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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除了对革命的恐惧之外，国家的权力是无限的，其行动的唯一限制是它自身的能力。因此，国家会把所有国营能够优于个体经营的行业国有化，而只把那些能通过个体贪婪更充分地发挥，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商业活动留给个体。国家决不能忘记曼德维尔（Mandeville）原理中的真谛：私恶即公益。
自由权：除非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赞成它，否则便没有这样的权利。
对个人而言，道德只不过是个人满足的表达，它只是一个美学问题。
强权即真理。责任或道义是不存在的。某种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和另一种行为一样都说得过去。道德的唯一标准就是国家的福祉。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默契：个人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考虑按国家利益行事。
哪怕有四千万人都在说同一句蠢话，它也不会变成一句睿智的话；如果智者骗他们说这句话很睿智，那他就是在犯蠢。
对宇宙和人类而言，一切都没有尽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道德标准取决于国家，而国家权力无限。强权即是真理。
发展进步有什么好处？日本人获取了西方文明，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马来人住在森林边缘，肯纳卡人居于肥沃的岛屿，他们难道没有住在伦敦贫民窟里的人快乐吗？这一切的归宿是什么？又有什么用处？我不知道答案。
快感是暂时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邪恶的，这是因为，人们能找到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吗？
认识到个体思想根本上的孤立性，是大有裨益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意识之外，我们对他人的意识缺乏特定的了解。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个性了解世界。倘若我们因为他人的行为与自己相似，就猜测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当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和我们毫不相像的时候，就会十分震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觉得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我差不多已经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人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得到快感。“快感”这个词会让禁欲主义者觉得不好听，很多人更喜欢把它说成“幸福”。但是幸福只能被定义为一种持久的快感状态，如果要谴责其中一个，那另一个也应受到谴责。假如构成一条直线的点都是“恶”的话，你就没理由把那条直线叫作“善”。当然，“快感”并不一定完全由感官享受组成，但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总会觉得它指的就是那些感官享受。对于一般人来说，与感官的快感相比，审美带来的快感、努力带来的快感和想象带来的快感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于当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些“快感”。
像歌德一样，有些人认为是和谐赋予了生命存在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像沃尔特佩特一样，认为是美给生命赋予了理由。但是当歌德告诉人们要全面培养自己的能力，嘱咐他们看到生命的全部时，他其实是在倡导毫不掩饰的享乐主义，因为人越是全面地发展自己，他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我认为，把美丽作为生命的目标和终点，是有些愚蠢的，这是一种只可同甘、不可共苦的信条，遇上不同寻常的压力，就会毫无用处。拉结（2）泣不成声，因为她的孩子拒绝她的安慰，然而那天的日落依然像往常一样壮丽。
良心。关于它的力量，约翰·亨利·纽曼在《自我辩护》里的一个注解中说得很好：人们“宁愿犯点儿错误，受到良心的惩罚，也不愿仅凭理性判断而尽善尽美”。
要是能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欧洲病的话，那会十分有趣：看看东方和非洲民族是多么沉着地期盼着它的到来。
完美似乎只是一种对环境的彻底适应。但环境是持续变化的，因此完美从来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创新是邪恶的，这在孩子和野蛮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野蛮人没什么兴趣爱好，他们的衣着都价值不菲，为的是能穿很久；他们的工艺形式很有限，因此他们陷入了保守主义。但是在人们心中也存在着对变革的喜爱，他们纯粹是喜欢变化本身，而在一种文明的状态下，它可以压倒旧时对变革的恐惧。文明人有各种设施可以用来获得变化，比如在衣着方面，可以靠着批量生产而做到价格低廉，款式多样；在风景方面，可以凭借便利的交通工具去欣赏千姿百态的风景。
同一句话在两个人身上永远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并且话里的词语向他们两人传达的第一感觉也大不相同。
没有人证明过阿波罗（Apollo）或阿芙洛狄忒（Aphrodite）不存在，人们对他们的信仰之所以会消减，只是因为那种信仰与人们的一般智力水平不再匹配。
人的尊严。当一个人肆意地、无比虚荣地把一切令人赞不绝口的优点都加到自己身上时，说到底，他就像那些东方小国的统治者，个个都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是大地的王者、太阳的兄弟。
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观点持怀疑态度，这是十分明智的。过去几百年里的那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观点，如今在我们看来，却错得十分明显，甚至有些荒谬。如今我们所接受的一些普遍理论，似乎都有着诸多令人信服、十分合理的根据，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也许就像那些我们已知是谬误的理论一样，并不可靠。这些理论或许与18世纪关于人类原始完美的假设一样，荒唐至极。
他们正在谈论V。F。，他们都认识她。她出版了一卷充满**的爱情诗集，里面的诗歌显然不是写给她丈夫的。一想到她竟然在他的鼻子底下红杏出墙了这么久，他们都哈哈大笑，而且实在想知道当他读到这些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段笔记给了我灵感，让我在四十年后写下了一个故事。故事叫作《上校夫人》（3）。
各种美德是根据其对社会的用途大小排序的。因此，勇敢高于审慎，人们会称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做无谓冒险的人是“好人”，其实他只是一个蛮干的家伙。勇敢中蕴含着慷慨大方，审慎中则有一些狡猾甚至卑鄙的东西。放纵是一种缺点，但并不明显地影响公共利益，因此人们看待它的态度就有些模糊。在某种程度上（起码在英国），它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反对，只有当人们的放纵影响了他人时才会受到谴责。人们对于那些自己可以从中以各种方式获利的性格弱点是宽容的。他们说那些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寻欢作乐上的人“不成器”，最糟也就只是说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每一代人都认为，前一代人比自己这代更有活力，品德更加高尚。人们总在抱怨世风日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史学著作中，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作家的作品里，在蒙田（Montaigne）以及当今作家的文章里都能找到这种抱怨。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讨厌变化，恐惧变化。习惯会变，但人不变。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看似不言而喻且最明显的观点。它们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小就听到它们被当作真理，而且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它们，因此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质疑它们。然而我们最需要小心权衡的恰恰是这些观点。
前一代人的假设往往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条，此时若去怀疑它们就有些荒唐。但是再过一代，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无用、过时、荒谬，于是弃之不顾。
（1）圣方济各（SanFrancescodiAssisi），1182—1226，宗教人物。
（2）拉结（Rachel）是《圣经》中雅各（Jacob）的两个妻子之一，此处引自《圣经·耶利米书》31章15节：“……拉结哭她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3）《上校夫人》（Theel’sLady），1946年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