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结社（第1页）
集会结社
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势力的。虽然那时是在前清末纪，政治腐败，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为欲改革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江苏教育总会设立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总其成。
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是张季直（謇），并无副会长，另有一位总干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过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记得了。这位总干事，就同后来的秘书长似的，管理会内一切事务。每逢开会，都是他报告处理一切行政事项，纪录开会时的议决案。他是住在会里的，可以领取一笔车马费（实在便是薪水），其余的干事，都是没有薪给的。
江苏教育总会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酱园弄（后来改名为青岛路），我初到时报馆去的时候，还是在酱园弄的，后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就在老西门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两层楼来，便作为永久的会址了。
到那个时候，会务也忙起来了，干事中如沈信卿、袁观澜、黄任之诸君，最为活跃，他们是中坚分子，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时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教育界中，颇有势力，以张謇为会长，可以直接与江苏最高长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学阀，还有一班人，骂之为“西门破靴党”。
入会的资格，要办过学堂，当过教员的人，或是对于新教育有知识的人，我当然有这个资格了。我起初并不想入江苏教育总会，后来却参加了。一则，楚青劝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个干事，却从不到会，但《时报》在教育界颇占势力，虽然陈景韩、雷继兴，都未加入（他们不高兴加入），而常到时报馆来做客的人（简称息楼中人），大半是那边的干事与会员，借此可通声气。二则，有许多苏州同乡，都怂恿我加入教育总会，可以有部分力量，在故乡或可多少便利之处。所以我的介绍入会的人（须有两个会员介绍），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苏州绅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会员，第二年，他们便选举我为干事了。干事约计有二十余人，但我实在是个哑干事，在会议席上，难得发言。这因为我在江苏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们都是教育界老前辈呀！不过我是有表决权的，倘然我不列席，表决权就少一票。所以每逢开会，总是打电话到报馆里来催请，被催请得急，只好去了。他们的开会时间，总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候，我总在报馆里发外埠新闻，被他们一捉就着。遇到他们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拼命地打电话来，宛如十二金牌一般。这是义务性质，自己还要贴钱。但亦有所酬报，开完会后，会中备有一顿丰富的夜饭，足供一饱。
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便即取消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以为教育是属于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针，不能操纵于一班士绅之手，会员们、干事们，也都别有所事，有的离沪，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写此稿时，从前教育总会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只剩一个黄任之，还在活跃咧。
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以外，我所加入的集会团体，便是南社。我从山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参加时，觉得人数极少，不过十余人而已。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到了后来，社员渐渐多起来了。每年有一次大会，但仍然是聚餐性质。地方没有一定，我记得有一次在苏州虎丘开会，还是坐了画舫去的；有几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馆开会。原来社员的入会，再简便也没有，有朋友介绍，说某君愿入南社，说出他的姓名履历来，大家都赞成。也有某君，某君，我们要邀他入社，只要某君答应了，便算是社员了。社员虽多，并不须要列席，即使算是开会了，聚餐一回，餐后即散，无所事事。到了后来，有了编辑社友诗文集这一件工作，算是一点成绩。
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里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还有许多人，也都是到上海来后认得的。后来在南社成为主干人物的柳亚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时还在他的故乡吴江黎里镇咧。那时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陈佩忍与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西门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陈、朱两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开会聚餐等，总是由朱少屏处发出通知，社员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颇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词客般，吟诗填词，他是敬谢不敏的。不过他在办事上，甚为干练，在新学界中，认得的人也很多，后来于右任发起的《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太平洋报》，都由他帮忙拉拢不少。
在南社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侨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来于上海的人。最初，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时报》而言，就只有我一人，《申》《新》两报，是阗其无人。有一天，狄楚青问我：“南社里是有些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个革命机关。”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南社是提倡旧文学的一个集体，虽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固守着文言，不掺杂白话的。上言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叶楚伧的入报界，便是从《太平洋报》开始，他本来是在广东，和姚雨平在一处的。在南社里的朋友，我认识的就有诸真长、邓秋枚、李叔同、陈陶遗、胡寄尘等；仅有一面之交的，还有高天梅、高吹万、刘季平（即刘三，后在南京，与他同寓则常见了）、黄晦闻、蔡哲夫等等，现在已不能尽忆了。有一次开会，于右任、汪精卫亦列席。南社中人更有一特客，则为陈仲甫（即陈独秀），似亦一社友，此真所谓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了。
在此时期，我要提到陈佩忍，佩忍自他夫人故世后，并未续娶。仅有一女，他携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馆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闻其为巫来由籍。但佩忍志不在花雪南，从未与染，乃借她的房间，作为会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访佩忍，晚间至花雪南处，必可见到。上海妓家，有一规例，房门前挂一门帘，无客则悬起，有客则垂下，如果门帘垂下，生客无论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闯房间”，为所禁忌，则曲在闯入者了。
所以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慎密安适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扬，生涯亦寥落，绝少访艳之客，而佩忍更满意，常盘据其房间，甚至写文章，通书札，亦在此间，他的一位八九岁的女公子，也带到此间。
其所报酬于花雪南者，则逢时逢节，必开筵请客，妓家谓之“做花头”，如无人做花头者，佩忍拍胸脯包办，在妓家开筵请客，即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酒”了。以其交游之广，群贤毕至，就我所记忆得的，如诸真长、邓秋枚常在座，有时亦有杨千里，如苏曼殊在上海，极为高兴，主人为他召集许多名花坐其侧，我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在座大都是南社中人。我亦常在座，无容讳言，二十年颠倒于狂**世界，诚难自忏也。
南社后来无形消灭了，这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因为这班人，都是研究旧文学的，不能与后起的新文学沆瀣一气。有些人是无论如何不肯写白话文的，而且也不赞成那种欧化的新文学与新诗词的，在五四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物了。第二，南社里有许多人已入政界，他们做官去了，也有的是别种职业，谁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南社做文人词客了。剩下几个人来，也渐渐取消极态度。第三，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当初只不过每次开会，大家凑出钱来，聚餐一回。虽然辛亥革命以前，他们也很鼓吹革命，辛亥以后，便是军阀时代，一直到北伐成功，政府也不曾支持它，而它觉得这个政府实在不能满意呢。
在我初进时报馆去的半年中，便有几多有志之士、热心朋友（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组织了属于政治、法律以及地方自治等会。因为《时报》同人及息楼来宾，不少是在日本的政法大学毕业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学为多，如雷继兴（奋）、杨翼之（廷栋）以及常来《时报》的人。自从清廷对外吃了几次败仗，国内革命之声渐起，又承了戊戌政变、庚子拳祸以后，上下都闹着要变法了。于是清廷便下预备立宪之诏，意思要君主立宪。那时世界各国，皇帝还很多，君主立宪也很盛行，实在清廷这个预备立宪之诏，也不过缓和一下空气而已。
在当时，日本留学青年，便出版了提倡立宪的许多书报，召集了讨论立宪的许多集会，时报馆同人以及馆外贤达等，也有一个会，好像是什么“宪政期成会”吧？现在我已记不起这个名称了，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这个会，也有数十人，虽不限于江苏人，但十之七八是江苏人。张季直、马相伯，这两位老人是不祧的，每开会必有演说。马相伯的演说，最擅胜场，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深入浅出，层次井然。其次要算雷继兴，起初声音很低，愈说愈高。他们从未预先起一稿，录一底，只是随机应变，大概非平时练习不为功。此外又出一种杂志，是一种月刊，名字叫作宪政什么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了。杂志中的材料是丰富的，因为他们都是法政学家，可以一挥而就，我却是门外汉，可是他们有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也把我拉进了这个会里去了。
在编辑杂志的时候（雷继兴主编的），他们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可是我一个跑龙套，跑龙套照例是不唱的，我能写些什么呢？小说是用不着的，政论又怕不合意旨，在日本报上东翻西翻，翻着一篇《俄罗斯新宪法》。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沙皇时代，“苏联”两字尚未出现，大概也是国内革命党闹得不可开交，所以不得不颁布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也是和日本一样的钦定宪法吧？现在上海一班维新党，主张君主立宪，也足以供参考，我就“瞎猫拖死鼠”的，以此塞责了。不过，这个宪政杂志，没有出到半年，也就停刊了，大概是沉闷不过，难以引起人家的兴趣吧。什么叫作立宪，也有许多人，怕还是老不明白呢？
对于地方自治，也有很多人加以研究。那些到息楼来的朋友们，以上海本地人很多，目睹租界里一切地方行政，都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无从问津。中外有什么交涉，老是中国人吃亏，喧宾夺主，就是上海本地人，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刻在租界外的地方，如南市、闸北以及浦东等，也渐渐繁荣起来了，极思有所振作。即使在租界里，纳税者也都是中国人，不能放弃这个权利，当时倒没有在租界当一个大亨的思想。谁知后来，却出了许多土豪地棍，靠着洋人，恃势作恶，以此为巢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