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20世纪3（第1页）

第十章20世纪3

在这个自足并有点孤立的社会中，一般模式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主导所设计的。在表面之下，这个时代的预言家和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生产力下降。社会学家发现了深刻的不平等和阶级鸿沟，这些阻碍了“停滞社会”的现代化。英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和传统的态度是自满得意。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明显更好。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家庭规模变小，也更富有。房屋装潢得更好；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汽车；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贷款买房；每年夏天都去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过一个体面的假期。

日益惬意的生活，也不局限于住在郊区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人们也可以乘飞机去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旅游，或在酒吧、俱乐部和其他地方狂欢，因为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给他们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成为社会学分析和反叛传统的潮流所喜欢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古怪，流行文化在他们中间也更盛行。像长发的北爱尔兰和曼联足球运动员乔治·贝斯特（GeeBest）这样的体育明星，代表了与20世纪20年代的杰克·霍布斯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披头士乐队（一群利物浦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取得了音乐上的突破，使得英国成为所谓“放任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样的社会里，酒精和毒品泛滥，裙子短得出奇，性行为也更加开放。1966年英格兰足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胜利，为年轻人的新好战性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环，尤其是因为英格兰队击败了老对手德国队。足球流氓高唱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届世界杯”!

此外，在麦克米伦首相等的享乐主义观点以及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的文明宽容政策的助推下，中产阶级改革者开始了其他社会变革。法律对性犯罪、同性恋和其他情况的罪行从轻发落。堕胎以及避孕药和其他容易获得的避孕手段，为无休止的性放纵提供了空间；离婚和单亲家庭急剧增多。据称，在美国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的推波助澜下，青年文化曾袭卷英国上下。尤其是英国大学中，混合了各种文化。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背井离乡的工人阶级学生与更具侵略性的同时代中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因数量庞大，增强了对青年的吸引力。许多新的大学在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纷纷成立，而老牌大学大幅扩大规模。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更多意味着更滥”。其他人反驳说，只有5%的年轻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英国人的潜力几乎没有得到挖掘。由于社会富足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所以思维清晰的大学生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新的奋斗方向。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有一段时间，该运动差一点影响工党成为执政党。60年代后期，同样的**形成了对美国越战的抗议。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法国索邦大学的学生反抗运动，也在英国校园中短暂爆发，然后同样神秘地偃旗息鼓了。

这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公众满足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力量。在哈罗德·威尔逊的第一任首相（1964—1970）期间，各种不同的群体爆发了反抗。世界的生态受到破坏，且受到难以想象的恐怖武器的威胁——这种背景下的年轻人，对消费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价值观不感兴趣。在其他地方，威尔士和苏格兰产生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抗议潮流；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或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此类抗议，更让人难忘。威尔士和苏格兰并没有充分享受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红利。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威尔士所创建的国务大臣等职位，几乎没有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合理地抱怨说，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他们的国家是不恰当的。在威尔士，其古老的语言和文化在强大的英语文化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在1966年的一次补选中，卡马森（）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获胜，随后发起了代表威尔士语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以及几次未遂的爆炸企图）。统一主义者的一个成功回应是：在1969年，查尔斯王子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占领了汉密尔顿席位和几个地方当局；一种新的反英格兰情绪似乎席卷了苏格兰的高地和低地。

“有色”少数裔引起的问题，更加违反宪法或更不平静。自1950年以来，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人有一百多万人。他们住着破旧的房子，在就业中和在警察执法中（有时候）遭到种族歧视。除此之外，老城区的种族偏见更加危险。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右翼灾祸预言家以诺·鲍威尔（EnochPowell）以煽动性言论激化了种族歧视。根据美国的种族骚乱，他预测英国城市将成为“血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北爱尔兰，从1920年起一直由占多数的新教徒控制，现在出现了动**。信奉罗马天主教（通常是民族主义者）的少数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实践中，维持宗教和种族和谐的努力显然已经落空。军队进驻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在英国各城市制造了一波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表明古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险恶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举行了从布里克斯顿（Brixton）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建立在双方同意基础上的自由英国似乎正在瓦解，好像跟1910年至1914年间的情况一样。

迄今为止，只有部分社会结构保持完好，因为整体人口的生活水平很高并且还在继续改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正在加剧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在这糟糕的十年里，英国举步维艰，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的金融权宜之计，经历了频繁的国际收支危机和多次英镑挤兑。作为权宜之计，1967年的英镑贬值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补救效果。通货膨胀率开始显著上升，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希思（EdwardHeath）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肆无忌惮地扩大货币供应量——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误导版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所有预测现在都被推翻了，因为通胀上升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

起初，这仅限于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工业区。后两个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煤矿和工厂关闭以及工人下岗密切相关。但到了1973年，英国的经济问题显然已经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后果。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它在世界贸易和生产中的份额，都在严重下滑——也许是无可挽回的下滑。英国似乎已经取代土耳其，成为传说中的“欧洲病夫”。

为了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工会发动了工人的集体力量。工会成员迅速增加，1979年达到1300多万人的峰值。罢工此起彼伏，煤矿的罢工最为严重。1972年2月举行了全国矿工罢工，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已经全面萎缩，但希思政府还是充分见识了矿工罢工破坏国家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1974年2月，另一场矿工罢工迫使政府召集主题为“谁来治理英国？”的选举。出人意料，答案是：人们略倾向工党——于是政府随之大换班。矿工们再次赢得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并在工资表中恢复了以前的高排名。

日益扩大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的制裁和纪律，以及在工会强力挤压下动摇的生产基础——这些形成了不祥的背景，因为英国在享受了短暂而令人陶醉的“富裕”之后，将要迎接新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和社会学治理提供了一个永久的、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的经济持续下滑——按绝对价值计算，甚至低于自己早期的生产水平。1973至1974年的能源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给经济雪上加霜。不过这刺激了英国在这十年里去开采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

凭借核电站和水电计划以及丰富的煤炭供应，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能比其他许多竞争对手更好地应对这些新的困难。但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不可避免地推动了自191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会施压，要求在1975年底工资增长30%——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胀。英国的通货膨胀继续保持在历史高位，1980年曾一度超过20%，随后在1982至1983年降到相对容易控制的10%左右。此后，由于工资增长放缓，以及许多商品实际价格相对下降，货币供应受到限制；到1987年秋季，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左右。

随着价格上涨以及工资和其他各项成本的压力，失业再次成为英国国内主要的祸害。到1980年，失业人数已超过200万——是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规模。随着政府投资和货币供应的减少，到1983年春季，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之后三年，失业人口一直保持在这一惊人水平，甚至有所上升；直到1987年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失业人数才小幅减少，下降至300万以下。经济的中心似乎出现了严重的溃烂——几十万人，其中许多是青少年或其他年轻人，注定在数年内要依靠国家救济，而公共福利服务正在递减。

有证据表明，其他方面也有所下降。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从1951年的5000多万增加到1981年的5600多万；但人们注意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际上人口有所下降。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这给社会服务带来了压力，老年人必然依赖于身体健全的就业人员创造的财富。

其结果，对社会结构最具破坏性。1974至1975年是通货膨胀失控的最初阶段，紧跟着是政府与工会签订不安的所谓“社会契约”时期。契约是威尔逊和后来的卡拉汉（，1975—1978）的工党政府跟工会谈判的结果。工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工资要求，以换取针对其需求的特定政府政策，特别是工作保护。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至1979年所谓的“不满的冬天”，当时公务员甚至包括市政公墓的挖墓人都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帮助保守党选举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坚定地举行维护“工作权”的示威活动，抗议削减公共支出和高失业率。不仅传统上脆弱的地区，如苏格兰、默西赛德郡和东北部，甚至曾经繁荣的地区，如西米德兰兹郡（WestMidlands），失业率都达到20%以上。在钢铁行业，康塞特（sett）、肖顿（Shotton）和科比（Corby）等大工厂永久倒闭。因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包括大学）投资减少以及艺术和环境支出减少，人们的生活质量间接受到影响。英国现在成了后凯恩斯主义“滞胀”现象的典型例子——即同时出现了工业衰退和高通胀。

这些经济压力严重影响了70年代的社会稳定。它们助长了其他已经十分明显的社会、社区或种族的紧张局势。最令人不安的案例仍然是北爱尔兰。英国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冲击了原来的统一主义的主导地位；1972年的斯托蒙特（Stormont）大会，支持英国议会的直接统治。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开始制造暴力，同时伊恩·佩斯利（IanPaisley）牧师发表侵略性的反教皇言论来蛊惑民众。

无疑，斯托蒙特大会的闭幕没有使双方实现和平。军队继续在伯格赛德（Bogside）和佛尔斯路（FallsRoad）上巡逻。在阿尔斯特和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因为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共和国获得资金和武器。有时，北爱尔兰的地方性暴力事件会跨过大海，蔓延到英国本土，在英国城市制造可怕的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女王的亲戚蒙巴顿勋爵是一位杰出的海军上将和政治家，1979年在爱尔兰附近的一艘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

英国政府做出新的努力：让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尔兰事务——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1985年11月，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Fitzgerald）达成盎格鲁-爱尔兰希尔斯堡协议。但是，这导致了阿尔斯特的统一主义者的抗议，并抵制英国议会。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真正的全爱尔兰的团结精神仍然遥不可及。爱尔兰历史悠久的种族仇恨尚未得到平息，矛盾双方都能轻易地弄到枪支。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让公众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1984年的保守党会议期间，有人企图暗杀住在布莱顿酒店的撒切尔夫人；1991年2月，爱尔兰共和军向唐宁街10号发射迫击炮未遂。

其他紧张局势虽没有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以宪法形式继续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79年“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有所收敛，但在威尔士仍然存在政治和文化冲突。捍卫威尔士语仍然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忠实分子，甚至还有愤怒的爱国者以绝食至死相威胁。有些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村拥有“第二个家”，他们的房子有时会被当地的纵火犯烧毁。在苏格兰，政府仍然面对很大的分权压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基础削弱的情况下。然而，总的来说，威尔士和苏格兰仍然是和平的社会，没有像海对岸凯尔特人的北爱尔兰那样，被民族主义者痛苦地撕裂。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的黑人社区越来越动**；其中大部分黑人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旧的贫民区。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麻烦。1981年夏，英国曾一度经历了美国模式的种族骚乱的全部恐怖，因为利物浦的托迪斯（Toxteth）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年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骚乱，一切都被电视报道忠实地记录下来（电视报道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另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Tottenham）的布罗德沃特农场（BroadwaterFarm）住宅区，黑人青年在那里谋杀了一名警察。这些事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移民社区与警察之间缺乏信任。由于黑人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严重，而且在就业、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和恐慌的理由。

其他麻烦也在累积。有一些工会抗议活动因为带有恐吓色彩，远远超出了此类活动通常会有的范畴。例如在伦敦北部举行的针对格伦威克（Grunwick）工厂的示威活动。青少年观众在足球比赛和其他运动场所制造盲目的暴力，破坏赛事。因此，英国的传统稳定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四面八方的冲击。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沮丧地观察到，英国正变得像智利一样“无法治理”。

事实上，这一说法夸张得有点离谱。很少有社会能够在高失业率、通胀上升和公共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像英国人一样保持平静。有证据表明，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现在受到的待遇低于其历史上任何时期应得的尊重：牛津大学遭到“静坐”抗议；警察、法官、教会领袖（和足球裁判员）未能维持他们以前的权威；即使王室成员也受到公众的批评或骚扰。尽管如此，制度和公民生活的大结构仍然是坚固的。但是，毫无疑问，发生社会摩擦和潜在的分裂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制定古老的制裁和限制措施，以使英国社会得以继续。

在这个动**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内省阶段。在现实中，一种深刻的孤立心理决定了大众的态度，自1918年以后经常如此。与美国人在北约的正式联盟仍在继续，但对承诺没有多少热情。20世纪70年代后期，核裁军运动方兴未艾，是一种少见的和平的抗议形式，表明这种依赖于恐怖的核武器的联盟引起了很多公众的不安。拟议的巡航导弹计划引起了更多不安，并导致女性示威者在伯克郡的格林汉康蒙（Greenhamon）导弹基地进行长期抗议——这是女性政治的新起点。

在经历了多次外交内斗之后，英国于1973年进入欧洲共同市场。1975年的一次独立公投中，绝大多数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支持英国成为其成员。但“欧洲”主要在非政治背景下引起了人们的喜爱。欧陆的一揽子度假计划、欧陆的汽车和食品的普及，以及欧洲足球比赛并没有让英国人更热切地喜欢他们的欧洲邻居。1975年以后，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继续怀着闷闷不乐的敌意；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持续反对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员。无论如何，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由隐身的官僚组成，很少受到民主制约；总部远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机构很难在英国这样的独立国家赢得公众的喜爱。加入共同市场意味着更高的食品价格，以及海量黄油和葡萄酒等将涌入英国市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人的广泛谴责——自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来，英国人一直享受着廉价食品政策。英国人既是似是而非的“欧洲人”，也是似是而非的“大西洋主义者”。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由于加入欧洲共同体带来了经济利益，英国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其成员，反欧洲主义思潮也正在逐渐减弱。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不再提议通过谈判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因为该组织现在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社会主义政府。1986年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密特朗签订协议，建设连接英法的、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高速铁路海底隧道。这条隧道于1994年开始运营，这显示英国的孤立主义至少有了部分让步。

1986年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单一市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最后，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0月被迫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然而，对于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几个层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迫使执政十一年的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这件事上，这一分歧是主因。

英联邦的民族情绪仍然保留了一些影响力，以女王为名义国家元首。然而，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描述。无论是涉及进入英国城市的黑人移民，还是关于如何应对南非种族隔离，与英联邦国家的这层关系，都可能产生摩擦而不是善意。与此同时，1989年英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在八年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再次表明，英国的世界角色正在不可逆转地削弱。

帝国格局迅速衰退的进程仍在继续，但是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不满。经济和军事上的疲软，决定了英国采取的是有控制的紧缩政策。最艰难的遗留问题是南罗得西亚，这片与南非毗邻的土地推行着种族隔离系统，存在种族大屠杀的危险。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变，于1979年12月授予罗得西亚（后改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权——无视白人定居者的抗议。议会和公众欢呼、喝彩这次帝国的撤退。吉卜林和赛希尔·罗兹（CecilRhodes）的帝国主义精神终于被驱除了。“帝国”的观念似乎已经不太可能进一步扰乱英国人的心理。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1982年3月下旬，阿根廷人出兵占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1833年被英占领）荒芜的前哨基地。英国政府在公众强烈呼声之下做出积极响应。两艘仅存的航空母舰和数十艘其他战舰、多架战斗机和一万名士兵组成一支特遣部队，被派往8000英里外的南大西洋的风暴海域。在迅速且成功的战斗中，得到了美国技术的支持，这些岛屿很快被重新夺回；6月14日，英国国旗再次飘扬在斯坦利港。

福克兰群岛战争极受欢迎；持不同政见者、核裁军运动或其他不同观点根本无人顾及。与此同时，在战争开始之前，除了从邮票上，英国人民几乎不知道这些遥远而几乎毫无价值的前哨小岛。一场战争似乎不会重振帝国的雄风。战后，增强海军力量或向南大西洋增加财政资源的公众愿望，并不比战前更强烈。福克兰群岛事件表明，英国人民中不耐烦的孤立感正在上升。面对国际怀疑论，英国仍然可以显示出强国的身份，在陆军、海军和技术方面，比像阿根廷这样的军事独裁国家更具优势。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复兴。

但福克兰群岛之战所表现的沙文主义，几乎在它开始时就消失了。英国国内重返熟悉的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例如1984年3月的一场激烈的矿工罢工，持续了整整一年。警方和矿工的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全国矿工联盟内部就是分裂的，重要的中部地区的煤田继续开工——结果全国矿工联盟惨败，且更多矿井关闭了。

矿工能够迫使英国政府屈服——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和民间传说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核能的大力发展，煤炭对英国的能源供应不那么重要了，矿工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明显了。然而，在矿工罢工之后，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组织了一系列罢工，特别是教师引发的长期纠纷，导致1985至19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使80年代初期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似乎是英国在20世纪最右倾的一届政府。与此同时，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Benn）领导着一场极左的、迈向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基层运动。共识似乎已经**然无存。评论人员引用了叶芝的话说，“最好的缺乏一切信念，而最糟糕的充满**”。工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右翼成员组成了一个新政党，有些人从中找到了慰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奉行凯恩斯式的经济中间路线，提倡收入政策、欧洲主义和核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经济抱有很多宿命论，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大胜，获得397个席位；而工党明显下降至209个，自由党17个，社会民主党只有6个席位。

人们再次担心温和的中间意见在大漩涡中会被一扫而空，但是其他更有希望的发展取代了这种担心。英国的经济变革有了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国民经济有利变革的结果。北海的石油使英国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在其能源供给上处于独特的优势地位。国际收支突然出现逆转，有了大量、持续的盈余（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不那么重要了。当然，石油、电子产品、航空航天（如协和式飞机）、高架桥（HumberBridge）、高速列车、海峡隧道和计算机芯片方面的技术奇迹表明，本土的创新潜力和科学创造力并没有枯竭。

在80年代中期，也有不少迹象表明，这些发展创造了新的繁荣，至少在英格兰南部、部分中部地区和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的增长尤为明显。像斯温顿（Swindon）和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这样的小镇，呈突飞猛进之势。由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下跌，英国经济在1987年初开始迅速发展，并达到4%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增长主要依靠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热潮，而不是英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制造业继续呈现远低于1970年以前的生产水平。自从工业化以来，在历史变革中，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动**。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在伦敦金融城的所谓“大爆炸”：为交易商提供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取代了股票经纪人在证券交易所大楼里成群乱转的古老景象。这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新国际主义。资本市场也有助于修复伦敦东区——数十年来这一区域一直被忽视。“雅皮士”（yuppy，年轻上进的专业人士）的社会现象，被广泛讨论并经常被谴责，他们大多是从事股票经纪、投资或商业银行业务的高收入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