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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伙计终于叫我了：“97号！”
“我就是。”说着我站了起来。
“70法郎当不当？”
天哪！值10英镑的衣服只给70法郎！但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几句，那伙计马上就不要他的东西了。我拿着钱和当票出了门。我身上穿的这套，胳膊肘那地方破得很厉害。我还有一件大衣，要是当的话也只能当一般价，还有一件备用衬衫，此外，再没有别的衣服了。后来我才知道当东西最好下午去，但已为时已晚。当铺的伙计们都是法国人，像多数法国人一样，刚吃完中午饭脾气都不小。
回到旅馆，我看到F太太正在拖地。她上了台阶，准备跟我谈谈。我从她的眼里可以看出，她有点儿担心我的房租。
“嗯，那包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不是？”她问。
“200法郎。”我赶紧说。
“天哪！”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嗯，当得不错。你那些英国衣服一定很贵！”
我撒了个谎，却省掉了不少麻烦，很奇怪，是不是？事实的确如此。过了几天，我果真收到了200法郎，原来是我为一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我赶紧用这些钱交了房租，一生丁也没剩下。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没别的办法。尽管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我一直在饿肚子，但最起码用不着露宿街头了。
现在必须找工作了。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朋友，是个俄国侍者，叫伯里斯，他可能会帮上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共病房里，当时他的左腿患了关节炎，正在医院治疗。他跟我说要是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
关于伯里斯，我得说几句。这家伙是个怪人，我们俩处的时间不短，他算是我很亲密的一个朋友了。他是个大个子，35岁左右，以前是个当兵的，长得不错，可是自从卧病在床之后，他就无可救药地胖了起来。像多数俄国难民一样，他过去的日子过得也挺危险的。当时他的父母算是有钱人，但在俄国革命中被杀了。那时他正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服役，据他说，他的团在俄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战争结束后，刚开始他在一家制刷厂工作，后来在哈雷市当搬运工，再后来成了一个洗碗工，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成了一个侍者。生病的时候，他在斯科莱博酒店工作，每天的小费就有100法郎。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酒店主管，攒够15000法郎，然后在塞纳河右岸开一家精致的小餐馆。
伯里斯总说打仗那时候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打仗和当兵是他的**所在。他读的描写军事战略和军事史的书多得都数不过来了，随便就能说出拿破仑、库图佐夫、克劳塞维茨、莫尔克、福煦的军事理论。不管什么事，只要和军人有关，就能让他兴奋不已。他最喜欢的咖啡馆位于蒙帕纳斯，是一家叫作丁香园的咖啡馆，就因为咖啡馆外面有一尊内伊将军的铜像。我和伯里斯有时一块儿去贸易街转转。要是我们坐地铁去，伯里斯总在康布罗纳下车，而不是在贸易街下车，尽管后者要近些。他总爱跟康布罗纳将军发生点儿联系。当康布罗纳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劝降时，将军总是痛痛快快地骂上一句：“呸！”
大革命只给伯里斯留下了一些勋章和过去兵团的照片。即便别的东西都当完了，这些东西也要留下。几乎每天他都会把这些照片摊在**，不停地谈论它们。
“快瞧啊，伙计！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很高大，很帅气，是不是？我可不像这些卑鄙的法国佬。我20岁就当了队长，混得还不错，是不是？没错，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的队长。我爸爸当时可是陆军上校。
“啊，伙计，生活可真是起起落落、反复无常啊！俄军的一个队长，然后，噼啪！革命开始了——钱一分也没剩下。1916年，我在爱德华酒店住了一个礼拜，1920年，我在那儿当了一个值夜班的。我干过守夜人，当过小酒馆服务员，擦过地板，洗过盘子，当过搬运工，刷过厕所，给过服务员小费，服务员也给过我小费。
“啊，伙计，不过我知道了一个绅士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我不是在吹牛。有一天我算了一下在我生命中总共出现过多少女人，超过200个。是的，至少200个。啊，话说回来了，坚持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鼓起勇气来！”
伯里斯性格古怪、多变，总想回部队去，但他当了很长时间的侍者才有了侍者的眼界。他只攒了几千法郎，却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最后肯定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馆，变成富人。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侍者谈论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么想的。他们甘于做这个行当，原因就在于此。伯里斯经常饶有兴趣地谈起自己的侍者生活：
“干侍者这一行就像是赌博，”他常这么说，“可能穷死，也可能一年内就变成大款。挣钱靠的不是工资，而是小费——顾客消费总额的十分之一，还能从红酒公司那儿收点儿回扣。有的时候，小费是很多的。比方说吧，在马克西姆酒店，一天就能赚500法郎的小费，生意好的时候还能超过500法郎。我自己一天挣过200法郎。那是巴黎兹的一家酒店，那儿的人，从酒店经理一直到洗碗工，每天都要工作21个小时。每天工作21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就这么下来了。不过，我觉得值，一天能有200法郎的收入呢。
“好运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是我还在皇家酒店干的时候。有一回，有个美国顾客吃晚饭前把我叫了去，他预订了24杯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这些酒都给他拿来了，一共24杯。‘伙计，’这喝醉了的家伙当时对我说，‘这些酒我喝12杯，你喝12杯。如果喝完之后，你还能走到门口，那么这100法郎就是你的了。’事后，我真的走到了门口，他真的给了我100法郎。一连六个晚上，这个美国人一直在玩这种游戏。我分他12杯白兰地酒喝，还能从他那儿赚100法郎。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了——罪名是涉嫌挪用公款。美国人身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品质的，你觉得呢？”
我喜欢伯里斯。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下棋，谈论战争和酒店。伯里斯过去常说我应该成为一个侍者。“那种生活挺适合你，”他常这么说，“一天能有100法郎的收入，还能有个漂亮妞儿陪着，这样的日子也是挺爽的。你说你这辈子想当作家，写作纯粹是瞎胡闹。作家想要有钱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娶一个出版商的女儿。要是你能把胡子剃掉，我看你当个侍者倒是很合适的。你个子高，又会说英语，这两样都是侍者必需的。伙计，你先等一会儿，让我把这条该死的腿弯一下。就这样吧，要是以后你丢了工作，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我快没钱交房租了，又在忍饥挨饿，这时我想起了伯里斯说过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觉得当侍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简单，不过刷盘子这等活儿我还是能干的。他肯定能给我找一份在厨房刷盘子的工作，我记得他在夏天曾说过，洗碗工很缺。天无绝人之路，毕竟我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依靠。想到这儿，我的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
同是天涯沦落人
前段时间，伯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地址上写的是白衣大街。他在信中说“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我觉得他又回到了斯科莱博酒店，继续过他那每天100法郎的生活。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还骂自己是个大傻瓜，怎么没早一点儿想起要去找他。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间舒适的餐厅，听到快乐的厨师们把鸡蛋打入煎锅时哼的情歌，自己那天也连吃了五顿饱饭。想到马上就能挣钱了，我甚至掏出2。5法郎买了一包高卢香烟。
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去找伯里斯。到那儿之后才大吃一惊，那儿是一条后街，两旁都是贫民窟，伯里斯租住的旅馆是最脏的。黑漆漆的后门里面正往外冒臭气，泔水和奇普牌肉汤混合在一起才能发出这种气味。这种牌子的肉汤25法郎就能买一袋。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并且感到焦虑不安。只有正在挨饿或者即将挨饿的人才会喝这种汤。伯里斯还在挣他那每天100法郎吗？旅馆老板坐在办公室里，阴沉着脸告诉我那个俄国佬在家，就在阁楼上。当我爬上六组弯弯曲曲的、狭窄的楼梯时，那臭气越来越浓了。我敲了敲伯里斯的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那是一间阁楼，10平方英尺，屋内只靠天窗照亮。一个狭窄的铁床架子、一把椅子、一个跛腿的洗手池就是屋内的全部东西了。在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一条由臭虫组成的S形编队正在缓慢行军。伯里斯正在**躺着，浑身一丝不挂。他的大肚子在一块肮脏的床单下凸显出来。他的胸脯上布满了臭虫的咬痕。我进去的时候，他醒了，揉揉眼，不停地大声呻吟着。
“哦，上帝！”他大声叫着，“哦，上帝，我的神！我的背很可能断了！”
“怎么了？”我大声问。
“没什么事，我的背断了。我在地上躺了一夜。哦，上帝！你想不出我的背有多痛！”
“亲爱的伯里斯，你病了吗？”
“没有，只是饿坏了——是的，再过几天就饿死了。除了睡在地上，每天我只能花两法郎，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周了。真是糟透了。伙计，你来得真不是时候。”
再问伯里斯是否还在斯科莱博工作已经没必要了。我跑到楼下买了一块面包上来，伯里斯扑过去，一口就吃掉了一半。吃过之后，他感觉好了些，然后坐在**，把自己的事跟我说了。出院之后，因为他的腿跛得还很厉害，所以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最后还饿了好几天。他在码头上睡了一周，跟空酒桶做伴。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这儿跟一个犹太机修工合住。这里头还有点儿说起来有些复杂的故事，好像是那个犹太人欠了伯里斯300法郎，两个人商定让伯里斯睡地上，犹太人每天给他两法郎买吃的。两法郎能买一杯咖啡和三块面包。这个犹太人早上七点出门上班，之后伯里斯从睡觉的地方（在还漏雨的天窗下）爬起来到**接着睡。因为臭虫太多，他在**睡得并不踏实，但在地板上睡了一宿之后再到**睡，他的背能得到一点儿休息。
本来我是来找伯里斯求助的，却发现他过得比我还惨，我很是失望。我跟他说我身上只剩下60法郎了，必须马上找到工作。这时候，伯里斯已把剩下的那半块面包吃完，精神头儿一下上来了，话也开始多了：
“天哪，有什么可担心的？60法郎——哦，也是一大笔钱呢！伙计，麻烦你把那只鞋递给我。要是这些讨厌的臭虫胆敢靠近一步，我就碾碎它们。”
“你觉得有希望找到工作吗？”
“有希望吗？那还用说！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我已经找了点儿事做。有家俄国餐馆过几天就要开业了。我敢打包票，马上我就能当那儿的经理，给你找个厨房里的活儿还不是小菜一碟。500法郎一个月，管吃——当然还有小费，不过这得看你的运气。”
“可现在怎么办？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