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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商中的国际校舍

然而，这些表面的事实掩盖了新加坡政府在建立这些联盟的最初过程中所获得的国际教育利益。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将通过关注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以及沃顿商学院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策略，来对联盟的产生过程进行探讨。该部分内容，绝大部分基于与一些人的谈话，他们都与新加坡的新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关联，或者包括从1997年到2003年在新加坡生活和有工作经验的人。

为了适应这些教育机构以塑造新的主体，并同时将新加坡打造成国际商业教育基地这两个目的，新加坡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得不进行一些巨大的调整。

首要的改变就是加强新加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既然教育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服务”，那么，把为“外国”消费者提供的教育服务概括为四个模式或途径将是有帮助的②:（1）跨国界的供给（如远程教育）;（2）境外消费（如国外学生在美国求学）;（3）商业资助（如对已经成立的校区进行资助，或通过联合经营的形式）;（4）亲身出席（如教师亲自到境外授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经成功地实现前两种教育服务模式了。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后期，当新加坡开始正式允许并鼓励外国学校在这个城市国家建立相对深入的商业合作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然而，这一变化只是有选择地适用于那些被认为是“世界级的”西方学校。

“商业资助”给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带来的影响是第二种改变，一种历史理性的新的联盟降低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式教育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美式模式，克里斯·奥尔兹（KrisOlds）:我不太确定，来自不同地方的学校是否有着不同的倾向呢?

江莉莉（LilyKong）: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当我们提到标杆管理的问题时，大概在三四年前，我们说的是要向英国研究评估考核系统的评估和标杆管理模式看齐。当时的副总理满怀信心地将之全面引入教育领域。我想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它发生了非常明确又显著的向北美，尤其是向美国模式的转变，那时也曾有一种说法是要打造东方的哈佛，这不是泛指北美或者美国，而是特指哈佛大学。我们现在仿效的当然更为多元化，也更实际，但是，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国的类型。

新加坡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发生的这种具有历史地理性的快速的重构，是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TonyTan）推动的，江莉莉：有一种公认的看法是，副总理陈庆炎对北美的教育系统非常了解，部分原因在于他儿子在波士顿留学，这可能影响了他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看法。

沃顿商学院的贾尼丝·贝拉丝（JaniceBellace）佐证了她的观点。然而，陈庆炎绝不可能是新加坡唯一一位青睐美国教育系统的政要，资政李光耀也曾推动美国模式以发展一种更具“企业性质的文化”，

李光耀：英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美国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社会，总体而言，美国之前和现在都不存在阶级障碍，大家都歌颂着财富，每个人都想变得富有，也都正在努力，到处都有一种想要创办新公司和财富的急迫感。在创新和创建新的公司，并将新发现或新发明进行商业化运作以产生新的财富方面，美国是最具活力的社会。美国社会永远都在前进和变化中。在它的引导下，这个世界被专利包围起来，它还争先恐后地生产新的事物，或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将事情完成得更好，同时生产率也在不断地提升。新的事物在美国畅销以后也会在全球推广。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在工业上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而此后的十年间其令人惊叹的复兴过程使我完全懂得了美国所谓“创业精神”的含义。然而，对于每一个美国的成功企业家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拼搏过、失败过。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停地尝试，直到取得成功。还有相当一部分成功人士，他们继续创造并建立新的连锁企业。美国那些优异的公司就是这样创建的，这也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所必需的精神。

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对以上两位公认的伟大人物进行评价：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因此，很显然，通过那些精选出来的美国人促进“创业精神”产生的方式，这一贴近美国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提升新加坡经济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知名度的努力。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顶尖商学院的教师来说，新加坡在他们的地理学想象中并不存在，或者，新加坡被很随意地看成是亚洲式专制主义的温床。

贾尼丝·贝拉丝：我想强调的是几乎没有人去过新加坡。沃顿的很多教师都去了香港，一些人到过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地去了日本。但是，新加坡大家却从来没有去过。因此，对于沃顿的绝大部分教师而言，它完全不为人所知。大家反复地问：“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在最初的两年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让沃顿的人走出去，哪怕仅仅是去访问一下。如你所料，基本上所有出去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喜。第一个惊讶之处就是它和香港不同。许多人没有料到，这里盛行着英语，这里有多么现代和繁荣。第二点是，你可以引用这段，新加坡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对于很多沃顿教员而言，他们对新加坡的印象都是基于类似《经济学家》上面的文章。我的那些同事，不明白《经济学家》杂志称新加坡是“保姆式的国家”的含义，有些误认为它就像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一样。我让他们想一想英国的保姆是如何和孩子互动的，她教导孩子们要自我约束并提升自己。也许在美国，如果政府长篇大论要人们好好说英语，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是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总理这么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如果这对于新加坡的经济生命非常重要的话，他们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一旦沃顿的教员参观并经历了新加坡人的生活，他们就会真正懂得什么是“保姆式的国家”。

第三个改变是关于外国教师演讲自由方面的。新加坡政府严格控制的一些规则现在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也仅仅是一些而已——为了应对学术界的担忧：阿尔努·德·梅耶尔（ArnouddeMeyer）:我并不想指责他们，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关心那些发表在没人看的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他们只在乎那些在新加坡畅销的非学术类杂志。更进一步说，有三个领域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第一，我们不能卷入任何会造成种族和宗教紧张的活动中，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很快就会垮掉。第二，尽管他们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知道，新加坡有两个穆斯林的邻居，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不能冒犯他们。第三，他们大致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卷入地方政治中，我们最好收拾包袱走人……我们的教师表示：我们对以上两点没有异议，我们不会制造种族和宗教的紧张，也不会冒犯邻国，我们对地方政治也不感兴趣，因为新加坡太小激发不起我们的兴趣。因此，我们算是同意了，我们可以遵守这些规则。

克里斯·奥尔兹：这是一个书面的协议，还是仅仅一个口头谅解?阿尔努·德·梅耶尔：这是一个口头谅解；我们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它贯穿了我们谈话的始终。

梅耶尔的说法与贝拉丝和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主任加里·哈马达（GaryHamada）①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比较明确地表示了，与本土的大学和教师的政策相比，国外的教师将获得更多的自由。然而，由于新加坡国内的和宗教方面的一些顾虑，有些特殊的问题还是高度敏感的。政府的立场的确使这三个西方商学院不得不考虑，他们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自由政策来教学和研究。结论是，他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更加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工作。

这三方面重心的改变——国外大学在新加坡更深入地合作、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以及相对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为西方顶尖大学的结构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延伸打下基础。但是，在新加坡国内获得的优先权显然并不足以吸引已经迈开全球化脚步的那些顶尖大学。同时还有发展型国家的政府所提供的权力和能力（比如，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尽管其中带有一些官僚主义的固执和说服的成分，例如，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吸引处于研发核心地区（比如，波士顿）的顶尖大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与新加坡惯于应对的跨国企业相比，大学相对没有那么等级化，正如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服务发展部门的主任谭志明（Tang）所言：“大家必须全部同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那么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委员会团队的成员都像导游一样接待来新加坡访问的外国教员。期间最重要的事往往是这些教师和内阁总理陈庆炎——即副总理，他负责审核大学教育——教育部长张志贤（Teo）以及贸易与工业部长杨荣文（GeeYeo）之间的会议。

谭志明强调说，这些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在给新加坡引进享有盛誉的大学时，也给那些访问者发出一种强烈的政治意向和承诺的信号。团队成员同时也是房产经纪人，他们在新加坡四处巡视，为这些国外的大学寻找合适的建筑位置，他们还为新加坡建立健全商场方面的法律和金融相关业务提供咨询服务。①

为了吸引那些商学院，经济发展委员会充分展示了它的国家化特征，使用可见的财政和别的形式的物质资源作为鼓励。例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就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共获得10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加上软贷款（借贷国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的贷款）、享有折扣的土地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13）、更容易获得工作许可、住房准入，等等。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通过将陈旭年故居改造成现在他们自己的“校园”获得了相当于700万美元的补贴，最后，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资助了沃顿商学院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分院，在研究项目、研讨班和奖学金等方面提供现金和非现金的支持。

这些形式的物质支持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在这3个商学院能够利用必要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在空间中建构出复杂的制度结构之前，这些短期长期的财政资助都是需要的。然而，还有一些额外的因素促使资本的文化回路进入新加坡的空间之中：这个城市国家在亚洲的战略性地理位置（以高效一流的樟宜机场为支撑，到3个校区中的任何一个打车只需要20～30分钟），对于那些侨民而言这保障了“有品质的生活”，许多校友都是新加坡人，促进跨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大量涌现。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国际感”或一种真正的“世界性特征”——全球化城市的特征①。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阿尔努·德·梅耶尔所说：

我们设计了一份商业计划并最终选择了新加坡，因为它有着出众的政府对商业的支持，对于我们而言，这就是“国际感”。我经常说，你可能会这么理解，新加坡比中国香港更国际化。我记得我曾经带着两队教师和主要管理人员去中国香港、吉隆坡和新加坡访问。在走访每个城市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走出城中心商业区。在新加坡，我带他们去参观了兀兰市组屋（公租房）的环境。我们的教员和管理者们中的一些有可能会住在这些地方，或者住在海外经济特区，而不得不与这些地方打交道。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同事说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话，她说当她在中国香港的时候，在城市的外围，她觉得自己仅处于一个中国城市。当她去吉隆坡，她在街上看到印度人、马来人、中国人和白种人，但是这些人并不相互交往。可是，在新加坡的兀兰，她却看到这些人相互往来。事实上，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懂英语。这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在这里比较舒服的原因之一，都是如此这般的细节。

在所有情况下，选择的过程都是比较成系统的：

我在1995年6月开始对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亚洲校区的可行性进行考察。1996年，在工作之余我走访了亚洲的11个城市。那时候，学校的董事会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催促我尽快完成。我们根据6个标准来对每个可能的地点进行考察。最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在亚洲安置我们的教员，因为亚欧中心已经开始接纳和送返教员。对于欧洲工商学院而言，建立一个亚洲校区的另外目的是使我们的教员得到发展。将亚洲校区的建立和教员的发展进一步连接在一起的想法使我们和芝加哥大学以及沃顿商学院区别开来。我们的首要标准就是这些教师们的生活质量，第二个标准与良好的通信设备有关。在我们法国校区和未来的亚洲校区之间必须有一个时区的重叠，考虑到一年中部分时间有8个小时的时差，时区的差异有效地排除了日本，换句话说，时区的重叠会导致在日本建立分校变得非常的麻烦。第三，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国际化”吸引力的地方，第四，我们想挑选一个还拥有其他优秀大学的地方。我们认为，即便我们有50个教师在新加坡，这依然是个很小的团体，我们希望能和其他学者进行互动，这个地方应该拥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这样也会有人来访问我们。第五，我们希望选择的地方，当地的政府和商界也都能给予支持；可能还有第六个因素，即当地的“中立性质”，尽管这实质上是一个事后的评价。例如，吉隆坡就没有新加坡那么中立；同样，中国的上海也没有新加坡中立。花费其实并不在我们的决策范围，说它不相关是愚蠢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当我们制定出这五到六条标准，并将我所考察的11个城市与之相对比时，大约有8个城市很快就被排除了。上海由于某种非市场性的原因被排除，布达佩斯过于偏远通信不便，东京和大阪也很快落选。总之，将这些原则应用到这些潜在的城市上时，很多城市立刻被排除掉了，就剩下吉隆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但是，对于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考虑了三种发展模式。这里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免费拥有独立的校园，在吉隆坡，我们考虑和一些大型企业联合经营；在中国香港，我们或者独自拥有免费的校园，可以获得少量的补贴，或者与一个现存的商学院联合经营。

如梅耶尔在上文最后几句话所指出的，进入新加坡这个空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新加坡政府允许不同的商学院选择各自的进入模式（相比于那些迫使它们从事联合经营的国家——马来西亚正是这样要求的）。尽管这三个学院（沃顿商学院、欧洲工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都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它们的商业教育和研究项目，欧洲工商学院选择的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新的生产战略，建立一个拥有自身优先性和研究计划的全新分校（与面积较大的枫丹白露校区相比）。在风险等级的另一端是沃顿，它是通过对当地供应者提供思想影响来完成的。通过与新加坡政府合作来建立新加坡管理大学，沃顿的绝大部分风险都分担给当地政府了。最终，芝加哥的分校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它在寻找一种能够将它的现成品更加有效地输出的方式。它已经在欧洲的巴塞罗那建了一个新的附属校区，并有意在亚太地区复制这一模式。

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方面受到了金融风险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那些已经发展并散播的商业知识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欧洲工商学院对于商业知识看得更加异质化和制度主义，这种知识形式需要较深的地理知识和网络，比如亚洲。相比之下，芝加哥大学则拥有基于经济、统计学和行为科学的，非常明确、固定和普遍的模式。

芝加哥大学的巴贝斯（BethBader）说，当我们计划在巴塞罗那和新加坡建立两个国际性的校区时，我们希望提供和我们在芝加哥一样的教育成果。由于我们教师的质量与我们MBA课程的质量是一体的，我们认为，确保在巴塞罗那、新加坡和芝加哥提供同样质量的课程的唯一办法就是，由同样的教师来担任三地的授课任务，因此，我们芝加哥的主要任课教师分别到巴塞罗那和新加坡一周的时间去教授这些课程。每一位教师每学期去两次，每次上一周的课，而不是像我们在芝加哥校区的全日制课程一样——超过十周以上每周两次90分钟的课程，现在很明显，这个模式的局限在于我们不能迅速地扩展。我们在EMBA项目的三个方向每年各招收84名学生，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没有任何扩大现在项目的规模的计划，也不打算建立另外的校区。

如巴贝斯所言，芝加哥大学通过一个普遍的项目为学生提供培训，并不需要在有着重大差异的地点之间做出解释。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的副主任加里·伊品（GaryEppen）说得更为直接：“需求弧线在台湾并没有下滑，但是，它在全世界都在下滑了。”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所教授说，“你在各处都可以使用基础的概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