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画记（第1页）

北京作画记

记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重庆金刚坡下，一个雪花漫天的日子，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名篇《沁园春·雪》，心情无限激动。那气魄的雄浑，格调的豪迈，意境的高超，想象力的丰富，强烈地感染着我。我喜欢画画山水，平时又喜欢欣赏诗词名画，可是，几十年来，不知画过多少次，却没有一幅满意的。

今年八月初，我从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作画归来，就接受了为首都人民大会堂创作巨画的任务，这幅画要求能体现出毛主席《沁园春·雪》中“江山如此多娇”的词意，画幅的面积高五米半，宽九米，这样的大挂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可说是空前的。而画的完成时间又很紧迫，要在国庆节前完成，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光荣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

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五十平方米的画纸，心中勾起了很多往事的回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画用纸是一种叫“丈二匹”的，实际上它不过高约四市尺一二寸，宽十一市尺左右。这种纸，清代乾隆、嘉庆时代最盛，到了光绪，就越出越粗了。

过去的书画家能够使用这种纸的，就说明有相当经验的了。明朝沈石田，自谓在四十岁以后，才敢画“大幅”。可是沈石田的“大幅”，据我所过目的遗迹，就没有大过“丈二匹”的。我在抗日战争前弄到了三张，宝贝似的带到重庆，日寇投降后，又带到南京，总是舍不得画，也不敢轻易画，实在是没有必要画。我曾和朋友笑谈过：我倒像沈石田，一九五二年我是四十八岁才第一次画了一张。过去，这种大幅画纸很少有人问津，如今却供不应求，因为很多画家都在不断地创作大画。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纸上。可是这么一张纸，却也侧面地反映了祖国民族绘画的升沉。

这样大的画幅，从哪里落墨呢？我和我的合作者关山月在酝酿构图时，虽然都认为应该着重描写“江山如此多娇”，然而只是在这首词本身的写景部分兜圈子，打算着重表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意境。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吴晗等许多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作画，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毛主席的这首词，虽然题的是“咏雪”，但它并不仅限于雪的描写，而是通过咏雪来描写祖国江山的辽阔广大，美姿多娇，即景生情，想到英雄人物为它献身，极其完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气概。主席写这首词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词里有“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东方红”了，它的光芒已经普照着祖国的大地，画面上一定要画出一轮红日。我们祖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当江南沃土在和煦的阳光下，盛开着万紫千红的百花，而喜马拉雅山上还是白雪皑皑，因此，在一个画面上同时出现太阳和白雪，同时出现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同时出现东西南北的地域，并不会使人感到矛盾或不调和。我们优秀的绘画传统，不是有过把四季山水或四季花鸟集为一图的吗？

在绘制过程中，我们一直担心着画的效果，每一次下笔，都研究再三。我们力求在画面上，把关山月的细致、柔和的岭南风格，和我的奔放、深厚混为一体，而又各具特色，必须画得笔墨淋漓，气势磅礴，绝不能有一点纤弱无力的表现。

我们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是一个新的尝试，表现技法上，固然需要不断摸索，就是所用的工具也得重新设计。例如，有些大笔和排笔的杆子，就有一米多长，像扫帚一样，调色用大号搪瓷面盆，一摆就五六个。在色彩调子上，如何取得统一调和，也要细加推敲。我们把近景的高山苍松，采取青绿山水的重色，长城、大河和平原则用淡绿，然后慢慢虚过去。远处则是云海茫茫，雪山蜿蜒。右上角的太阳，红霞耀目，光辉一片，冲破了灰暗的天空，使人感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开始，我们只着重地考虑到画面太大，不易处理，希望尽量小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画的实际效果与建筑物的结合。初稿画好以后，拿到现场，请负责同志审查，发现了一系列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周总理和各位领导同志来一看，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和精辟的意见：太阳画得太小了，特别是从八公尺宽的楼梯下面看上去，简直像个鸭蛋黄。画面太小了，天空灰调子太大，与雄伟的建筑物显得不相称……我们又曾经设想过：从画面左上角伸出一枝古松，以增加画的分量和掩盖大片灰色的天空，但这还是不能弥补缺陷。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应该把画面加高加宽，把太阳画大，不妨夸张一些，使人一眼看到就感觉“东方红，太阳升”的伟大气魄。我们回来便马上动手，把画面加大，把雪山加高，把太阳画得又大又圆，让朝霞的红光普照大地。

这次作画，从探索主题，经营位置……直到挥毫落墨，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党的关怀和鼓励。我们的一笔一墨，一点一画，都浸透了集体的智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导，给我们的鼓舞最大，我们挥起一米长的笔杆来，显得格外有劲。天地相接，山川相连，而终于一气呵成。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为我们这幅画题了“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我深深认识到这是毛主席对民族传统绘画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对全国国画工作者热情的鼓励，也是全国国画工作者的无上光荣。

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都是前人从未有过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正像工业、农业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一样，美术界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自四世纪初的顾恺之到二十世纪初的吴昌硕，不管他们画什么，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遥遥千六百年间，有谁能够和今天的我们——全国的画家相比呢？我们这次创作的大画，目前它在中国绘画史上虽说是空前的，可是不久便会成为“家常便饭”，人民公社的文化俱乐部或公共场所不是同样可以来上几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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