仔细地擦洗他们的铜碗,他们要用这个铜碗把圣水装回家。
这种场景令人感动、令人兴奋。熙熙攘攘、嘈杂来往的人群有一种沸腾般的活力。相比之下,那些静坐的人们愈发显得沉默、静止和超脱了。
太阳升得更高了,笼罩着这景色的灰色光线变成了金色,给它涂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色彩。
他是个结实的小个子男人,走起路来神气活现。他有一颗圆圆的光头,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他是政府的工程师,负责修建道路、水坝和桥梁。他的平房就在河的对面。客厅里摆着几把舒服的扶手椅,中间摆着一张雕花的印第安桌子,墙上挂着精美的木雕,雕刻的是神话里面的场景,还挂着他捕杀的动物头颅和镶框的照片。在游廊和河流之间有一片细长的小花园,里面长着一棵树,这棵树的美让我印象深刻。它的叶子并不密,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枝干,它们在天空的映衬下呈现出精美的图案。它很可爱,但是工程师显然没有注意到它的美,他一定觉得我这么说很好笑。
我们谈论射击,他提到他曾经打死过一只猴子。“我永远不会再开枪打猴子了。”他说,“我当时正在修路,所有的劳工都罢工了,总共有六百来人。因为工头病了,他们担心他会死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不干了。我尽了最大努力想要他们留下来,最后他们说,如果能杀一只猴子,他们就可以留下来,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取猴子心脏里的血液,用它治好工头。嗯,我不能让工程停下来,所以我拿起枪,沿路往前走。通常周围会有很多猴子在那里玩耍,黑脸的猴子,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了一只。我瞄准它射击,但只打伤了它。它跑向我寻求保护,一直在叫唤,呼喊得像个孩子。”
“后来工头好了吗?”我问。
“嗯,他真的好了。不管怎样,我到底是把路修好了。”
范·H。他大约六十岁,是个大个子,肚子大大的,长着一张肥厚的大脸和一个大鼻子,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很健谈,遣词用句十分准确,但带着点儿口音。他嗓门很大,举止欢快。他年轻的时候肯定长得不好看,现在,他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又那么胖,虽然从他的大个头来看,他还算“举足轻重”,但他既不尊贵,也不引人注目或让人印象深刻。他在东方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最先去的是爪哇。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一位梵文学者。他广泛涉猎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的兴趣自然是在赫拉克利特上,书架上放着所有现存的与赫拉克利特有关的文学作品。他的公寓里摆满了书。墙上挂着许多藏族的小旗子,屋里到处都摆着藏族的铜饰。他在西藏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贪吃,还喜欢喝啤酒。在利德比特的影响下,他成了一名见神论者,去了印度,在阿迪亚尔做了几年图书管理员,但后来和贝赞特夫人发生了争吵。当我问他对圣雄甘地的存在与否有何看法时,他说,他认为关于圣雄甘地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大约各占一半。虽然他早已失去了对神智论的信仰,但他仍然对利德比特怀有极大的崇拜之情,并相信自己拥有超自然的力量。我认为现在佛教才是他真正的信仰。
他年轻时,在爪哇雇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和他一起旅行了九个月,然后给他讲了自己的身世:他是个爪哇苏丹的后裔,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伤心欲绝,隐居丛林,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后来他加入了一群烧炭工,和他们一起住了几个月。有一天,他们对他说,这不应该是王储后代的生活,并说服他去拜见一个陌生人。那是个茶园主,是个爪哇人,大约四十岁,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某个著名的叛逃者本人(而不是他的转世),他在战败后便消失不见了(那那·萨希布就是这样),一百多年过去了,他却尚在人世。这个人叫他到巴达维亚去,在那里他会找到一个白人,他要在那里给他做九个月的仆人。他还告诉他这个白人哪天能到。事实上,一切都和茶园主事先告诉他的完全一样,这激起了范·H的兴趣,于是他便去拜访茶园主。他看到的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人,此人深受百姓的尊敬,却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大家都认为他是那个古代的英雄,对此,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当范·H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指示那个仆人来巴达维亚服侍自己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有一种知识来自头脑,也有一种知识来自内心。我看了看自己的内心,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
一个年轻的军官乘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回家,在路上,有人看见他在甲板上阅读有关泰姬陵的书籍。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嗯,我在阿格拉待了四年,可从来没有去那里看过,但我知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我关于那里的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回家之前,最好把关于它的一切都记下来。”
泰姬陵。尽管我对它有过很多期待,尽管我见过它的所有照片,但当我第一次从大门口的平台上真正看到它的时候,我被它的美丽征服了。我意识到这是艺术真正动人心弦的地方,并试图趁它在我脑海里仍然鲜活的时候,发自内心地把它好好审视一番。我此时才理解,当人们说某某事物美得令人窒息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做一个无聊的比喻。我真的感到呼吸急促。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愉快的感觉,好像我的心在膨胀。我感到惊奇和喜悦,我觉得,我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是我此前正好在读数论派哲学,这个学派认为艺术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所以也许我此时只是忆起了这个说法,并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