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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费了这么大劲儿。当我们再次把衣服拿到那家当铺时，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伙计又没要。他跟我说，我带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不齐备，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写有暂住地址的信封。（从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法国佬那种爱折腾人的卑劣品性！）伯里斯有很多这样的信封，但他的身份不合法（为了避税，他没有续签）。这样一来，这两件衣服就不能以他的身份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旅馆，拿上必要的文件，把那两件衣服送到位于皇家港口大道的一家当铺。

我把伯里斯留在家中，一个人去了那家当铺，等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铺子已经关了，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是下午一点半，我已经走了12公里的路，60个小时没吃一点儿东西了。命运似乎正在跟我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令人讨厌的玩笑。

然后我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当时我正在布罗卡街走着，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枚五个苏的硬币。我猛扑过去，把它捡起来，一路跑回旅馆，又拿了另外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里剩下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的。我们没有盐，却把它们连皮一块儿吞进了肚子里。吃完以后，我们俩顿时觉得不一样了，坐着玩牌，一直玩到当铺开门。

四点，我重新回到那家当铺。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要是这两件衣服成色还行，当70法郎应该问题不大，但对现在装在破箱子里的这两个破烂儿，我还能抱什么期望呢？伯里斯说能当20法郎，但我觉得只能当10法郎，甚至5法郎。我觉得更糟的情况无非就是像以前那个可怜的83号一样被人家拒绝。我坐在前排长椅上，为的是在店员说5法郎时不去看那些笑话我的人。

店员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117号！”

“是我。”我站了起来。

“50法郎怎么样？”

我受到的震惊不亚于先前听到这家伙喊70法郎时的感受。我觉得这家伙肯定是把号码搞混了，这两件破衣服怎么都不可能值这个价。我急匆匆赶回旅馆，双手背在身后进了屋，什么也没说。伯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抬起头，一脸渴望。

“当了多少？”他大声问，“什么？连20法郎都没当？这么说只当了10法郎？不会只当了5法郎吧？真是太过分了！伙计，可别说只当了5法郎。要是你说只当了5法郎，我真的会开始考虑自杀的。”

我把那50法郎扔在桌子上。伯里斯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然后他就像弹簧那样一跃而起，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儿握了一下，我的骨头差点儿被他捏碎了。我们俩急忙跑出去，买来面包、红酒、一块肉和烧酒精炉的酒精，然后一顿猛吃。

吃饱喝足以后，伯里斯变得更乐观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乐观过。“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命运之战！今天早上咱们还只有5个苏，可是看看现在。我常说再没有比挣钱更容易的事了。哦，我想起来了，在丰达利街我还有个朋友，咱们可以去找找他。这家伙是个贼，骗过我4000法郎。清醒的时候，这家伙是最了不起的贼。可奇怪的是，只要一喝醉，这家伙就变得无比诚实。我估摸着下午六点左右这家伙会喝醉。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也许他能先给我100法郎，也许能先给我200法郎！出发！”

我们去了丰达利街，找到了那个人，他的确喝醉了，却不肯给钱。伯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开始在人行道上猛吵。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不欠伯里斯一分钱，伯里斯反而欠他4000法郎，然后两个人纷纷叫我评理。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吵啊，吵啊，一开始在街上吵，接着在一家酒馆吵，然后在一家我们就餐的平价餐馆吵，然后又在一家酒馆吵。最后，俩人互骂对方是贼，一直骂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找到一家酒馆拼酒，直到伯里斯身上带的最后一个苏花光才罢休。

当天晚上，伯里斯是在一个制鞋匠那儿睡的。这人也是俄国难民，在贸易地铁站附近住。而这时我身上也只剩八法郎，不过我买了很多香烟，眼前都是吃的、喝的。过了两天糟糕透顶的生活，我的日子算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秘密组织”的骗局

现在，我们俩手头上一共有28法郎，又能开始找工作了。伯里斯仍在那个制鞋匠那儿住，两个人的关系挺神秘。还有，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借了20法郎。在巴黎，他有很多俄国朋友，多数是以前的军官。这些人有的在当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在开出租车，还有几个靠女人养活着，另外有些人从俄国成功地把钱带了出来，成了修理厂或者舞厅的老板。总的来说，俄国难民干活儿都很拼命，他们学会了忍受不幸，就这一点来说，英国人远远不是对手。当然了，也有例外。有一回，伯里斯跟我说他认识一位俄国的流亡公爵，两个人以前见过，他说这位公爵经常出入高级餐厅。每次吃饭前，这人总是打听侍者里有没有从俄国来的军官。要是有，吃完饭之后，他就会把那人叫过来，然后非常友好地说：

“啊，这么说你跟我一样以前也是军人了？那段日子可不太好过，对吗？是的，是的，但俄国士兵什么都不怕。当时你在哪个团？”

“某某团，先生。”侍者会这样回答。

“那可是挺英勇的一个团！1912年我检阅过。对了，我不小心把支票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个前俄国军官是愿意借给我300法郎的。”

如果这个侍者有300法郎就会把钱递过去。当然了，这钱就打了水漂儿。这位公爵通过这种办法骗了不少钱。也许那些侍者并不介意被骗。公爵毕竟是公爵，流放不流放都是。

伯里斯从一个俄国难民那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有个办法能弄到钱。我们当掉外套的第三天，伯里斯异常神秘地对我说：

“伙计，告诉我你有政治上的信仰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人人都是爱国者，不过——难道摩西没说过毁掉埃及人吗？作为一个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说你反对从共产党那儿挣钱吗？”

“不反对，当然不反对。”

“那好，我听人说巴黎有一个俄国人的秘密组织，也许能为咱们做点儿什么。这些人是共产党，说白了就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密探。他们的社团名义上是一个教会组织，其实是专门跟被流放的俄国人接触，鼓动这些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我有个朋友就加入了，要是咱们也加入，说不定他们就会帮咱们一把。”

“可他们能为咱们做什么呢？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问题就在这儿。这帮人似乎是莫斯科某报纸的记者，想要一点儿关于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咱们能去投靠他们，也许他们就能让你写文章了。”

“我？可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帮人也不懂。谁会懂政治呢？这事其实很简单。从英国报纸上照抄就行了。不是有一份巴黎版的《每日邮报》吗？从那上面抄。”

“可《每日邮报》是保守派的报纸，他们反对共产主义。”

“这好办，《每日邮报》上写什么，你反着写就是了，这么干不会错的。伙计，咱们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说不定能赚几百法郎呢。”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方对待共产党一向严厉，尤其是外籍分子，而我早就受到怀疑了。几个月前，有个侦探曾看到我从办共产党报纸的办公室出来，警方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他们看到我进出这个秘密组织，很可能会将我驱逐出境。不过，似乎这是个不能错过的绝好机会。那天下午，伯里斯的另外一个当侍者的朋友过来把我们俩带到了那个俄国共产党的据点。我不记得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是一条很破烂的街，在塞纳河南边，靠近众议院的某个地方。伯里斯的那个朋友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行事。我们俩装作没事一样在那条街上晃**，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门——是一个洗衣房的门——然后又溜达着折回来，密切注视着所有窗户。如果这里真是共产党常来的地方，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要是看到任何疑似侦探的人，我们俩就回家。我很害怕，但伯里斯却很喜欢这种搞阴谋的做法。他早就忘了这些即将跟他做交易的人是杀害他亲生父母的刽子手。

确定河岸上无人之后，我们俩飞快地蹿进门内。洗衣房里一个法国女人正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几位“俄国绅士”就住在院子对面的楼梯间里。我们爬上几级黑乎乎的楼梯，来到一个平台上。一个面露凶相、身强体壮、留着短发的年轻小伙儿正站在楼梯口。我刚一上去，他就一脸怀疑地盯着我，用胳膊挡住我的去路，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暗号！”见我没说话，他尖厉地说。

我愣住了，吓了一跳，没想到还得用暗号。

“暗号！”俄国小伙儿又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