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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不想辞去X酒店那份稳定舒服的工作。不过，之前我答应过伯里斯，于是我向酒店提出了辞职，并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到了那家叫杰汉·科塔德的小客栈。客栈的门锁着，我去找伯里斯，他早就从租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又在尼韦十字街上的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搂着一个姑娘睡觉，那是前天他在街上偶然认识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提到客栈的事，他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只不过在开张前还有几件小事要做。
十点，我把伯里斯从**拽起来，然后我们走到那家客栈把门打开。一眼瞟过去，我才搞清楚“那几件小事”是什么。简单来说，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相比，里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厨房用的炉子还没到，水和电也没通，墙也没刷，哪儿都没擦洗，木工活儿也没做。除非有奇迹发生，不然再过十天这家小客栈也开不了张。瞧瞧屋里的那些摆设，开不了张就都散架了。什么也不用说，一切都明白了。老板没钱，请不起工人，雇我们（一共四个人）帮他先干活儿。侍者没有工资，所以我们算是给他白干，尽管他迟早都得给我们钱，但不到开张的那一天，他是不会管我们饭吃的。其实，在餐馆开张前，他就三番五次差人叫我们过来，已经骗了我们几百法郎。好端端的工作我们辞了，却什么都没得到。
不过，伯里斯还是充满了希望。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终于得到了一个重新当侍者、穿燕尾服的机会。就因为这一点，他才心甘情愿为人家白干十天，为的就是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等活儿。“耐心点儿！”他总是这么说，“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等餐馆一开张，咱们就能把钱赚回来了。伙计，耐心点儿！”
我们的确得耐心点儿，几天过去了，餐馆一点儿开张的迹象都没有。储藏室清理出来了，隔板钉好了，墙刷过了，桌椅擦过了，屋顶刷白了，地板着了色。但最重要的方面，煤气管道、煤气灶具和电还没有搞定，因为老板没钱付账单。很显然，这家伙已经身无分文了，连小钱也不愿付，我们跟他要钱的时候，他总是一转身就不见了踪影。这家伙一副贵族派头，人又狡猾无比，很难跟他打交道。一天24小时，总有几个满脸愁容的讨账人过来找他。按照老板事先的指示，我们就说他去了枫丹白露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反正只要说一个很远的地方就行了。这段时间，我越来越饿。从X酒店辞职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0法郎，只能吃点儿干面包充饥。伯里斯想方设法地从老板那儿抠出了60法郎，用30法郎赎回了以前当掉的燕尾服，剩下的那30法郎给那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买花。有一天，他从朱尔斯（另一个侍者）那儿借了三法郎，买了几块面包。有好几天，我们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那个女厨子会过来看看事情进展得如何。当看到厨房里连锅碗瓢盆都没有时，她就会暗自哭泣。朱尔斯照例不给我们帮忙。他是匈牙利马札尔人，小个子，皮肤很黑，倒是长得很有棱角，戴着一副眼镜，很健谈。他以前是学医的，因为没钱交学费，中途辍学了。别人干活儿的时候他总爱说个不停，跟我们说他自己的事，他的想法。我觉得朱尔斯是个共产党员，他有几套很奇怪的理论（他常举出一些名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可总是不能自圆其说）。像多数马札尔人一样，他也很自傲。自傲又懒惰的人是成不了好侍者的。有件事朱尔斯总爱拿出来吹嘘。他说有一回一个顾客侮辱了他，他直接把一碗热汤倒在了那个顾客的脖子上，然后没等老板开除他，他就大摇大摆地出门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朱尔斯对老板耍的那些小把戏也越来越愤怒。他口才极好，说话的时候唾沫星子乱飞。他常常摇晃着拳头走来走去，煽动我们，不让我们再干活儿。
“把那刷子放下，你们这些傻瓜！我和你们可不是那些该死的俄国农奴，咱们是骄傲的人种，不能白白给人家干活儿。实话跟你们说，那家伙老这么骗咱们，我早就受不了了。有一回，有个家伙骗了我五个苏，我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样爆发了——是的，一下子就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还有，我的老朋友们，你们可别忘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不用管那些小资产阶级！活儿我能不干就不干，有哪个活着的家伙见我干过活儿？我可不会向你们这些傻瓜学，把自己累得要死。我会去偷，我这么干就是为了证明我能独立。有一回我在一家餐馆干，老板自认为能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我。这么说吧，我决定报复。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从牛奶罐里偷些牛奶出来，然后再把罐封好。我做得很巧妙，没人知道。实话告诉你们，每天我都用这种办法大口喝牛奶。每天我都要喝上四升牛奶，再加上半升奶油。老板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那些牛奶到哪儿去了。我这么干，不是因为我喜欢喝牛奶，而是因为我恨这种东西。这是原则问题，只是原则问题。
“这么说吧，又过了三天，我的肚子一阵剧痛，于是我去看医生。‘你吃什么了？’那医生问我。‘每天喝四升牛奶，外加半升奶油。’我问答。‘四升！’医生说，‘快别这么干了。要是再这么喝下去，你的肚子就会撑爆的。’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我会一直这么喝下去，哪怕肚子被撑爆。’
“第二天，我偷牛奶的时候被老板逮了个正着。‘你被解雇了。’他说，‘这周末你就走。’‘对不起，先生，’我说，‘今天上午我就走。’‘你走不了，’他说，‘不到星期六我不让你走。’‘好吧，’我心中暗想，‘你不让我走，我倒是要看看咱俩谁会先怂。’我开始摔那些陶质餐具。第一天，我总共摔烂了9个盘子，第二天是13个。见我这么胡来，老板赶紧把我辞退了。
“啊，我可不是你们这样的俄国农奴……”
十天过去了，真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的钱彻底花完了，房租也拖了好几天。我们在凄惨、空****的餐馆里虚度光阴，饿得要死，剩下的活儿也不想干了。只有伯里斯仍然相信客栈还会开张。他铁了心要当领班，并虚构出了一套理论，说老板的钱都拿去买股票了，暂时取不出来，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卖掉。第十天，我什么也没吃，一根烟也没抽。我跟老板说，要是不能拿到一点儿预付工资的话就干不下去了。老板的态度还是那么和蔼，答应肯定预付我一些，随即就像以前那样消失不见了。离住的地方还有段路，我步行往回走，但一想到要跟F太太为房租的事纠缠，我就发怵。于是，那天我就在路旁的长椅上睡了一夜。我睡得很不舒服，长椅的扶手嵌入我的背里而且外面比我事先想的要冷。夜晚漫长而难熬，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傻的人，竟然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俄国人手中。
没承想，第二天早上我的运气来了。显而易见，俄国老板意识到了我们的难处，口袋里装着钱回来了。他对餐馆内部改造的事做了安排，并且给我和伯里斯预付了一些薪水。我和伯里斯用这些钱买了两份意大利通心粉和一份马肝，这是十天来我们俩第一次吃上热腾腾的饭。
工人们来了，对餐馆内部进行了一番改造。活儿干得很仓促，效果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比方说那些餐桌，本来是要用厚羊毛毡盖的，可老板发现羊毛毡太贵，于是换成了别人废弃不用的军用毯。这种毯子散发出一股臭汗味儿，根本无法除掉。于是老板又买来一些精心挑选的，和诺曼底式的装潢风格一致的桌布盖在上面。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干到凌晨两点，把一切都弄好了。可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陶质餐具才来，都是新的，都要清洗。金属餐具是第二天上午到的，洗碗布也是那个时候到的，于是我们只能用老板的一件汗衫和一个女工的破枕头擦拭那些陶质餐具。我和伯里斯把所有的活儿都包下来了，朱尔斯想尽一切办法偷懒，老板和他妻子以及几个要账的人坐在吧台旁边庆祝餐馆开张。那个女厨子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哭泣，因为她可能要做50个人的饭，可锅碗瓢盆还不够应付10个人的。午夜时分，老板和那几个要账的人举行了一次吓人的会谈，人家过来想把老板赊来的八口铜锅拿走。最后，老板用半瓶白兰地把这帮人打发了。
我和朱尔斯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只能在餐馆的地上凑合一个晚上。早上我们俩醒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厨房桌子上的两只巨大的老鼠，这两个家伙正蹲在那儿吃一根火腿。这不是个好兆头，我觉得这家叫杰汉·科塔德的小客栈肯定干不长，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客栈的日常工作
老板雇我做厨房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是打扫卫生，保持厨房整洁，配菜，煮茶和咖啡，做三明治，做些简单的烹饪和跑腿。薪水跟事先谈的一样，一个月500法郎，管吃。但我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在X酒店，赶上顾客多的时候，我们的薪水是没数的，人家管理得也好。可在这儿，我算是见识了一家糟糕透顶的餐馆是个什么样子。这种事值得描述一下，因为在巴黎有成百上千家这样的小餐馆，每个人都有可能来这种地方吃饭。
顺便提一下，这儿可不是那种廉价的普通餐馆，平常光顾的主要是工人和学生，低于25法郎的饭我们这儿没有。我们是很别致的，富有艺术气息，要不怎么能出名呢？吧台后面的墙上贴着几张下流画作，而且我们的装修风格是诺曼底式的——打在墙上的假光，充当蜡烛的电灯，“乡下式的”陶质餐具，甚至门口还弄来了一个上马台——老板和头牌侍者都是以前的军官，顾客中有很多人是从俄国来的难民。一句话，我们的餐馆是极具特色的。
然而，厨房门后面却跟猪圈差不多。我们的菜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厨房长15英尺，宽8英尺，光炉子和桌子就占去了一半。所有的罐子都得放在隔板上，狭小的空间里只能放下一只垃圾桶。不到中午，桶就满了。地板上踩烂的食物通常厚达一英寸。
我们只有三个煤气炉，连烤箱都没有，大块的肉只能送到外面的面包房烤。
没有食品贮藏室，我们用的是院子里的一个小棚子。这个小棚子只有半个顶，中间还长着一棵树。肉、蔬菜和别的东西就放在地板上，盖子也不盖，耗子和猫常对它们发起突然袭击。
没有热水，洗碗、洗菜的水只能在锅里加热。烧饭的时候，煤气炉上不能架锅烧水，所以那些盘子只能用冷水洗了。我们只有软肥皂，再加上巴黎的水质又硬，所以盘子上的那些油只能借助报纸才能除掉。
我们的平底锅也不够用，一个用完了，我就得赶紧洗出来，不能拖到傍晚。光这一项每天就得浪费一个小时。
由于当初铺设线路的时候老板舍不得花钱，一到晚上八点保险丝就会烧断。还有，老板不允许我们在厨房里点三根蜡烛，有一回厨子说“三”这个数字不吉利，于是只留了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