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2（第1页）

第六章斯图亚特王朝2

因此，所有对国王政策感到不满的人都迎来一个独特的拨乱反正的机会：一个不能随意解散的议会被召集起来。之所以采取这种坚决的措施，主要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12个月之内，查理维持无议会政府所依仗的机构和君主特权被清除。那些在17世纪30年代曾劝诫过国王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或羞辱。但是，没有发生预期的和平与合作。相反，在越来越大的不信任和指责中，危机迅速加深。内战在两年内爆发，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沮丧和困惑。为什么查理的地位崩塌得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如此惊人？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有两点非常明显，其中一点是，一旦人们普遍期望的宪法改革得以实现，那么查理卑劣的品格、明显打算尽早收回他的让步的决心，以及他越来越希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意愿，将迫使下议院领导人，尤其是约翰·皮姆（JohnPym），考虑采取更激进的措施。1640年，议员们一致赞成一个对国王不利的、限制王权的方案，废除那些维持无议会政府的权力、君主特权和法庭。没有人打算增加两院的权力，只是坚持让议会定期举行会议来履行其古老的职责：制定法律、批准拨款、使国王注意到百姓的不满以及寻求补救方法。到1641年秋季，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国王本人是如此不负责任、无法挽救，因此议会有权以人民的名义，将以前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移到议会手里。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下议院应参与枢密大臣、国家和法院的主要官员的任命和解雇，并且枢密院的辩论和决定应受议会监督。议会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是因为查理在1641年7月与苏格兰人签订的条约中曾做出非常类似的让步。10月，爱尔兰叛乱爆发后，这些要求变得更加迫切。

爱尔兰北部的天主教徒害怕英格兰议会将推出新的压制性宗教立法，于是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解除执行此类立法的阿尔斯特新教徒的武装。由于阿尔斯特种植园地区遗留下了宿怨深仇，暴力事件不可避免地失控，新教徒中有3000人（即新教徒人口的15）被屠杀。英格兰的可靠资料显示，实际数字要更大。对于查理一世来说，致命的是，这些反叛分子声称是按照他的权威行事，并且他们还伪造了一份授权令。这让人们更加相信一些传闻。有传闻说查理与爱尔兰天主教徒策划阴谋，以及他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教皇进行了秘密谈判，以获取1640年入侵苏格兰的人力和财力，而随后在1640年初，就发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密谋通过武力解散议会的行动。几周之内，在军人的支持下，查理断然签署逮捕令，在议会的一次会议中逮捕了五名下议院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委托查理去招募和指挥军队来为英格兰效力并征服爱尔兰人，是不可想象的。此时，约翰·皮姆率领议会攻击查理一世，称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国王，一个不适合行使王权的人。在内战爆发前的18个月里，下议院的大部分人和上议院的少数人都赞同这一观点。当查理一世在诺丁汉高举战旗向人民宣战时，人们对他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质疑，是分裂国家的原因之一。

导致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因素是，查理在1640年的行动，迫使许多人采取了比他们原来的或预期的更为激进的宪政立场。但宪政因素对于内战爆发的影响是有限的。围绕一个迫切但不可谈判的主题，一个信任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用于对付爱尔兰反叛分子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这还涉及别的问题，即国王对民兵及其指挥官（包括郡长和副郡长）的控制权。这些宪政问题，连同国王的大臣和议员对议会的问责，被证明是内战的诱因，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些积极选择站队的人头脑里考虑的东西。当然，信任问题使得一些人站到了议会一边，但是皮姆和他的同僚此时提出的新要求，对许多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国王跟教皇眉来眼去，把一些人推向了皮姆的怀抱，那么皮姆的鲁莽把另一批人推向了国王的怀抱，因为他不择手段地用屠杀数千名伦敦人的方式，来恐吓两院议员批准有争议的措施。1642年，就宪政问题，几乎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但是有10个人无法选择站队，他们认为双方都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并且继续祈求双方达成妥协，和平解决分歧。在大多数的郡和自治市镇，整个1642年的主流情绪是和平主义、中立主义或至少是地方主义。也就是说，人们企图通过全国中立化，促使各派达成非军事化协议，或者通过“和平”运动强制双方接受非军事化协议，或者县政府以国王或议会的名义强制实行秩序和纪律，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更大的、全国性的战争。关于宪政问题，无论对威斯敏斯特那些议员施加多大压力，都不足以引发内战，他们早都经历过王室的狡诈和伦敦学徒们的威胁政治。

但到了1642年，出现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宗教。大主教劳德的宗教实验激活了清教徒的战斗精神。到1640年，大批神职人员、绅士，特别是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决定，必须推翻教会的管理制度，因为它很容易被一群创新者和秘密天主教徒（比如劳德派的人）所操纵。主教的职位必须废除，有人说，《公祷书》“臭气熏天，上帝的鼻子也觉得它奇臭无比”，必须予以压制，并且必须停止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等“教皇制度的”节日。议会中的多数人最初赞成进行更温和的改革：惩罚劳德和他的追随者，并制定立法以减少主教的自治权和管辖权。但是，苏格兰人要求更大的变革，有人还精心策划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改革教会的“树根和树枝”，还有许多地区爆发了圣像破坏运动（砸碎教堂窗户的彩色玻璃和砍毁圣餐栏杆），这迅速导致意见的极端分化。由于许多反对主教的人也反对贪婪的地主和什一税（影响到普通的财产权），于是捍卫现有教会不仅是捍卫宗教，更是捍卫社会的秩序和等级以及国家。

在保皇党出现之前，已经有一个英格兰国教党，那些在1642年投奔国王的人显然是出于宗教目的。另一方面，拥护议会的人是那些致力于推翻现有教会的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福音派教会，该福音派教会更重视传讲上帝的话语，加强道德和社会纪律。新英格兰的流亡者回到了英格兰，他们讲述敬虔的信徒在荒芜之地的成功故事，他们的回归强化了以上观点。《旧约》中，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被带领到应许之地，同样神的新选民英格兰人将摆脱束缚，被带到另一片应许之地，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尽管大部分英格兰人都在犹豫不决，寻求折中办法，但是接受武装斗争的少数派却对宗教充满热情。

随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也被无情地卷入内战。面对少数派不断升级的要求和威胁，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站队。许多人，或大多数人，只进行了极少的抵抗，他们选择按照逼迫他们的人的指示做事。另一些人进行了自我反省，而后不情愿地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自己和家人搬到他们认为更高尚的一方的控制区。但是，由于害怕国王的“教皇派”盟友和议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做出这个决定让很多人痛苦不堪。

内战

第一次内战从1642年持续到1646年。很难说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因为国家是逐渐陷入战争的。1642年1月，国王离开伦敦，开始了环绕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漫长征程。4月，他试图收回存放在赫尔的一系列军事装备（他在苏格兰战役中遗留下来的），但是城门紧锁，他吃了闭门羹，被迫退回到约克。在6月到8月期间，查理和议会两院就民兵训练问题向敌对军官发布了截然相反的指示，这导致了一些小规模冲突和武力威胁。到8月底，双方都在积极招兵买马，冲突升级。8月20日，国王在诺丁汉举起旗帜，正式宣战。但是，各方都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或者两军之间只进行一场战役就解决问题。但是，10月23日，在沃里克郡南部的艾吉希尔（Edgehill）爆发的第一场战斗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虽然国王在向伦敦前进并且到达了布伦特福德，但他没有军队或后勤支持来迎战阻止他前进的部队。寒冬迫近，道路变得无法通行，他撤退到牛津。冬天里出现了间歇的和平，并进行了徒劳无果的谈判，仅仅过了一个冬天，真正的战争爆发了。最初的军队都是勉强拼凑的，军饷仅够糊口。到了春天，显然全国必须动员起来，必须在每个地区建立军队，还要有维持军队的资金和行政机构。国家可能已陷入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逻辑及其代价会将内乱变成血腥的革命。

在1643至1645年的某些时候，可能110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参了军。没有单支军队超过2万人，而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马斯顿荒原战役，发生在1644年6月，在约克附近，有几支军队交锋）的参战人数也不到45000人。但在1643年、1644年和1645年的战事期间，通常有12万到14万武装人员参与战斗。双方在各自的地盘组织各郡的“联盟”，每个联盟都有一支军队（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其主要职责是清除敌人的联盟，保护自己不被入侵。双方各有一支负责全国性战事的“行军部队”。在这些情况下，战争基本上是小规模战斗和包围，而不是重大战役。有些地区（例如东盎格利亚、南海岸和威尔士中部）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其他地区则不断被敌军践踏和占领（塞文河和泰晤士河流域最严重，而整个中部地区是一片永久的军事区）。议会的中心地带是伦敦附近的地区。由于靠近首都，受到议会两院的强制要求，以及成千上万的伦敦人已经迅速武装起来（由失业者和有宗教倾向的人组成，他们所占的比例不详），使得温和派和犹豫不决的人也接受了议会的权威。同样，国王最初的优势在于他访问和参观过的地区：中部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包括兰开夏郡到牛津郡的各个县。最北部和西部，最初是中立的或立场不明确的，保皇党逐渐在这些地区占了上风。

国王在最初阶段拥有几个优势：富人的支持、源自国王的自然统一的指挥结构，以及更简单的军事目标（夺取伦敦）。但议会拥有更大的长期优势：伦敦的财富和人力，对提供信贷至关重要；对海军和贸易路线的控制，使得务实的商人宁愿与他们打交道，而不愿与国王打交道；需要保卫的领土更加紧凑，比保皇党位于内陆的领土更不易受侵略；以及在1644年有两万苏格兰人从北面入侵国王的领地，虽然这一行动所起到的帮助作用有限，但仍然很重要，作为交换，两院承诺建立一种与苏格兰类似的教会政府。

在持久战中，议会一方很可能会拖垮保皇党。事实也确实如此。纯军事因素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很小。双方部署了相同的战术并使用了类似的武器；双方都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军官，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于大陆国家的军队。1645年，双方都“重新塑造”了他们的军事组织，以打破军事平衡。国王在布里斯托尔和牛津分别设立了司令部，而议会把三支在最近几个月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重新召集起来：一支对其现有的任务（防御东盎格利）来说过于庞大的军队，威廉·沃勒（WilliamWaller）爵士在南部地区吃了败仗的军队，以及埃塞克斯伯爵总司令的“行军部队”。这支新模范军由一位“局外人”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ThomasFairfax）指挥，以避免旧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相互不服气，并且所有议会议员都从司令部中被召回议会；没有被召回的，要根据现有的资历进行安置。新模范军创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将议会事业激进化，它也不受激进军官控制。关键问题是职业化，而不是激进化。军队后来在宗教热情和为人才开放职业生涯方面取得声誉，并不是在其初创阶段就拥有的特征。1645年6月，议会在纳赛比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这以后议会取得了一连串胜利，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热情，而是因为军队可以得到定期的报酬。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没有领到军饷的王室军队自动瓦解了，而新模范军得到了充分的补给。议会通过消耗战取胜。

战争的最后12个月中，暴力和破坏行为日益受到人们的反对。这些英格兰西部和西南部的中立主义者，或者说“手持棍棒”起义的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试图把一方或双方驱逐出他们的地盘，并要求双方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由于保皇军队纪律松散，因此他们成为被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民众对双方的敌意，使得议会也很难采摘胜利的果实。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议会对人民征收重税，对富人和中等阶层征收的直接税收，占他们收入的15%～20%。对基本商品征收消费税，例如啤酒（在热的植物饮料，如茶、咖啡和巧克力引进前的时代，男女老幼的基本饮料是啤酒）和盐（当时必不可少的防腐剂）。数千名绅士和很多其他人的财产在对手控制的地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全部由国家征用，只有那些有妻子和子女的，才被准许保留收入的15。战争接近尾声时，议会允许不太活跃的保皇党人（“过失者”）通过支付高额罚款来重新获得他们的庄园；但保皇党的强硬派（“邪恶者”）不允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赎回财产，后来他们的土地在公开市场上被拍卖给最高出价者。而那些财产没被没收的人，都被要求把钱借给国王或议会。拒绝“自愿”借钱将招来罚款。除了这些负担之外，双方都采取了免费征用民宅的措施，即部队扎营在民宅里，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食宿的补偿。移动的部队很可能自取所需，谁敢抗议，他们就把火枪指向谁。虽然抢劫和掠夺比较罕见，但偷盗和踩踏农作物很普遍。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被战争严重打乱的经济体中。保皇派占领了伍斯特，议会占领了格洛斯特，这严重影响了塞文河上的贸易；保皇派对牛津的占领和议会对雷丁的占领也影响了泰晤士河上的贸易。糟糕的天气带来了其他问题，17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了该世纪最糟糕的粮食歉收问题。高税收和高食品价格影响了制造业市场，并导致经济衰退。穷人和生活拮据的人的困境令人绝望。要解决战后的和解、解散军队和恢复“正常”等问题，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

为了打赢内战，议会还必须赋予其代理人广泛的权力，甚至是专断的权力。这场战争是由伦敦的一系列委员会负责管理的，这些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个县和区域联盟的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委员会被授予与普通法原则相悖的权力：评估人民财富并摊派税收的权力；搜查房产并扣留货物的权力；以及在未经审判、未陈述理由和未受限制的情况下，监禁那些阻碍他们的人的权力。享受这些权力的人，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补偿，（在1647年中期以后）该赔偿由另一个议会委员会执行。地方最高法院的判决被委员会法令搁置。正是这些举措，保障了议会打赢内战所需的资源。但到了1647年和1648年，议会的治理看起来比国王更加暴虐。和平和复辟的呼声高涨。

为了赢得战争，议会还向苏格兰人承诺解散伊丽莎白时代建立的教会，并根据上帝的话和“最佳改革教会的榜样”重新创立教会（这是一种诡计，因为苏格兰人错误地认为这应该是他们自己的教会）。到1646年，这些至少在纸面上完成了。主教、天主教堂、教会法庭、祈祷书和教历（包括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被废除和禁止。取而代之的是“长老会”制度。一些邻近教会的传道人和长老每月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个郡内所有这些会议或“班”的代表定期会面。教区、各阶层和地方的活动，将由教会全国大会和议会进行协调。人们未能摆脱旧教会的权威，同样不能摆脱新的国家教会的权威。新的国家信仰将建立在新的祈祷书（《威斯敏斯特公众礼拜守则》，强调即兴的祷告和宣讲圣言）、新的教义问答书和新的信条上。在各个层面上，“敬虔”的人都有权利通过教会和世俗制裁向他人灌输道德义务、“礼仪改革”和严格的精神服从。但这个清教徒实验还是夭折了。它给平信徒太多的控制权，令许多恪守教规的长老会牧师不悦。它赋予单个教区的权力太少，而给予其他阶层、教省和教会会议的权力太大，令许多其他人不悦。精确的教条、仪式和纪律要求，对其他人来说过于僵化或者本身不可接受。虽然1642年“清教徒”一致反对现有秩序，但强迫人们做出某种选择的行为，造成了运动内部的重大分裂。许多“独立人士”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开始要求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在国家教会之外进行自由宗教集会的权利。有些人开始拒绝缴纳什一税。任何企图强制推行长老会制度的行为，都会导致清教主义的瓦解。同时，这个制度受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自四代人以来，一直热爱《公祷书》，庆祝伟大的基督教节日，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两样。他们憎恶清教徒的教义，即禁止任何人在没有得到牧师和他的自以为是的追随者的批准情况下，或者在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证书的情况下，接受圣餐。因此，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东盎格利亚，反对《公祷书》和庆祝节日的法令都是一纸空文。试图强制推行变革的牧师们遭到了反对，甚至被驱赶。虽然15的神职人员因精神上、道德上或政治上的不妥之处被议会委员会驱逐，但那些替代他们的人，大部分仍然寻求秘密的主教圣职。虽然清教徒实验失败了，但它拉高了人们对专断的议会的仇恨。

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人，甚至是胜利的一方，也相信内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用更加严酷的税收和宗教政策替换了旧的国王的政策，那么少数人同样对满目疮痍的现实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必须进行更为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帝不可能毫无目的地让他的子民遭受这样的考验和痛苦。如果承认这场斗争徒劳无益，按照国王原本在1642年接受的条件将国王请回来，将会背叛上帝以及那些为上帝的事业而死去和受苦的人。宗教再一次成为激励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这些观点在伦敦很流行，因为那里教堂集中，且经济陷入萧条；这些观点在军队里也流行，因为士兵依然带着痛苦和狂热的战争记忆，他们在战火中意识到神与他们同在。此外，身无分文的议会，忧心忡忡，他们预见到向人民增税的后果。1647年春，议会试图解散大部分军队，并在拖欠军饷的情况下（从内战结束以来累积的军饷一直没有支付），派遣其余部队再次征战爱尔兰，此举激怒了军队。1647年夏和1648年秋，两院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他们无奈地接受了国王或许也会接受的条款。在遭遇军事失败后，国王的计划是继续谈判，但暂不做出任何决定，此计划看起来很奏效。

然而，军队曾两次阻止议会投降。1647年8月，军队进军伦敦，从下议院中赶走了领头的“煽动者”，其他人出于畏惧，投票表决把军队认为理所应当的税收和其他物资交给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伦敦有一个被称为“平等派”的激进团体邀请军队来解散长期议会，裁定所有现有政府因滥用了人民的信任而无法律效力，并建立新的民主宪法。军队拒绝了这份邀请。平等派希望所有生来自由的英格兰人都签署一份社会契约，即人民协议，并充分享有参与去中心化的民主国家的事务的权利。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只能在短期内任职，并对其选民负责。许多权利，尤其是信奉任何形式的基督教的自由，都不会被任何未来的议会或政府所侵犯。平等派倡导宗教自由，谴责长期议会的腐败和暴政，军官和普通士兵都被平等派的倡议所吸引。军官和普通士兵中的“鼓动者”就平等派的提议进行了辩论，最著名的是1647年11月在普特尼教堂及附近举行的辩论会。但绝大多数人最终认定，这些提议并没有满足军队的基本生存需求。相反，军队倾向于向受到严惩的议会施加压力，以利用其专权来满足其局部利益。

结果引发了各个地方反抗中央集权和军事统治的反叛运动，第二次内战爆发。温和的议会议员、棍棒兵和全国各个郡，联合起来反抗新的压迫，他们的愤怒得到了原保皇派的鼓动和支持。肯特郡、东盎格利亚、南威尔士、西部和北部地区，未受第一次战争影响、未被上次的经历所震动，而恰恰是在这些地区，第二次内战打得最为激烈。国王不明智地与苏格兰人进行了结盟，使战争变得十分复杂。议会未能履行协议（在苏格兰推行教会和解方案），此举遭到苏格兰人唾弃。尽管看起来不太合理，但苏格兰人还是愿意相信狡诈的查理所做出的含混不清的许诺。如果这些起义协调一致，或者至少同时发生，那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起义是一个接一个爆发的，结果被军队各个击破。随着苏格兰人在8月的普雷斯顿战役中战败，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

内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全国仍然呼吁和平与和解，仍然需要供养军队，国王仍然闪烁其词、做空洞的承诺。与1647年一样，两院不得不面对一个悲惨的事实，即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已化为乌有。到12月初，议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向国王投降，让国王复位，并按照他的条件恢复秩序与和平；二是，废掉国王，大胆而冒险地尝试宪政。绝大多数两院议员和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选择前者，而由军队领导带头的极少数人决心选择后者。军队第二次清洗了议会。在所谓的“普莱德清洗”中，超过一半的下议院议员被逮捕或被强行阻止进入议会。其余23的议员拒绝参加被侵犯的下议院。在随后的革命性的几周里，所有议会议员中只有不到16参加了议会，许多参加议会的议员也只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不到110的议员通过了对国王进行审判的决定，议会在1642年向国王宣战。

1649年1月，国王被判处死刑。他的尊严和宽容极大地挫败了对手的舆论宣传。在白厅前的广场上，查理一世在惊愕但充满同情的公众面前被斩首。这位最无耻、最狡诈的英格兰国王获得了殉道者的荣誉。最终，他的名誉因他的尊严以及后来发表的为他做辩解的《圣王的肖像》（EikonBasilike）而得到恢复。这本书在未来数十年里一直很畅销。

共和国与护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