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6 羯摩经 现存最长的敦煌手写经卷（第1页）
056《羯摩经》现存最长的敦煌手写经卷
《羯摩经》原件
《羯摩经》复制件
国宝小档案
年代：唐（公元618—907年）
尺寸：长17米
出土地：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馆藏地：青海省博物馆
供图：青海省博物馆
主讲人：孙丽宁
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件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唐手书《羯摩经》。
《羯摩经》长17米，整部经卷由34张长约49厘米，宽约25厘米的纸张连接而成，全卷共有933行16，790多字。它是唐代人手写的经卷，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古籍之一，也是现存最长的唐代写经。
经卷从右向左，竖行写成，每个字的大小有1厘米左右，有些字旁边有注释性的文字。整幅经卷通篇用楷书抄写而成，字体工整，字字珠玑，精心构思，是一笔一画用毛笔书写的小楷字，可见当时书写之人何等用功。
“羯摩”一词来自梵语，就是作业的意思。经卷书写了僧徒们戒律和忏悔的内容，是规范佛教教规的重要典籍之一。它规定僧人们有重大的决策，必须在全体僧众都参加的大会上讨论表决，必须取得全体一致的意见才能付诸实施，在佛教中具有非常高的权威性。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已是鼎盛时期。唐代抄写佛经是一件国之大事，由国家专门机构和寺院僧人协同进行。当时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并派专人管理、监督此事，抄经有严格的程序和工作的规范，通常一卷佛经要历经五六年时间才能完成，像《羯摩经》这样一部长达17米的经卷，所耗人力和物力可想而知。《羯摩经》应该属于朝廷下令向全国各大寺院发放的官方的经卷。
经卷的特别之处在于每行都设有乌丝栏。所谓乌丝栏，是指自上而下，以乌丝织成或画成的栏，以此为界，中间用朱墨书写文字，起到分割每行文字，使通篇经卷规整的作用。由于年代久远，经卷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磨损。整部《羯摩经》均用染黄纸制成，主要以黄檗这种植物作为染料染制而成。黄檗中有一种生物碱，具有驱虫、防腐的功效，因此，它在作为染料的同时，也起了防腐作用，从而延长了纸张寿命，这也是《羯摩经》保存完好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染黄纸在中国隋唐时期是皇家专用纸，所以《羯摩经》应该是专为皇家抄写的经卷。另外，经专家鉴定，这部《羯摩经》是敦煌藏经洞当年流失到海外的珍贵文物。
敦煌与《羯摩经》
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上，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会点。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到寺院捐献抄经的善男信女并不是人人都会书写，他们即使会书写，也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亲自抄写，所以很多人就去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也称“敦煌体”。
敦煌写经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数万件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敦煌“写经体”书法，在书法风格上大致分为三个演变阶段，即“魏晋写经体由隶向楷的初级演变”“北魏到隋初写经体从隶书形态中蜕变出来”“敦煌写经体向唐楷的成熟演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经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翔实地记录了中国书体演变的历史样本，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珍贵的历史资料之一。
这部《羯摩经》是敦煌藏书之一。敦煌藏书是20世纪初全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由此在世界文献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敦煌学”。而敦煌藏书的发现十分偶然，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密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该洞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2000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未能对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圆箓原地保管，不再过问。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由于他不能确切知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三分之二的佛经经卷已流散国外，而中国仅存三分之一。唐手书《羯摩经》就是流散国外的经卷之一，是全世界仅存的几卷《羯摩经》写本之一，也是目前发现最长的一部敦煌手写经卷，在如今发现的敦煌经卷中首屈一指。
历经沧桑的国宝级文物
这些古老的文字穿越1000多年的时光依然清晰如新，是全世界古籍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不仅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悠久历史，更诠释了捐赠者侯国柱老人满腔的爱国热情。
1942年，侯国柱先生在好友的引荐下，认识了久闻大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张大千先生向他介绍了巧夺天工、美不胜收的敦煌壁画，谈起了那神秘莫测的敦煌文献，称敦煌壁画与敦煌经卷是中国艺术宝库的两颗明珠，并感叹说，“今生若能一睹隋唐经卷写本的真迹，则死而无憾矣。洞内经卷大多被英、法、美、俄、日等国人窃去，我国现在留存不多，是国宝啊!”虽然侯国柱先生对敦煌经卷知道得不多，但敦煌经卷是国宝的说法，已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机缘巧合，侯国柱先生在印度加尔各答时，偶然得到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有个从香港来的中国人，身带敦煌经卷，准备将它卖给英国人。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匆匆去找当地华侨王春生，让他赶快找到那个带敦煌经卷的中国人。没过多久，王春生就找到了那个名叫王仁的香港人，并向他说明了来意。但是，王仁却不肯与侯国柱先生见面，也不让王春生说出他的住处。于是，侯国柱先生恳请王春生从中斡旋，讲明敦煌经卷在国内已留存不多，千万不能再卖给外国人。在王春生的努力下，王仁终于答应以5000美元出售。
事情谈妥后，侯国柱先生因为从来没见过敦煌经卷，不知其真伪。为了甄别经卷的真伪，通过担保人担保，侯国柱先生带着经卷到噶伦堡去找著名华侨马寿山先生（原籍云南）。马寿山先生留居英法多年，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在华侨当中很有威望，他看后肯定地说：“这是真的敦煌经卷。”侯国柱先生立马把钱付给王仁。为了酬谢王春生先生的尽力相助，侯国柱先生还把两条西藏江孜的藏毯和一架美式收音机送给了他，并嘱咐他保守秘密，以免惹是生非。就这样，一部可能会流失海外的珍贵的唐代敦煌经卷《羯摩经》被侯国柱先生意外收藏。
1980年，侯国柱先生在《兰州报》中看到一篇题为“吃先人的饭，砸后人的锅”的文章，反映的是甘肃省某村的群众集体盗墓、倒卖历史文物十分猖獗。文章中说：“如果长此以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在哪里？古老，拿什么证明？这不是端起先人的饭碗砸了后人的饭碗吗？”并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予以重视。侯国柱先生看到后，心里甚感惬意畅快，认为把敦煌经卷捐献给国家的机会到了。
1983年2月的一天，侯国柱先生来到老友谢尔节家里，倾吐了压在心头30多年的心事：“我有一部敦煌经卷，保存了多年，十分宝贵，准备拿出来献给国家。你替我出个主意，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稳妥地交给国家？”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先让敦煌学专家鉴定一下经卷的真伪和价值。谢佐教授写了两封举荐敦煌经卷的信，一封作为《光明日报》的内参稿，并联系记者陈宗立以两人的名义发表，反映给中央；一封托前来青海参加全国史诗研讨会的黄铁同志转给国家文物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金紫光看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宣部，1984年9月15日，中宣部又将此信批转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由他们派了两名专家前去鉴定。
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侯国柱先生如愿以偿，终于把伴随自己多年，经历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敦煌经卷，作为献给祖国的最好礼物。如今，这部凝聚了侯国柱先生一生心血的敦煌经卷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馆，得以展现在人们面前。欢迎您有机会来青海省博物馆看看这件历经沧桑的国宝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