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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比我聪明得多的人，我不应该满足于跟随他们的脚步，这可能会显得有些傲慢。尽管我们彼此很相似，但我们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人（我们的指纹就已经表明这一点），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不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自己的生活模式。我想，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自我实现，但又带有一种强烈的反讽感。我应该在糟糕麻烦中尽力而为。我在本书开头谈到这个主题时，我回避了一个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我不能再逃避，我只能后退。我意识到，我已经处处把自由意志视为理所当然。我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意图和指挥自己的行动。在其他地方，我说话时又好像我接受了决定论。如果我写的是一部哲学著作，那么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将是可悲的。我不做这样的自吹自擂。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又怎么能解决一个连哲学家们都还在争论不休的问题呢？

不再去探究这个问题，似乎是明智之举，但这个问题却恰恰是小说家们特别关注的。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发现自己被读者强迫着做出刻板的决定。我在这之前就指出，观众是多么不情愿接受舞台上的冲动行为。现在冲动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强烈欲望，行动者并未意识到其动机。它类似于直觉，是你在没有根由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但是，尽管冲动也有其动机，因为不明显，观众们不会接受。看戏的人和读书的人都坚持要知道行动的原因，除非理由具有说服力，否则他们不会承认它的可能性。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与他的性格相称。这意味着作家根据他对观众的了解，必须按照观众所期望的那样去做。为了说服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巧合和意外，作家必须得用点计谋。对一个人来说，他们是决定论者，用个人顽固的偏见来藐视一切的作家，是不会成功的。

但当我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我不禁注意到，在那些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因素中，有多少可以归因于纯属偶然的环境。决定论告诉我们，人们在做选择时，总是遵循动机最强和阻力最小的原则。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总是遵循最小阻力原则，而如果我遵循最强的动机，那这个动机就是我逐渐发展而成的观念。用下棋做比喻，虽然显得有点陈词滥调，但用在这里却非常贴切。拿到棋子，我就必须接受每个棋子的走棋规则，我必须接受和我对弈的人的每一步棋。但在我看来，我似乎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好恶和看似完美的着数，随心所欲地行棋运子。我似乎不时地能做出一番并不完全确定的尝试。如果它是一种幻觉，那也是一种有效能的幻觉。我现在知道，我的走棋着数常常是错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却往往会走到目标终点。我希望我没有犯太多的错误，但我不会为此感到遗憾，我现在也不会让这些错误消失。

宇宙万物合力引发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其中自然包括我们所有的想法和欲望，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并非不合理。但是，一个行为，一旦被实施，从永恒角度来看，其是否是必然的，只有在你已经断定是否存在布罗德博士（Dr。Broad）称之为的“因果原本（causalprogenitors）”时才能做出判断，而这其实也未完全确定。休谟（Hume）很久以前就指出，因果之间并没有可以由思维感知的内在的联系。最近，通过观察某些显然无法确定起因的事件，不确定性原则（Prierminacy）已对迄今为止科学所依据的定律的普遍效能提出了质疑。看来我们必须对“偶然”再次予以考量。但是，如果我们不受因果律的约束，那么我们的意志就是自由的，这也许不是一种幻想。主教和大学的院长们都抓住了这个新概念，仿佛这是魔鬼的尾巴，他们希望借此把老魔鬼拉回来现形。无论如何，在主教的宫殿里，即使不是天堂，也会有很多的欢乐。也许赞美诗唱得太早了。值得记住的是，当今最杰出的两位科学家，对海森伯（Heisenberg）的原理都持怀疑态度。普朗克（Planck）表示，他相信进一步的研究将会扫除这一异常现象，而爱因斯坦（Einstein）则将基于此的哲学思想描述为“文学”。我想这只不过是在委婉地表示，他们是胡说八道。物理学家们自己也告诉我们，物理学正在取得迅速的进展，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期刊文献才能了解其最新发展。基于如此不稳定的科学所提出的原则来创建一种理论，无疑是草率的。薛定谔（Sger）本人也表示，目前不可能对此事做出最终和全面的判断。普通人保持中立是合乎情理的，但使自己或多或少地站在决定论那一边，或许是谨慎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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