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页）

“不太清楚。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她有一个计划……想法使你被驱逐出境。她从来没有叫我看出来像要谋杀什么人。只是在警察读了那本日记以后……才叫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印象。日记里记载了你说的话，你要把她带走。”

“你什么事都知道。”

“是玛丽告诉我的——事后告诉我的。她看了那本日记像是一下子得到了灵感。本来她想伪造一桩抢劫案，栽赃给你。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女孩子顶撞了她。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她，后来她就发起脾气来了。你知道老板娘的脾气很坏，自己管不住自己。”他又摆出一副用以考察对方心理的笑容，“那个女孩子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说，“这种人成千上万。在国内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死于非命。在打仗啊。”D脸上的表情使他赶快又添上一句，“这是玛丽的理论。”

“那你呢？”

“啊，我当然反对。”

“在事情发生以前——你就反对？”

“是的。啊，不，不，我是说……事情过后。我后来见到她的时候。”

D说：“你的话漏洞百出。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我向你发誓，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场。”

“好，我相信你。你没有这个胆量。这件事是留给她干的。”

“你应该找她去算账。”

“我这人有一点偏见，”D说，“不太愿意杀害女人。但是在人们发现你的尸体之后，她也会吃苦的……她会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再说我只有两颗子弹。我弄不到更多的。”他把保险栓打开。

“这是在英国。”那个瘦小、苍白的人尖声喊叫起来，好像在安慰自己似的。他跳了起来，把书架上的一本书碰到沙发上。这是一小本圣诗，在翻开的那页，“上帝”一词是用大写字母拼写的。这当然是在英国——沙发也好，印着老式花卉图案的废纸筐也好，镶在镜框里的汽车路线图也好，靠垫也好，一切都表明这是英国——异国气氛不断地扯动他的袖口，叫他不要任性从事。他气冲冲地说：“别靠着那张沙发。站过来。”

K先生颤抖地站着，说：“你放我走？”

多年的大学教师生活教会了一个人如何做公正的法官，却没有教会一个人当麻利的刽子手。

“你干吗不去找L？”K先生恳求说。

“我迟早会找L算账的。但他不是咱们这边的人。”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对于一件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你不可能这样义愤填膺。

K先生伸出沾着墨水的双手，做出苦苦乞求的姿势。他说：“你要知道了所有事实就不会责备我了。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完全是个奴隶，这类书人们写得还少吗？”K先生开始哭起来。“你可怜那个女孩子，但你更应该可怜的是我……”他说，“应该是我……”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你身后有个门，进里边去。”D说。这是一间卫生间，室外无法见到。只有通风设备，没有窗户。握着枪的一只手因为即将发生的惨剧而颤抖起来。他是被逼得反身相扑的……现在轮到他惩治别人了。尽管如此，他熟悉的那种恐惧感却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是为别人的痛苦、生命、绝望而感到害怕。他像是一个作家，注定要同情别人的疾苦……他说：“快一点儿。进去。”K先生开始一步步地向后挪动。D想从脑子里搜寻出一句冷酷的玩笑话：“我们这里可没有刑场的大墙……”但是他发现自己不能把这句笑话说完。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死亡开句玩笑，别人的死亡是件严肃的事。

K先生说：“她没有经历过我受的这种罪……受了五十五年罪……只能再活六个月，什么希望也没有了。”

D并不想听他在说什么，他也没听懂他的话。他举着枪，紧紧逼着他，心里有一种嫌恶的感觉。

“要是你只能再活六个月，你也会寻找一些安慰的……”眼镜从他的鼻梁上滑下来，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嘟囔着什么“受到别人尊敬”。他说：“我一直在梦想，有一天……在大学。”他这时已经进了浴室。他使劲盯着D站立的方向（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退到浴盆边上。“大夫说我只能活六个月……”他像一只狗似的痛苦地号叫了一声，“临死还要干这个苦差事……在牛津街那个傻瓜手底下……‘早安’‘晚安’……教室冰冷……暖气从来也不开。”他像是一个病人在说胡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似乎认为只要他不沉默，生命就有保障，从他充满痛苦和仇恨的脑子里迸出的每句话总是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湫隘的办公室，刚刚能转过身来的小教室，冰冷的暖气片，墙上的活动挂图：名为“一家有钱人”。他唠唠叨叨地说：“那个老头总是穿着软底鞋偷偷地监视我……我难过得要命……我得不断用世界语道歉……不然就要受罚……一个星期抽不到纸烟。”他越说越来劲……但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该有这么大精神的，早在法官宣判他死刑以前，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了。“住嘴。”D说。K先生的脑袋像乌龟的头一样向旁一扭，他一直没弄清楚D站立的方向。“你能怪我吗？”他说，“在国内再生活六个月……当一名教授……”D把眼睛一闭，按动了手枪的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出去，手枪震动了一下，把他吓了一大跳。一块玻璃哗啦一声被击碎了。就在这时有人按了门铃。

他睁开了眼睛。他的子弹并没有打中，他一定没有击中K先生。离K先生的头足有一英尺远的卫生间。镜子被打碎了。K先生仍然站在那里，眨动着眼睛，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有人在敲房门。白白浪费了一颗子弹。

D说：“不许动。别出声。第二次我就不会打偏。”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听着过道房门上的敲门声。如果来的是警察，他要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做什么呢？一切又重归寂静。沙发上的那本小书仍然打开着：

上帝在阳光里

爱抚地看着彩蝶的羽翼，

上帝在烛光中

在你家中静静等候着你。

这首荒唐的小诗印在他的脑子里像按在火漆上的印痕。他并不相信上帝，他也没有家。这首诗有点儿像野蛮部落在宗教仪式中唱的歌，即使非常文明的旁观者也会被它触动。啪、啪、啪，敲门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又按了一下门铃。说不定是房主的哪位朋友，也可能是女房东本人。不会，她自己有钥匙。一定是警察。

他向房门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拿着那支枪。他已经忘记该怎样用手枪，正像他长久不习惯使用剃胡刀一样。他像迎接厄运一样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外的是罗丝。

他语言迟缓地说：“啊，当然是你。我忘了。我把我的地址告诉过你，是不是？”他从她的肩头上望过去，好像预料她背后一定还站着警察——或者站着福布斯。

她说：“我来告诉你福尔特对我讲的事。”

“啊，好吧。”

她说：“你没有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吧？”

“没有。”

“干吗拿着枪？”

“我以为敲门的是警察。”

他们俩走进屋子，把走廊上的门关好。他的眼睛望着卫生间。不行了，他知道他绝不会开第二枪了。他可能是个英明的法官，但永远不能成为一名刽子手。战争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但还没有使人残酷到这种程度。他的头脑里装着中世纪传说的讲稿，装着《罗兰之歌》和伯尔尼的原稿，就像脖子上挂着一个会给他带来灾祸的不祥之物。

她说：“亲爱的——你的样子变了。更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