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降心辱志淟涊求全（第1页）
（二）降心辱志淟涊求全
明代宦官既然可以操纵大臣进退，而统治者又赋予干预内外政治的特权，口衔天宪，威柄独操，一切政务必须通过他们才能施行。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骨气的人只有柔媚取容，以求加官晋爵。正派的人呢，便宁愿遭受贬斥，也不和他们合作。但这也只是两个极端，这中间还有许多人既不愿苟合取容，但也不愿只求洁身自好，他们多半还想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建立一点功业，或是希望对宦官特务的横暴有点补救。但要想达到这目的，就必须降心辱志、隐忍委曲，去笼络宦官，甚至去巴结宦官。虽然这巴结和那些没有骨气的家伙动机不同、目的不同，但其为巴结则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这结果呢，便是借着宦官的力量或帮助，成就一些功业。明代有许多赫赫大事及一些名臣名将的大功大业，多半是这样造成的，说穿了也实在不好听得很。这些名臣名将委曲求全的苦心，对于明王朝的统治确是很有帮助（虽然统治者并不承他们的情，甚至还讨厌他们），他们补救了宦官的横暴，朝政的阙失，也就是和缓了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恨。明代中叶有几次都具备了灭亡的条件，然而竟没有灭亡，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这些名臣名将了。但由此也就明白这些名臣名将的苦心归根结底还是为统治者打算，于老百姓实是丝毫无关，而在和缓人民对统治者的愤恨这一点上去追究的话，则简直还是一种欺骗人民的行为了！
现在将这些名臣名将苦心孤诣借着宦官的力量造成的大功大业分述如下，至于一些小事便从略了。
周忱
朱祁镇时江南巡抚周忱，在任达二十年，兴利除弊，甚得人心，《明史》称他“历宣德正统二十年间，朝廷委任益专。两遭亲丧，皆起复视事。忱以此益发舒，见利害必言，言无不听”（219）。这种“委任益专”“言无不听”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他兴利除弊，甚得人心。而是由于他会巴结王振，于是王振特别帮他的忙，所以他才能“发舒”。这巴结的情形，说起来对于这位巡抚确是很难堪的。
周文襄忱之抚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吴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谲兼用。时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规度其厅事内室广狭长短，命松江府织绒地衣以馈。振铺之不爽寸分，因大喜。凡有奏请，其批答无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虏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观音，背镂云：“孝孙周忱进。”为司籍没御史钱昕所目睹。盖委曲以从事，亦豪杰作用。（220）
这样“委曲从事”，是不是“豪杰作用”，且抛开不谈，但周忱如果不这样做，他在江南那些事业一定施展不出，那倒是可以断言的。
李东阳
朱厚照时是宦官特务最横行的时代，前有刘瑾，后有江彬、钱宁等，恣肆横暴，天下骚然。正人去国，宵小幸进。但当时也还有几个“名臣”留在朝廷，和宦官们委曲从事，力谋匡救。如刘瑾时的李东阳、王鏊等，因循隐忍，和刘瑾敷衍，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补救，但暗中斡旋，有些事在无形中也就消去。
李东阳在正德初年原是和刘健、谢迁共同请诛刘瑾的，后来事情没有成功，他们三人都上疏乞去，但是“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这是因为他们请诛刘瑾的时候，在阁议中刘、谢二人都词色甚厉，惟东阳没有说什么，所以刘瑾还不甚讨厌他，就把他留下，为了这，刘健在临行时曾给他很大的难堪。
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221）
这个“默然”，是惭愧，还是别有苦衷，不得而知，也许两者都有一点，但留下却也有点好处，何良俊曾这样说过：
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健）、李西涯（东阳）、谢木斋（迁）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去，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有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222）
事实上李东阳也多少做了一点事：
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为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从者妄索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皆荷重校几死。东阳力救，璿等谪戍，奎、彧释为民。（按：东阳救崔璿、姚祥、张玮枷号事，据与东阳同在内阁之王鏊云：“此三人枷号，在瑾作威之初，公于时方称病不出，于何所奏？”（223））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次日，东阳等力救，会瑾亦廉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宥……瑾患盗贼日滋，欲戍其家属并邻里及为囊橐者。或自陈获盗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从事，东阳言，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也，乃免。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224）但这点成绩得来也实在不易。李东阳在刘瑾当政期间，也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侮辱。对刘瑾低声下气简直到了极点。
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构之瑾。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之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225）
从这以后，他才稍稍安稳一点，也就“一意奉瑾，每四方奉疏入，将批答，必先问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难处者，令堂后官抱至河下问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后下笔”（226）。而撰拟敕旨，也极为称美：
瑾自建白本，送内阁拟旨，东阳等必极为称美。有曰：“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等语。识者鄙之。（227）
甚至撰写碑文称颂：
正德三年十一月，刘瑾创玄真观于朝阳门外，大学士李东阳为制碑文，极称颂。（228）
然而就凭这样低声下气的巴结，有时仍不免碰刘瑾的钉子，比如有一次东阳眼看刘瑾困辱百僚太不成话，便上疏请宽恤，刘瑾就曾给他很大的难堪。
东阳疏言宽恤数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复奏，言：“粮草亏折，自有专司，巡抚官总领大纲，宜从轻减。”瑾大怒，矫旨诘责数百言，中外骇叹。（229）
至于他日常和刘瑾共事时，所受的委屈自然就更多了。
东阳这样因循隐忍，对刘瑾恭顺巴结，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一点。所以当时有许多人很不满意他，如他的门生南京吏部侍郎罗（左王右巳）就当面向他说：“吾不复为公门下士矣！”且写信给他正式提出，并劝他早早引退。信上大略说：“大事既无所措手，不俟终日，此言非欤？彼朝夕劝公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诟，百世之后，史册书之，此辈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左王右巳）门墙之籍。”东阳得到这信后，只有“俯首长叹而已”。还有人寄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日暮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鹧鸪”是说“行不得”，“子规”是说“不如归”，也是劝他引退的意思（230）。
平心而论，李东阳拉拢刘瑾，也的确是过于卑屈，甚至有失立场，但较之焦芳等狐群狗党来，动机却是完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而箬陂《继世纪闻》竟说韩文之劾刘瑾，由于李东阳党于刘瑾，事先告了密，以致失败。《四库提要》卷五十三也说是“其事容或有之”，这怕是不大可靠的。告密的是焦芳，不是东阳，而刘健、谢迁、李东阳请诛刘瑾疏，据说还是东阳起草的。（231）东阳虽巽顺，也还不致堕落到如此田地。王鏊和东阳同时在阁，对东阳素无好感，但他却说：“大抵李公在阁几二十年，因事纳言，周旋粉饰，不可谓无。”（232）这可算是持平之论。只是东阳在当时两面不讨好的情形之下，心情很为难过，据说他晚年和别人谈起受刘瑾委屈的事，还痛哭不已。（233）
王鏊
和李东阳同时和刘瑾委蛇因循的还有王鏊和杨廷和两人。
王鏊是正德元年和焦芳同时入阁的。在阁中对时事也颇多匡救，《明史·王鏊传》卷一八一称：
宪宗废后吴氏之丧，瑾议欲焚之以灭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从之。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几死，鏊谓瑾曰：“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衔尚书韩文，必欲杀之，又欲他事中健、迁，鏊前后力救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