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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代价

我们可以把近40年迅速工业化的代价区分为看得见的代价和看不见的代价。看得见的代价就是全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看不见的代价就是社会公德的败坏和社会性的腐败。

（一）看得见的代价

中国40年来的发展不再诉诸狂热的群众运动，而较为重视遵循科学规律。可惜，人们只遵循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规律，而忽视了生态学规律。自1978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各种工厂越来越多，每个工厂都遵循着科学规律进行生产，在中国大量生产的产品既出口世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又供全国人民由有节制的消费逐渐趋于大量消费。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空前迅速、严重地污染了全国的环境，破坏了全国的生态健康。

2013年以来，中国的大气污染已成为人人切实可感的事实。因为直至今天，全国多数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难以消除的雾霾，其中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尤其严重。

我不在这里列举种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数据，而只引用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的一段话来说明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费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4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24]简言之，我国40年的发展是粗放式的、高能耗的、低效益的、重污染的发展，我们为快速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

发展的初衷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如今，人均收入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大大提高了，许多人富起来了。那么，富起来的人们真的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这很难说。以前，不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是稀缺物品，连猪肉、鸡蛋甚至大米、面粉都是稀缺物品。如今，不但自行车、手表不稀缺了，连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汽车也不稀缺了，猪肉、鸡蛋、大米、面粉都不稀缺了，只是这些东西的品质都不如以前的好了。以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清洁空气是不稀缺的，而且是自古以来就不稀缺的，可如今，这人人都不可缺的东西却变得稀缺了。以前，很多地方的水是可饮用的（无须消毒、过滤），如今，全国已没有几个地方的水是可饮用的了。空气和水都是人绝对不可没有的，如今却稀缺起来，而且清洁空气的稀缺是难以通过人类加工生产而加以解决的。雾霾容易让许多人心情沮丧，在污浊的环境中，人们收入提高了却难以保持幸福感。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从1954年开始出现“癌症村”，到2011年年底，全国累计发现351个“癌症村”。1988年前“癌症村”增长缓慢，1988年之后呈加速增长趋势，2000—2009年10年间我国累计新增“癌症村”186个，占全部“癌症村”的53%，是我国的“癌症村群发年代”。我国“癌症村”的分布为集聚型的，但区域差异明显，总体上是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根据“癌症村”密度，全国可分为“癌症村稠密区”“癌症村较密区”“癌症村稀疏区”“癌症村空白区”四个层次。40年来，我国“癌症村”重心位置一直在鄂、豫两省交界地区移动，总体上具有自西向东移动的趋势，而每5年间新增“癌症村”的重心也始终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移动，总体上呈自东北向西南移动的趋势。我国“癌症村”分布与河流关系十分密切，近60%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3千米的范围内，81%的“癌症村”分布在距离河流5千米的范围内。我国“癌症村”的产生，95。16%为化学致癌因子所致，1。99%为病毒致癌因子所致，1。14%为物理致癌因子所致，环境污染，尤其是水体污染，是导致“癌症村”的罪魁祸首[25]。由此可见，我国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以后，“癌症村”才迅速增加。快速发展导致了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水体污染，环境污染导致了“癌症村”的迅速增加。这也表明，人类健康与生态健康休戚相关。以人类健康为代价换取“腰包鼓胀”是愚蠢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受污染耕地约12×106hm2（占110以上），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106t，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广东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超标率接近39。8%，主要特征污染物为镉、铜、汞和铅等。珠江三角洲地区、矿山周围、搬迁企业污染场地和城市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呈现污染面广、污染因子多、污染风险高等特征；土壤污染已经影响广东省农产品安全，农产品中超标的重金属元素主要为铅、镉和汞，近30%的蔬菜和水果重金属含量超过农产品质量限值[26]。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国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土壤污染和农产品品质变坏是广东人为快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之一。这值得全国引以为戒。

我们之所以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代价是看得见的代价，就因为有些污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土壤污染虽不易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但可以用科学仪器加以探测。

（二）看不见的代价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代价，这种代价我们不仅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用科学仪器加以探测。那是源自人心和人际关系的代价，是道德底线一再降低和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的代价。

仅食品业的腐败就是一项难以估算的代价，因为这个行业的腐败既威胁全民健康，又严重降低人们的幸福感。长期食用不安全的食品，健康便受到严重威胁。一想到自己买的食品大多是不安全的，且无法判断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不安全，你的幸福感一定大受影响。可我国的食品业就是这么让人提心吊胆。

2005年3月4日，北京有关方面检测出“亨氏中国”某批号的辣椒酱中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一号”。2008年，三鹿集团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事情被揭露，婴儿吃了这种奶粉会得肾结石。这只不过是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如今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繁多，食品生产商只考虑多销售、多赚钱，不考虑消费者的健康，于是，如何好卖就如何添加。

如今，没有几个人挨饿了，但市场供给我们的食品在损害着我们的健康，且总让我们处于对安全的担忧之中。这是道德败坏和信任危机的代价。

我们曾把提高效率当作首要的目标：效率至上。可信任危机直接影响了效率，普遍提高了交易成本。在正常社会，消费者通常说货比三家不吃亏，如今，货比十家仍让人不放心。更有甚者，信任危机严重腐蚀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例如，看见老人摔倒了上去扶一把，在正常社会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今人们遇见这种情况，必须慎重考虑是否该上去扶一把，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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