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军事技术和杰出军事家（第1页）

第三节军事技术和杰出军事家

拜占廷帝国武装力量的强盛还依赖于其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拜占廷人继承古代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军事遗产，在军事技术领域颇多建树。正因为拜占廷军队是在古代军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得以在12世纪以前保持地中海世界军事技术的最高水平，是其它国家学习的榜样。4－6世纪期间，拜占廷人在构建大规模军事防御体系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尤其是在修建城墙方面发展出许多实用技术，城防工事体系包括作战、生活、武器储存、救护等比较全面的战争功能。7－9世纪是拜占廷军事技术大发展的世纪，例如海军战舰使用的三角帆可以更好地借助风力，加快船速；7世纪发明的“希腊火”对拜占廷海军作战能力的提高起重要作用；拜占廷军队还对重装骑兵进行改革。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项军事技术。

7世纪出现的希腊火据说是由一个来自叙利亚的名叫佳利尼科斯的希腊人发明的，此人曾在叙利亚当过建筑师，在寻找和研究建筑用防水材料时对炼丹术发生浓厚兴趣，后在长期研究中逐渐掌握火药的配制方法。阿拉伯军队侵占其家园后，他随逃难的人群撤往拜占廷帝国控制区途经小亚细亚地区时，发现当地出产一种黑色的粘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这种油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石油。他在石油中添加了其它易燃物质发明了希腊火。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它被称作“希腊火”，而在拜占廷文献中则被称为“**火焰”。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粘稠油脂，容易点燃，但不具备爆炸力，因此便于携带和运输。其性状如油，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经过配制的希腊火一般装入木桶，运往前线，士兵们通常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喷洒向敌人，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根据一部古书中的插图，拜占廷海军派遣轻便小船引诱敌军大船出击，在诱敌过程中将大量“希腊火”洒在水面上，点燃后借助风力烧毁敌船。喷射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大体类似于今日常见的儿童水枪，只是体积更大，喷口更粗，便于大量喷洒粘稠的希腊火。这种武器一经发明，在实战中给敌人以极大杀伤，发挥奇效，故被拜占廷军方视为秘密武器，皇帝亲自过问，指示负责军械和武器生产的官员在大皇宫内组织秘密研制和生产，由佳利尼科斯担任技术指导。有关的一切事情特别是这种新式火器的配方和制作过程严格保密，甚至不许用文字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保密措施才使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在浩繁的拜占廷帝国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从阿拉伯人的记载中了解它在实战中使用的细节。据说，保加利亚人在夺取大量希腊火**和发射管以后，因为找不到使用说明书而放弃使用。历史文献表明，希腊火不仅用于海战，也用于陆军防御和攻城战。在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希腊火的出现不啻为杀伤力强大的特种武器，而且因为其在陆地和水上都难于防御而成为中古海战的“核武器”，拜占廷人在战斗中屡试不爽，一直使用到1453年最终的君士坦丁堡保卫战。

拜占廷士兵常用兵器包括各种刀剑，根据6世纪完成的《战略》一书，剑有多种，如直式双刃长剑和短剑，长剑又有双柄和单柄之分，短剑仍为古罗马时代流行的式样，但是在拜占廷军队中不太流行短剑，因为拜占廷军队重视整体作战而轻视单兵决斗。长剑在骑兵和步兵中都很流行，据考古测定为94厘米长。与此类似的兵器为单刃弯刀，多为骑兵使用，分长柄和短柄两种。长矛也是拜占廷军队常用兵器，总长约四米左右，用整棵橡树苗为柄，带有尖锐的铁矛尖，长柄中部系有小旗和皮鞭，为重装骑步兵使用，而轻装士兵使用的长矛大多只有三米左右。10世纪以后，拜占廷人从罗斯人学会使用狼牙棒，由多面带齿的铁头制成，使用方法与罗马传统的战斧相似，即在两军对阵时首先被扔向敌方，而后发起攻击，或者在对垒厮杀中使用。战斧多为单刃，有园刃和直刃两种，劈型，斧背多有尖钉，使用方法大体与狼牙棒相似。拜占廷弓箭为木质皮弦，发射距离最远可达300米，步兵弓箭大于骑兵弓箭。骑兵使用的弓箭总长1。2米，射距不到150米。箭头多为金属制做，有青铜和生铁两种，个别的带钩刃。使用弓箭的技术是在6世纪以后开始的，分为地中海式和东方式两种，前者是以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向身体左侧引弓，而后者是以拇指向身体右侧引弓，据普罗柯比记载，拜占廷士兵因训练比较正规，故比波斯士兵技术更高，战斗力更强。据学者推测，引弓分左右的原因可能与排兵布阵的方式有关。

拜占廷军队没有火炮，据说火炮的制做技术早在13世纪即为拜占廷人所了解，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而无法制做。在攻城战中，拜占廷人多使用强弓硬弩，特别是抛石机比较常用。其构造并不复杂，在一根长梁上安置抛臂，由数名士兵向下猛拉抛臂，将石弹甩出。弩是步兵单兵使用的武器，能发射石子和箭。这些兵器在普罗柯比的《战史》中多有描述，而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保卫战记载中也常提到，可见它是拜占廷军队的常用武器，且不仅用于攻城，也用于守城。攻城兵器中集体使用的机械还有滚动塔楼，为木质长方梯形体，最高处设置攻击平台，其总高度依据被攻击的城墙高度而定，通体使用湿兽皮覆盖，以防火烧。塔楼下装有木轮，可以活动。在攻城中，高于城墙的塔楼用来施放弓箭，抛掷石弹，摧毁守城敌军。撞城门机也是木制的，可以前后移动，撞开城门。

拜占廷骑兵战术是从古代罗马军队继承而来的，但是有所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引进马镫子和为骑兵装备弓箭。罗马时代的骑兵尚不知道使用马镫，我们从7世纪拜占廷人的军事论著中发现有关的记载，大体可以推断拜占廷人使用马镫的时间是在7世纪中期或者更早些，可能是受游牧的阿瓦尔骑兵技术的影响。应用这项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大大提高骑手在马上的稳定性，使之能够腾出双手进行搏击或使用弓箭和其它兵器，极大地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另外，骑兵配备弓箭也增加骑手杀伤敌人的范围和突击能力。因此，拜占廷骑兵多用于进攻的前锋部队，据《战略》一书论述，骑兵在大规模作战中以其高度灵活性完成突击和包围的任务，一般将骑兵的三个冲锋队放在攻击线上，另有四个骑兵方阵在第二线后备，侧翼则有重装骑步兵作掩护，对敌军实行包围的骑兵布置在第三线上，在第一线骑兵攻击吸引敌军主力后实施包围。重装骑兵战术是罗马人的创造，《战略》一书讨论了3－4世纪罗马帝国军队使用重装骑兵抵抗波斯人进攻的案例。拜占廷重装骑兵配备长矛和弓箭，身着过膝长袍铠甲，战马用厚毡子披挂。到10世纪，重装骑兵及其战马都披挂战袍，有铠甲片和锁子甲两种，配以金属护臂、护腿和头盔。骑兵契型阵由400－500人组成，外围骑兵重在防护，阵中央配备弓弩骑手，他们首先确定攻击目标，而后以均匀的速度直接进攻敌人中军，其它轻装骑兵和步兵在侧翼跟随进攻。显然，骑兵在战争中发挥极大的突击作用。

拜占廷武器制造由国家严格控制，4世纪时，武器生产中心共有35处，其中15处设在东方，其它设在西方，均由皇帝任命的重要官员管理。武器作坊的劳动者被当作士兵看待，每人按月完成定额。生产定额以武器的重量计算，完不成任务的人将受到处罚。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廷帝国重要的武器生产中心，在皇城内设有“希腊火”制造作坊，在君士坦丁堡修道院内也建立冶铁高炉。除此之外，民间也有兵器生产作坊，打造士兵常用武器，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各地必须自行满足农兵自备武器的需求，但是，国家武器作坊是集中提供大批兵器的中心，如塞萨洛尼基兵器作坊于911年得到中央命令，要求提供20万支箭，3000支长矛和“尽可能多的”盾牌。

在军事远征中，拜占廷军队十分注意营地的安全，因此，扎营的地点和地形，军营的结构都是首先被考虑的问题，在拜占廷军事家完成的作品中，如何建立军营也是重点讨论的问题。一般来说，由专门的测量人员选定扎营地点，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水源、地形、交通灯。军营呈方形，分三圈安排，最外圈为步兵营，第二圈为骑兵和辎重营，中军大帐为全营的核心，是统帅和军官议事的地方。军营外围设立木栅栏和壕沟，挖掘壕沟的土石沿内圈堆成土垒。内部以十字型通道分区，这与古罗马时代的“T”型军营有区别。

拜占廷海军军事技术基本上沿袭古代希腊罗马海军的技术，战船以拥有一两排桨手的轻型船只为主，因其速度快称为“快船”，其结构并不复杂，分甲板上下层，上层是作战层，下层为桨手层，可载20－30人左右。船头设立藤条编织的盾牌，以防止弓箭和石弹的袭击。30人以上、70人以下的大船出现得比较晚，这种船的桨手大概增加到三层，甚至还设立大桅杆悬挂风帆助力。舰队中最大的船只是舰队的旗舰。在海战中，轻型船主要用于围攻和引诱敌方船只，而后使用“希腊火”烧毁敌船。轻型船只除了具有灵活和速度快的优点外，它还因吃水浅，可以在江河湖海浅水区行动而被广泛使用。较大的船只仿照古代希腊战船在船头部位装置尖锐的铁锥，以便利用冲击力撞沉敌舰。船上建立塔楼，以便士兵攻击敌人或冲上敌船。

拜占廷军事技术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平，对周围民族产生广泛影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其军事技术仍属于中古战争的范畴，还没有出现作为近代武器发展基础的火器。12世纪以后，突厥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事技术迅速发展，超过拜占廷人，特别是后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制造出大型火炮，他们聘请匈牙利人乌尔班指导生产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巨型火炮，其口径达99厘米，可发射1200磅重的石弹，正是这个乌尔班因为拜占廷人无钱制造重型武器而转投土耳其军队，也是这种火炮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廷国家的最后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学者分析，末代拜占廷人也学会使用了火器，可能属于最早的“火枪”。

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其中首推贝利撒留，他出生在色雷斯和伊里利亚交界的日尔麦亚。据同时代作家普罗柯比记载，他年轻时即显出过人之处，不仅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而且膂力惊人，善于骑射，特别重要的是他处事果敢、性格坚毅。优良的天赋使他能够从众多军事人才中脱颖而出，受到查士丁尼一世的赏识和信任。他曾被任命为皇帝卫队长和美索不达米亚督军，24岁时晋升为东部战区总司令。531年，贝利撒留率部巡戈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达拉斯城，与波斯军队相遇。面对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的40000远征军，贝利撒留镇定自若，以25000人迎战，凭借达拉斯城防之险和新的五军之阵，以少胜多，取得大捷。达拉斯战役大捷奠定其赫赫战功的基础，也使他展露出超乎寻常的战略天赋和捕捉瞬息万变的战机的能力，使查士丁尼一世对他更加赏识，故在收复帝国在西地中海疆域的战争中，被委以最高指挥权，他的军事生涯因此达到顶峰。533年，他受命统领15000人和大批战舰渡海直取汪达尔王国，开始征服西地中海世界的战争。经过代基蒙战役、特里卡马洛战役和伊彭城战役，贝利撒留生擒汪达尔国王盖利麦，取得征服汪达尔人的胜利。这次胜利为他赢得极大荣誉，他班师回朝后，查士丁尼举行盛大的凯旋典礼为之庆功，并授予他执政官荣誉称号。535年，贝利撒留再次领军向西渡海，开始征服东哥特王国，先后夺取那不勒斯和罗马，后审时度势，施展外交手段，诱骗东哥特军队投降，544年最终获得胜利。贝利撒留对拜占廷军事技术和战争艺术的贡献比其战功影响更深远，例如他组建的装甲骑兵成为其后拜占廷军队重装骑兵的前身，他首先在骑兵装备中引进的日耳曼式长矛和波斯弓箭奠定了拜占廷骑兵在此后数百年发展的基础。贝利撒留的军事成就使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

与贝利撒留同时代的纳尔西斯是查士丁尼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军事将领，他早年曾在皇宫中任宦官总管，因积极参与镇压君士坦丁堡“尼卡起义”而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535年受命前往亚历山大平息“一性论”教派**，取得成功，显示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此被晋升为“皇宫圣殿总管”和钦差督军率军赴意大利支援贝利撒留，取得显赫战功，解除哥特人对罗马城长达一年的围攻。545年，他指挥拜占廷军队取得色雷斯保卫战的胜利，而后被任命为意大利远征军司令前往亚平宁作战，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策略，首先击败西哥特人，迫使他们撤往西班牙。他联合当地部落酋长击退法兰克－阿勒曼尼人的进攻，并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稳固的防线，562年击退伦巴第人的侵袭。纳尔西斯作为宦官从事军事活动实属不易，且能大气晚成，年近50岁方有战功，并青史留名，可谓军事奇才。

塞奥弗鲁斯是9世纪拜占廷军事家，原为小亚西亚东部伊朗或库尔德血统拜占廷人，834年率部落军队投奔拜占廷帝国，接受基督教信仰，被任命为骑兵团指挥，因作战勇敢且忠实受到皇帝信任，与皇家公主塞奥多拉结婚。837年，他陪同皇帝塞奥菲鲁斯出征小亚细亚，攻占阿拉伯人控制的扎比特拉，夷平城池，并在次年达茨蒙战役惨败中救驾有功。他一生以骑兵作战著称，创造了许多骑兵突击作战的成功战例。

拜占廷帝国出了许多具有军事天才的皇帝，其中瓦西里二世是突出的代表，他是皇帝罗曼努斯二世的长子，两岁时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奥古斯都，但激烈的宫廷斗争使他长期生活在生死存亡的恐惧之中。他生性刚烈，果敢坚毅，少年时代便无心向学，热心军事。成年以后，他少年时代的许多玩伴成为其忠实的军队将领。正式登基成为皇帝以后，他为了亲自专心进行帝国军事扩张的指挥活动，终生不娶，身着军服，不带首饰，指挥作战和判决案件，亲临战场，很早便学习和锻炼成为优秀的骑手。在与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战争中，由于他常胜不败的名声而对敌人形成强大的心理优势，以至于敌军闻声而败。他以类似我国古代“围魏救赵”的战略击退保加利亚国王沙木埃尔对希腊中部地区的进军，迫使保加利亚军队仓惶后撤，退出希腊战场，表现了杰出的战略家才能。994年，瓦西里二世亲临西部防线大败沙木埃尔，而后率数千轻骑昼夜兼程，突袭叙利亚南部，取得胜利。稍后，他指挥西线部队再次击溃保加利亚人的入侵。在随后进行的西亚战争中，他率领拜占廷军队连续取胜，占领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北部，并乘乔治亚国王被刺身亡之机，吞并该王国。1001－1114年，瓦西里二世连续击败保加利亚军队，灭亡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由于他的军事胜利，拜占廷军队发展达到鼎盛时期，他也成为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

第四节雇佣兵

雇佣兵在拜占廷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拜占廷帝国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都城君士坦丁堡更是位于东西南北多条商路的交汇点，扼守欧亚交通要道和南北航道咽喉，虽然有利的地理环境使帝国占尽过境贸易的优势，但也长期处于外敌入侵的战争状态。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诸如哥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阿瓦尔人、伦巴第人、保加利亚人、罗斯人、帕臣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诺曼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些外部民族都曾入侵过拜占廷帝国，有的在长达几个世纪里成为拜占廷帝国的死敌，有的甚至给帝国造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可以说，拜占廷帝国千余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史。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拜占廷帝国皇帝常常采取雇佣外族军队的政策，以补充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问题。如果从广义雇佣军的视角观察，自早期拜占廷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大帝就将哥特人整个族群作为其军队的核心力量，组成哥特军团。而后，这些“为了金钱而打仗”的外籍雇佣兵在拜占廷历史上一直存在，只是他们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大小有所区别而已。总体而言，雇佣兵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和晚期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而中期拜占廷帝国推行军区制，其作用较小。早期历史阶段的雇佣兵只是拜占廷帝国本土武装力量的辅助部分，晚期帝国的雇佣兵则是战争的主角。

拜占廷帝国使用的雇佣兵成分极为复杂，一般根据战时需求而临时招募，并组建成为独立的军事编制单位，拥有各自部族的军事首领，并被指派明确的军事任务，战事结束后便自行解散。例如，哥特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伦巴第人、突厥人、瓦兰吉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诺曼人、罗斯人等都曾在帝国军队中服役。他们通常以小股部队的形式充当拜占廷贵族的私人武装，一些富有的权贵出钱雇佣他们只为看家护院。当拜占廷帝国面临强大的外敌入侵时，由于人力资源短缺，兵力不足，被迫雇佣外籍士兵，这时他们便被大批雇佣，整个部族编制成为独立军团参与作战。这种“蛮族”军团由皇帝直接控制，作为战时紧急增援力量听从皇帝的调遣。由于雇佣兵的职业化和临时性特点，拜占廷皇帝们通常认为他们更单纯，更具有战斗力，比由贵族子弟组成的禁卫军更可靠，因此常常用作御林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例如皇宫御林军中就有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诺曼人和罗斯人等“蛮族”人。而在帝国早期，许多皇帝都重用蛮族雇佣兵，他们甚至有机会与皇帝和朝廷高官保持密切关系而仕途顺利，不断升迁，担任高级军职，进入上流社会。君士坦丁一世、塞奥多西一世的哥特人雇佣兵就曾受到重用，其高级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只是由于希腊贵族的抵制与反对，他们后来才退出拜占廷帝国统治阶层。后世学者对这个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哥特人政策褒贬不一，有的甚至认为“君士坦丁对日耳曼军人的青睐导致帝国军队蛮族化。”[ArtherFerrill，TheFallofRomanEmpire[M]，London，1986，p。147。]6世纪时，拜占廷帝国为弥补兵源的巨大缺口，招募大量雇佣兵，莫里斯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将他们编制成以矛手为主的后备军团。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日耳曼部落和伊里利亚山民，尚武彪悍，战斗力极强，故在两军阵前常常决定战斗胜负。

11世纪中后期开始，拜占廷帝国雇佣兵逐渐占据军队主体的重要原因是军区制的瓦解，因为农兵的逐步减少和小农变为普洛尼亚依附农民，帝国朝廷就失去了稳定的兵源。同时，把持朝政的官僚贵族有意削减军费，降低军事贵族的地位，而将一些大领地的税收权下放给修道院或世俗权贵，规定他们要按照各自占有土地和租税的比例提供相应兵力，通过这种方式召集的士兵其战斗力远不如农兵。而且，由于战事久拖不决，服军役成为极其沉重的负担，小农无力继续支付农兵的开销，于是便采用交纳代役税的方法摆脱军事义务。[G。orsky:TheHistoryofByzae[M]，Oxford，1956，pp。293-294。]一方面帝国原有的以农兵阶层为基础的征兵体制和军事防御体制崩溃瓦解，另一方面外敌入侵的压力有增无减，这就迫使拜占廷政府不得不扩大雇佣兵的使用规模。马其顿王朝以后，拜占廷军队中的雇佣兵比例迅速增加，成分也更加复杂，几乎周边所有民族都有雇佣兵在拜占廷军队中“挣钱”，规模不等的法兰克人、达尔马提亚人、帕臣涅格人、伦巴第人、罗斯人、阿兰人、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库曼人和塞尔柱突厥人武装团队纷纷涌入帝国，有的提供临时服务，有的则作为常备军参战。根据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科穆宁娜的记述，其父阿莱科休斯一世（AlexiusⅠ，1081-1118年在位）统治初期，军队状况极其糟糕，毫无战斗力，特别是官僚贵族克扣军饷，降低军费预算，加剧了帝国军队的衰弱。这位皇帝努力改变这种现状，重新恢复了一些被取消的军事建制和舰队。据说，当时拜占廷帝国只能从安纳托利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征募到少量士兵。就是在她的这部传记中，我们了解到拜占廷帝国军队招募了诺曼人、塞尔柱突厥人、瓦兰吉亚人、保加尔人和法兰克人雇佣兵。许多雇佣兵还向拜占廷将领宣誓效忠，表明部分雇佣军性质向私人武装力量的转化。许多雇佣兵将领因为与皇帝阿莱科休斯一世过从甚密，而进入统治阶层，担任高级军职。例如，格鲁吉亚人乔治·帕库里亚努斯（GeePakourianos）和诺曼人君士坦丁·胡姆伯特普鲁斯（eHumbertopoulos）协助科穆宁家族军事叛乱，因此在阿莱科休斯当皇帝后，被任命为西部军队总司令和凯尔特人雇佣军团指挥官。他们在帝国与诺曼人和帕臣涅格人的战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3世纪初，拜占廷国家更是到了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因此不得不依赖雇佣军抵御外敌。皇帝和大贵族都在战争中雇佣外籍军兵，例如在“两安德罗尼库斯之战”、“两约翰之战”和“约翰祖孙之战”的多场皇族内战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雇佣兵便成为交战双方的主要兵力。在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战斗中，君士坦丁十一世能够指挥的军队主力主要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

雇佣兵的危害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拜占廷帝国国势衰微之际，其恶劣的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雇佣军导致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加吃紧，帝国政府被迫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加重税收或者没收大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政治局面动**不安。随着军区制的瓦解，小农阶层几乎完全消失，国家税源枯竭，国家从日益缩小的农业中征收的赋税逐年减少，难以支付雇佣军的大笔军饷。皇帝们甚至将帝国的贸易特权作为雇佣威尼斯舰队的军费，从而形成了军事财政的恶性循环。二是雇佣军的不可靠性加剧了拜占廷国家形势的恶化。在1071年的曼兹克特战役中，就是因为雇佣兵的溃败造成拜占廷帝国军队的全面惨败。1204年，受雇守卫君士坦丁堡的雇佣军因提高军饷的要求未获满足而拒绝参战，造成首都失守于数千人的第四次十字军。14世纪，由6500名加泰罗尼亚人组成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兵团也是因为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cusⅡ，1282-1328年在位）一时未能如约支付高额军饷而在希腊半岛大肆抢劫，给帝国造成巨大破坏。这支雇佣军**马其顿和希腊地区达数年之久，直到14世纪末才被驱逐。在他们为患巴尔干半岛期间，拜占廷城市工商业和乡村农业都惨遭摧毁。三是雇佣军的大量使用进一步瓦解了拜占廷国家的凝聚力，激化了各种矛盾。在拜占廷帝国军区制下，本土农兵参加战争属于保家卫国性质，他们英勇作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家园，整个社会也因此他们作战勇敢而感到自豪，文学作品中常把他们当做理想中的英雄看待。而雇佣军只是为金钱而战，他们出卖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只不过是其获取金钱的一种方式，只要出得起金钱，就可以雇佣他们打仗，从而将这种极具功利主义的作战思想带入拜占廷军队，严重瓦解了官兵的斗志。根据1453年君士坦丁堡守卫战的史料，参与守城的拜占廷兵士竟然因为计件核算军饷意见不合而拒绝修复被轰击倒塌的城墙，风气之败坏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在拜占廷帝国早期和中期历史上闻所未闻。以至于有些学者将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于其臣民缺乏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WarrenTreadgold，AHistoryoftheByzaeay[M]，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97，p。848。]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朝的皇族长期内战，交战双方都主要依靠外国雇佣兵，这种行为无疑于引狼入室，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充足的借口。后来成为拜占廷帝国掘墓人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是借充当拜占廷人的雇佣兵而渗透进欧洲，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桥头堡和军事基地，从小到大，终城帝国大患。

问题在于，为什么雇佣军具有如此恶劣的影响还会受到晚期拜占廷皇帝的青睐呢？事实上，使用雇佣兵可以解一时之难，尤其在兵力短缺时期，雇佣兵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可用之兵。但是，作为国家政策而大规模使用雇佣兵，甚至以雇佣兵为军队主体，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反映了晚期拜占廷国家统治阶层的无能和帝国气数已尽的无奈。如果像早期拜占廷皇帝那样，适当引用雇佣兵为辅助军力，并在皇帝直接控制下严格履行作战职责，战后还能够投入帝国建设工作，那么雇佣兵的正面作用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晚期拜占廷统治者使用雇佣兵是其国家破产危机日益加重的一种表现，他们在国内无兵可用、国外四面环敌的情况下，已经缺乏内力抵御外敌，因此其使用外籍雇佣兵无非是引入新的对抗力量来制衡迫在眼前的敌人，不仅无力控制而且增加了新的危险因素，等于“以虎驱狼”，引贼入室，作为拜占廷国家雇佣的最大一支外籍雇佣兵军团奥斯曼土耳其人就这样成为拜占廷国家最后的掘墓人。

第五节“外交”机构

拜占廷帝国长期处于外部民族的入侵威胁之中，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以武力保卫国家，而且在以战争方式不足以解决问题时，还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御敌的目的。在这个方面，拜占廷帝国也其狡诈的外交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