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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宠物与权力
那么，这些新的机制是如何渗入日常生活的基底之中的呢?几乎所有研究者好像都依赖于一种准生物学的分析，他们都同意信息化设备的大规模应用已经开始在生活中创造某种类似于数码生态的东西。但是他们对之做出的解释则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一种解释是反乌托邦式的：消费者被吸引进入由电子互联性和速度组成的一种被称为“连续性精神迷乱”的无缝世界中。从诸如维希留（Virilio）和哈维等研究者所给出的千禧年的解释起，一种新生代的反乌托邦主义宣告了自我反省的结束，因为我们用于选择呈现自身的适当方式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这种对千禧年的解释预言了一种更深一轮的时空压缩，其中充斥着即时的紧迫性规则，其中此时此刻获得了普遍性：
这个由上到下、由里而外的连接性，在科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生态学——以正在变得更加普遍的互联性为基础。生活在这个数字生态学中就是生活在永恒现在的暂时性之中。它在创造属于自身的专制形式，“即时性的专政”①。我们通过它们即线性的、叙事的时间，获得一种对过去、现在和可能的将来的感觉，这些都正在被压缩成一种即时性。
这些“贯穿并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众多时间片段”②本身也被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互联性贯穿与渗透，并同时被数字化为单一性和暂时性。人机互动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只能感知我们所集中注意力去关注的事情，当我们无法专注于某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遭遇到“无意视盲”。③在一个以即时性为基础的信息生态中，这将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一种“高速变换的混乱”④中，对那些我们不能够投入一段持续时间的事物实际上形成一种“视盲”的话，那么，随着互联性扩散的深入与广泛发展，许多重大问题都将浮现出来。⑤
另外一种解释则是乌托邦式的。作为20世纪90年代评论家眼中的宠儿，突显的数字生态学被看成是更加平静的科技新生代的游乐场，对他们而言日常生活变得比之前更加丰富。在这个有着一系列共生模式的游乐场中，联系不断增强，人们通过偶然性进行学习。⑥因此：
数字生态学才刚刚开始，除了在电脑中运行的各种模仿之外，人工生命已经以各种类型的机器人的形式进入现实的世界中。从“昆虫”机器人到装有假的人类肢体的智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从它们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进行学习，在它们与世界的相遇中确定目标并改变策略。从程序化的到不可预言的，这些机器已经跨过了那道想象的界限，这使得它们的发明者欢欣鼓舞……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成年人而言，遭遇到一个古怪的、非人类的，但是却彻头彻尾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人，都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就是生活，而且我们也本能地这么认为。①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解释所描述的未来中，人工的和生物学的通常是合二为一的，数字的植入将会使身体变得更强，同时计算机也将日渐依赖生物学的基底。“硅、铁与生物学物质的联姻”将会出现，而且当我们超越了“半机器人”，“我们和机器人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②。
然而，事实上这两种解释非常类似，尤其是，它们从头到尾都以科技决定论为基础（无论这种科技是硅还是移动电话），日常生活是呈现出来的机器（硅或移动电话）质量的一面镜子，那种将这些机器带入生活（而不是相反）的异质性的、通常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实践档案，则被忽略或被最小化了。
但是，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塑造人类与新一代生物学倾向的机器之间关系的方式，它完全类似于我们与某类动物之间的关系，即伴侣动物或宠物。当然，此时构想一种超越于反乌托邦式的和乌托邦式的占据日常生活的方式，以非此即彼的眼光来看待生物和人类，可能是一件具有关键意义的政治改变。同时，伴侣动物是欧美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点却被广泛且毫无道理地忽略了。就大量关于平凡的物体，甚至对207“野生动物”①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而言，有诸多对象曾被完完全全地忽视了，即使列举出伴侣动物所属的为数不多的家庭在世俗和情感生活上提供有益帮助的例子并非难事。②
当然，动物的感官世界，无论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都与人类的世界差异迥然，这是冯·于克斯屈尔（vonUexkull）在19世纪晚期提出的一个主张，从那之后它被许多科学研究成果证实。③他对于主体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被同样地适用于机器上，因为机器也是由一系列与世界相连的特定情感组成的，且它能够对人提供一种特殊的感觉。然而，很显然，电动动物注定要对人类世界有帮助，至少能够部分地感知人类世界的各种需要和喜好。基于此，也许它们最好被看成是家养的动物，甚至被看成类似于宠物的动物。由于这些动物本应该是类似于宠物的，而不仅仅是共生者（即与它们的主人一同生活），它们的主要功能看起来就应该是带来某种共同的情感关系和满意情绪，它们可以在“伴侣动物”这个现代的标准术语中得到最好的总结。
当然，动物在日常生活中陪伴人们已经有很长历史了。比如，猫已经被人类驯养6000年了。尽管最初它们也许是被用来驱赶粮仓里的鼠类，然而很明显，从很早开始它们也同人类形成情感的关联。①例如，早在古埃及时期，猫就享有特殊的尊重，它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哀悼仪式——包括将它们带有香味的尸体放置在巨大的猫的墓地中，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猫就被完全当作宠物普遍饲养了，同样，狗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也相对较早。它们可能在12000年前就存在于人类的村落中了，但是，狗作为宠物的证据则出现得较晚：“在4000年前，狗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出现了可辨识的狗的种类。到了2000多年前的罗马时期，书籍中出现了对牧羊犬和猎犬的描述，看似像村中恶狗的描述在圣经和其他一些罗马时期迄今不足1000年的著作中都出现过。”①换言之，在绝大多数有记载的历史中，人类就与动物保持着类似宠物的关系，这些动物的生活节奏和需求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拥有自身的诉求和需要，给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不可获取的情感色彩，因而成为人类栖居的一个关键部分，而非仅仅一个消极成分。因此，据估计美国大约有超过5000万只家犬，欧洲大约有超过3500万只②，绝大部分是宠物狗。据报道，在美国，一半的家庭拥有一只狗或一只猫，或两者都有。③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宠物的出现?
近些年来，宠物所带来的愉快感和回报已经成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兽医等一系列学科的研究目标，以至于我们已经能够较为确切地陈述饲养宠物的动机。第一，很明确的一点是，饲养宠物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益处，这些益处能够通过生理学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血压降低、更好的睡眠和更长的寿命）。第二，宠物能够深化社会交往，从仅仅带着狗遇见同样的人一直到参加各种爱好者俱乐部。第三，宠物能使人们变得更加自信，比如，通过提供一种情感或身体上的保护让人自
信。第四，宠物可以被当成是时尚配件或者社会价值的另类标准，它们的外观对于支撑一个人的自尊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五，宠物能陪伴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独身现象越来越普遍，许多人独居，陪伴的需求也就在不断增长。
因此，宠物为人类明显增添了正面的色彩。但是，它们也是极度残忍所施展的对象，它们不仅承受时不时表现出的某种情感，也是各种形式的被控制的对象，因此，它们经常被抛弃，据估计，绝大部分的北美人饲养宠物不超过两年，然后就对之产生厌倦①，驯养可能意味着相当残忍的选择。再者，培训一个宠物可能需要严苛的训练，狗经常被训练仅仅是“因为当对他者的权力可以毫无原因地被施展，当对权力的服从违背了受害方自身的强烈意愿和本性时，权力才是明确又稳固的”②，也许这就是加伯③所谓“控制的欲望”，这种欲望使得人们将自身描绘成受到了宠物的咒语影响，因为这些宠物本来就应是被人们宠爱的，因此，人类在限制自身行为的同时也没有给动物留下施展的空间。
然而，尽管如此，宠物们显然能够也的确引发了自身对人类以及人类对它们的情感。尽管这种观点很明显属于不断发展着的对动物情感研究的一部分，它可以被追溯至17世纪，但是，我们却不能将所有都归为这一话语系统。④比如，格雷尼尔⑤这样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就是犬类作为威胁的世俗历史，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与人类的历史交织于一起的，在这种漫长的交融中出现了一种令人尊敬的和谐，它认可人类所有对狗的情感反应：诚挚、爱、蔑视、冷漠，等等，尤其是那些特殊的忠诚倾向，然而，即使是在对人与狗之间关系的明显颂扬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工具主义的态度，洛伦兹（Lorenz）有着极好的表述：
人类的朋友曾填补人类生命中的那个部分依然永远是空的；你的狗可以被其他替代物取代。不同的狗的确是不相同的个体，也不折不扣地拥有自己的个性，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否认这一点的人，但是，与人类一样，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那些负责将它们与人类建立起特殊联系的深厚的、又源于本性的情感上，狗与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果一个人的狗死后，他立即又领养了一只同种狗，他通常会觉得旧友的离去在他内心以及生命中留下的那些荒凉的空间又被重新填满了。①
最后，当然还有宠物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往往被搁置一旁，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宠物也拥有它们自身的也许是与人类有着巨大差异的主体世界。
法国人，也许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甚，喜欢将他们的狗和猫当成人一样并与之交流，一旦他们的宠物突然表现出兽性，他们就会非常吃惊。例如，当一只狗重新发现它古老的为狩猎而装扮的本能时，它会蜷在狗屎里。我们所喜爱的交流伙伴——它的才智、智慧甚至它的哲学（为什么不呢）都令我们欣赏——如何能够发生如此大的偏差?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他的散文诗"狗与瓶"中表达了这一主题，被波德莱尔描述成陪伴着他那让人伤感的生活的那个无价值的生物，获得了普遍的共识：为精致的香水味所激怒，却对精心挑选的垃圾闻之甚欢，这就是狗，在亭利·米肖（HenriMichaux）的笔下，你永远看不到狗停下来去嗅一朵玫瑰或紫罗兰。“它们脑中存有令人讨厌的档案，而且在不断地更新着。谁能比它们对臭味的种类更加了解?”②
即便如此，基于动物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我们有可能会认为，尽管有着诸多差异，宠物是人类最佳的共生伙伴，也是整体而言服务周全的生态种类。例如，“从生态角度而言……家养犬类是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动物种类”①，因为它们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环境，犬类能够保持其猎食、躲避危险和进行再繁殖的能力。但是同样，宠物也被认为是最受共栖之害的种类（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一方有时会不自觉地伤害另一方）。他们是被捕获的动物：是我们收养动物，而不是相反。它们的生活受到主人利益的操纵并通常给它们带来有害的影响。还以狗为例：“当我在狗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中考察狗的获益情况时，看起来是几乎没有希望的……我认为，现代的家养狗的饲养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心理需要，而极少考虑给狗带来的影响……这些狗就是宠物所有权下的宫廷弄臣。”②
因此，关于宠物的文化向我们表明的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对伴侣动物的各种类型的反应：一种带有甜蜜情绪的控制和残忍，一种带有潜在的他者意识的追求实际的工具主义，以及一种总体上对这种关系中双方成本与收益的不确定态度。随着机器越来越满载软件并获得越来越独立的移动性，同样的伦理困境也有可能发生。随着一些机器被投入情感反应能力、对话能力，等等，这些困境将会变得愈发严重。它们必定也将产生同样的伦理需求，正如这一需求在伴侣动物中存在一样。但是，伴侣动物也应该引起我们片刻的犹豫：的确，正如我们所见，认为伴侣动物的世界通常缺乏协调性的伦理反应是合理的。当然，这再一次强调了瓦雷拉③所支持的那种类型的日常伦理，但是，它没有局限于“人类”的世界，而是将之扩展到了其他智能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