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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巴黎，1928—1931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常常坐在炉火边，像这样，”彼得斯先生怀念地说，“想着我这一生是不是还不尽圆满。不错，我赚到了钱——一点房产、一些公债，还有些零散的股份，但我考虑的不是钱。金钱不能代表一切。我的人生是否有所成就？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也有妻子儿女就好了，可是我总是定不下心，总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太好奇。也许我一直没弄清楚这辈子究竟想要什么。许多可怜的人类都是这样。年复一年，我们一直在寻觅，在盼望——为着什么？不知道。为钱？那不过是在没钱的时候。有时候我想，一个只有一块面包边的人比许多百万富翁还要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两块面包边。他的生活不会受到财富的困扰。我只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我最最想要的，可是我怎么能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我为此——”他朝书架一挥手，“在哲学和艺术里寻找慰藉。柏拉图、H。G。威尔斯，没错，我涉猎广泛。可这些东西虽然给人以安慰，却带不来满足。”他勇敢地微笑着，好像承受着人所不能的人世悲哀[1]。“我们只能默默等待，等待上苍的召唤。”
拉蒂默一边等着他说下去，一边回想自己是否遇到过比彼得斯先生还讨厌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深信这套俗气的歪理。他确实是深信不疑，也正是这一点才让他如此惹人反感。倘若他言不由衷，那还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他不可能一笑置之。他的思维整齐干净地分成两半，一半可以贩毒、买公债、读艳情诗，另一半则流淌出一股叫人作呕的暖流，以掩盖他见不得人的灵魂。对这种人，你只能感到厌恶。
拉蒂默打量这个引人沉思的对象，看见他小心翼翼、几乎是含情脉脉地调整咖啡壶，又忍不住想，对为你煮咖啡的人，真是很难厌恶得起来。粗短的手指轻轻一拍壶盖，好像在庆祝什么；彼得斯先生坐直了，满意地叹了口气，又转过身。
“不错，拉蒂默先生，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你知道吗，迪米崔不是这种人。迪米崔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的是钱，还有权力。就这两样东西，越多越好。说来奇怪，是我帮了他。
“我第一次见到迪米崔是在1928年。就是在巴黎。当时我在布兰奇街[2]有一间夜总会，跟一个叫吉罗的人合伙经营。店名叫‘巴黎卡斯巴[3]’，布置得非常舒适温馨，长沙发椅、琥珀灯、毯子。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我们商量好了，就仿照那里的一家店。每一样都是摩洛哥风情，唯一的例外是伴舞的乐队，他们是南美人。
“开张那年是1926年，我们赶上了巴黎的好年头。美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钱挥霍在香槟上，还有法国人也常来光顾。大多数法国人都对摩洛哥充满感情，除非是在那儿服过役的。到了‘卡斯巴’就到了摩洛哥。我们雇了阿拉伯还有塞内加尔侍应生，香槟直接从梅克内斯[4]运过来。美国人觉得偏甜，不过酒是好酒，而且还便宜。
“知道吗，夜总会这行得需要一段时间培养主顾，你得靠运气。说来也怪，大家会突然都往一个地方跑，原因不过是人人都去那儿。当然了，要想招揽主顾也有别的法子。导游可以带人过来，不过得给他们分成，这样利润就少了。再有一个办法是把你的店做成能见到某种人的地方。不过做出名声需要时间，并且虽然你没犯法，警察也不总是那么友好。最好的法子，也是最省钱的法子，就是靠运气。我和吉罗时来运转。不用说，我们为此也苦心经营。运气果然降临了。我们有个伶俐的跟班，因为瓦伦蒂诺[5]，探戈正流行，南美乐手进步很快，大家都乐意来跳舞。客人多了，我们就只好添桌子，把地方弄得很窄，但没人介意。大家还是愿意来跳舞。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开到凌晨5点，有些客人从别家出来就跑来我们这儿。
“生意火了两年，主顾渐渐地换了一批。这种地方就是这样。法国人多了，美国人少了；拉皮条的多了，绅士少了；轻佻货多了，时髦女郎少了。倒也盈利，不过不比从前，所以得加倍干活。我琢磨着是时候改行了。
“是吉罗把迪米崔带到‘卡斯巴’的。
“我刚才说过，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他是个混血，母亲是阿拉伯人，父亲是法国士兵。他在阿尔及尔出生，持法国护照。
“你基本看不出他有阿拉伯血统，只有他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从心里不喜欢阿拉伯人，我从心里不喜欢他，但不是因为他信不过我——这我倒不怎么介意——是因为我信不过他。要是我的钱够我开‘卡斯巴’，我才不会跟他合作。他总想用账目糊弄我，虽然从来骗不了我，但我心里不高兴。我不能容忍欺诈。到了1928年春天，我已经对吉罗厌烦透顶。
“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认识迪米崔的，我猜是布兰奇街上边的另一家夜总会，因为我们11点才开门，而吉罗喜欢早早去别的地方跳舞。总之，有一天晚上，他带着迪米崔来到店里，接着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进账越来越少，还说要是我们和他这个朋友一起做生意，就能多赚些钱。这个朋友叫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
“迪米崔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深。我当时想，这又是个拉皮条的，和之前见到的那些一样。他穿着过紧的衣服，已经有了白头发，指甲修过；他看女人的目光，我们那些常客可不会喜欢。但我还是跟着吉罗走到他那张桌子旁，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他指着身边的椅子叫我坐。别人准以为我是侍应生，想不到我才是老板呢。”
他用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拉蒂默：“拉蒂默先生，你也许在想，我说第一印象不深，却还记得这么清楚。的确。我就是记得清清楚楚。你得明白，我当时还不了解迪米崔的为人。他不知不觉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当时对他很不耐烦。我没坐下，直接问他想干什么。
“他注视了我半晌。知道吗，他长了一双温和的褐色眼睛。他开口了：‘我想喝香槟，我的朋友。你反对吗？我可以付酒钱，知道吧。对我客气点，不然我就去找更聪明的人做生意。’
“我性格随和，不爱惹事。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客客气气，彼此轻声细语，那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不过有些时候的确很难做到。我对迪米崔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客气，他爱走不走。
“要不是因为吉罗，他就走了，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和你说话了。吉罗坐下来，开始替我道歉。迪米崔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注视我，看得出，他在掂量我。
“这时候我已经有数了，我不想掺和这个迪米崔的任何生意，但是看在吉罗的面子上，我答应听一听，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听迪米崔讲他的生意。他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最后我就答应下来。我们和迪米崔合伙干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
“等一下。”拉蒂默突然打断他，“你们合伙干的是什么？
就是贩毒吗？”
彼得斯先生迟疑着皱起眉头。“不是，拉蒂默先生，并不是。”他又迟疑了一下，用法语冲口而出，“要是你非知道不可，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生意，只不过这种事很难解释，要是一个人不了解这一行，没有共鸣。这里面所涉及的大都超出你的经验。”
拉蒂默回复了一句冷冰冰的“是吗”。
“听着，拉蒂默先生，我读了你的一本书，觉得胆战心惊。书里面充满了偏执、歧视、非黑即白的德操，让人不安。”
“原来如此。”
彼得斯先生接着说：“有些人反对死刑，我不在其列，但我想你是这种人。绞刑现实的一面叫你震惊，可是，你一边为自己的野蛮不寒而栗，一边又兴冲冲地追寻那个倒霉的杀人犯，这让我十分反感。你这种态度让我联想到一个感情用事的青年为他富有的姑姑送葬：他眼睛里噙着泪，心里却在欢呼雀跃。知道吗，西班牙人总不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斗牛。其实这个朴实的家伙不知道，他该表现出折磨马和牛是出于道德和法律义务，而他自己也并不享受。拉蒂默先生，请别误会。我并不怕你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我要明白地表示，我对你故作震惊颇有微词。”
“鉴于你还没说到我该对什么震惊，”拉蒂默大不耐烦，“我也不太好回答。”
“对，对，当然。不过恕我冒昧，你对迪米崔感兴趣，主要原因难道不是他让你感到震惊吗？”
拉蒂默想了想：“也许你说对了。不过正因为他让我感到震惊，我才想去了解，去解释他。我不信世上真有犯罪小说里那些毫无人性、无恶不作的恶魔，可据我听到的迪米崔的种种作为，他自始至终就是麻木不仁——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从始至终。”
“渴望财富、渴望权力，不是人的本性吗？有钱有权，一个虚荣的人就可以尽情享乐。关于迪米崔，我最先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贪慕虚荣。那是一种不声不响、根深蒂固的虚荣，比起爱炫耀的普通人，他可危险多了。好了，拉蒂默先生，讲讲道理吧!迪米崔和那些体面的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手段不同——一种合法，一种非法。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
“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