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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详尽地论述思想剧，是因为我认为，对思想剧的需求导致了我们剧院可悲的堕落。批评家们大声疾呼有思想的戏剧。但是现在，他们无疑是戏剧中最差的评判者。考虑到戏剧吸引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观众，这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情绪感染，对剧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激起这种情绪感染，剧作家就必须让观众脱离自我，让观众成为他演奏的乐器，而他们给予的回应，包括共鸣、音调、情感都是他戏剧的一部分。但是评论家不是去感受，而是去评判。他必须远离观众中蔓延的那种情绪感染，保持冷静。他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随心而走，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他必须小心地不能成为观众中的一员。评论家在剧场不是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剧中，而是置身事外来观察这出戏。这样一来，他便无法和观众一起感同身受，因为他并不和观众一样参与其中。自然而然，同一出戏剧中他和观众所寻求的东西便不一样。而他也没有理由能找到他所寻求的，因为戏剧并不是为了评论而生。或者，至少它们不应该是为了评论而创作的。但剧作家是敏感的，当他们得知自己所写的剧本是对成人智商的一种侮辱时，他们就会感到痛苦。他们想做得更好，所以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仍然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坐下来写有思想的剧本。这是可行的，好的剧本可以给他们带来名声和财富，萧伯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萧伯纳对今天英国舞台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与易卜生的剧本相比，观众并不是都喜欢他的作品，但在看过他的戏剧之后，观众就更不喜欢那些按照传统习俗写成的戏剧了。他的弟子们想要追随他的脚步，但事实证明，没有萧伯纳的天赋，一切都是妄想。这些人中最有才华的是格兰维尔·巴克（GranvilleBarker）。正如他的戏剧表演中的许多场景一样，格兰维尔·巴克有成为一名优秀剧作家的潜质。他有戏剧天赋，擅长写轻松、自然、有趣的对白，而且他善于发现具有戏剧效果的人物角色。萧伯纳的影响，使他很重视那些司空见惯的想法，并认为他头脑中那种天生的发散性思维是一种优点。如果他没有被说服，并不认同公众都是些需要被威吓而不是哄骗的傻瓜，那么通过人们通常使用的“尝试错误法”，他本可以学着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他才可能给这个国家的戏剧舞台创作一系列优秀的通俗戏剧。然而萧伯纳的少数追随者只是复制了他的缺点。萧伯纳在舞台上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剧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他独一无二，因而无法效仿。他把自己的独创性归功于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当然不是他自己独有的，但以前从未在舞台上表现过。英国人，无论他们在伊丽莎白时代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多情的民族。爱情，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不如说是感情。为了繁育后代，他们能力十足，但他们还是本能地认为，性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他们更倾向于把爱看作是感情或仁慈，而不是**。他们赞同学者教授们在其学术著作中所描述的，将**升华，排斥或嘲笑其直白的表达。英语是唯一一种现代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们发现有必要从拉丁语中借用一个贬义词“uxorious（1）”，来表达男人对妻子的挚爱。在他们看来，一个男人为爱痴迷是不值得的。在法国，一个为了女人而倾家**产的男人通常会得到同情和钦佩。他们认为一切是值得的，当事者也会为此事而感到自豪。在英国，不用说别人，当事者本人也会觉得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这就是《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Antora）一直在莎士比亚的大戏中最不受欢迎的原因。观众们认为，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弃一个帝国是件可鄙的事情。事实上，如果这部戏不是基于公认的传说而改编的话，他们会一致断言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有些观众曾被迫坐着在剧场看完一场“为爱而阴谋”的戏剧，他们本能地认为，尽管爱是个美妙的东西，但并不像剧作家们所描绘的那样重要，因为生活中还有政治、高尔夫、所从事的工作等其他的事物。如果有哪位剧作家认为爱是一种麻烦，是次要的事，是冲动过后的即刻满足，其后果通常令人尴尬。对这些观众来说，碰到这样一位剧作家，无疑是一种慰藉。尽管舞台上所呈现的东西都会有些夸张（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萧伯纳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剧作家），但这种态度还是足够真实，令人印象深刻的。它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但是，如果不是多情的话，英国人也还是多愁善感的，他们觉得那并不是他们全部的真实。当其他剧作家重复以上的说法时，不是和萧伯纳一样，是出于一种个性的自然表达，而是因为这种说法引人注目而且颇有效果，因此，它的片面性让人感觉乏味且刻意。作家向你描述他的私人世界时，如果你感兴趣，你就会予以关注。但是，你没有理由再去费心地描述已成为二手的东西。因此，重复萧伯纳说过的话，是一件蠢事。

（1）uxorious，意思是“过分宠爱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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