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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的文化回路

这个世界的界限也许是由境遇性的行动、不断学习的经验和应激性的制度回应所组成的，它处于持续的变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结合为一个整体。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将之集合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一系列产生和散播商业知识的机构之间的连接。尤其是从三种不同的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管理学大师，特别是商学院）连接中所产生的回路。这三种机构永恒地处于媒体的包围中，且媒体本身就是这一文化回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咨询师起源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贝恩、麦肯锡等公司开始融合成巨型的咨询公司，管理咨询师才真正流行起来。他们凭借自己汲取观念并将之付诸实践的能力（知识再从实践中返回理论）而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

商业知识、管理学大师和几乎所有管理咨询师的雄心都是管理咨询公司的推动力量。管理学大师们将商业知识作为他们自身的各个部分进行打包，②尽管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存在，但是直到彼得斯与沃特曼的《追寻卓越》问世，他们才迎来了繁荣的时期。用彼得斯的话就是“一把20年前就发射了的禅宗枪”。管理学大师们通常将表现特殊的经商之道具体呈现出来，他们一方面传授新知识，同时对那些听众们已经知道但是需要被表达出来并进行确认的知识，给予确认。逐渐地，管理学大师们也传达一些道德规范：“他们不仅告诉管理者们应该如何管理企业，同时也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成为生活充实、幸福和拥有道德自觉性的公民。”①

然而，现今生产和散播管理学知识的首要渠道却是商学院。尽管那一小部分优秀的商学院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美国，但它的迅速发展却在那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以MBA课程的发展为基础。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直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商学院才首先在欧洲随后在亚洲创立并蓬勃发展起来。现在，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使得商学院成为全球广大商业教育领域最明显的标志。

商业知识的生产者必然对新知识有一种渴望，因此，正是对新知识的不断传递保持了体系的运转，这意味着管理大师们拥有一个知识的中央系统，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利用，并在全球范围内移动变化。因此，如“复杂性理论”②或者“实践的共同体”③等观念，可以与那些既定的资源相结合，这些资源为了稳定起见通常驻守着世界的特定方面。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商业知识拥有明显的普遍化倾向，商学院往往会设计出针对实际企业策略的丰富的研究案例，这些案例通常强调企业和市场流程中社会空间的维度。案例分析方法是许多商学院最常用的方法，在顶尖的商学院如哈佛商学院、毅伟商学院、达顿商学院，以及法国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它们共同设计出超过1。5万个案例，现今，这些案例在商学院的教室和企业培训中心广为流传。基于商学院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相对而言，与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相比，全球经济商学院的教师是更首要的“改变者和塑造者”①

商学院所追求的知识必然是广泛的知识，包括所有类型的功能性知识——从会计学和金融学的准则到逻辑学，也包括组织和策略方面的知识，甚至还包括一些主题化的知识——例如，如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导者”②。但是，无论哪一种，它实际上所追求的是一种通过对现状的批判来不断适应现实的过程。③资本的文化回路所产生的反馈路径旨在为危机的边缘状态——“混乱的边缘”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

媒体能够来回穿行于这套行动和观念之中，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传递、放大并生产着商业知识。通过广泛的现成的各式各样的公共和特殊媒体路径，以及广大的公共和特殊媒体中间商——他们试图将自身的观念通过上述媒体路径进行传播——媒体促进观念的生产。《金融时报》等期刊也通过它们的常规调查和排行榜来对机构的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商业知识也通过各种会议、研讨班和论坛等被不间断地生产出来，因为聚会本身日益成为一种宣传的方式和自售自卖的商品。

通过这些组成资本文化回路的不同类型的机构，零散的知识被聚拢并集中起来，实践知识和技巧（包括如领导力在内的柔性技巧）被进行编码，烦冗杂乱的信息被切割和简化，大量的数据被转变为易操作的微小数字。但是，有三点必须进行说明。第一，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产生的知识多多少少是不真实的，比如，它总是被“潮流”包围，千方百计想要获得那种被研究的客观性学术知识和随偶然性不断变化的管理学知识之间的硬性，明确的界限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打破了，打破这一界限的是相对主义者和准相对主义者对知识采取的外在化的态度，以及学术与商业知识之间的不断渗透的过程。但是，第二，这也不意味着管理学知识是中性的。这种工具化的商品化过程催生了管理学知识，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高度政治化的、令人无可置疑的价值观，①这些价值观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中并被散播至世界各处。第三，学术和管理学的知识越来越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将世界看成是处于不断翻转的，时不时地处于危机边缘的；将幻想看成是构成知识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知识的使命在于对诸事件的偶然性进行推敲。

对于管理学知识，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它不断地尝试去生产新的、更适合的主体——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主体为“灵魂体”——以使之适合于现在的，特别是未来的积累体系。为了追求表现效果，劳动者和管理者都必须被重新塑造，当然，这种工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泰勒和另外一些人曾筹划过对身体方面的改造，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在19世纪末就能产生出更好的劳动者。同样，到20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期待管理者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展现自身，成为更优秀的领导。然而最近，如此明确地将管理学知识作为中心的“灵魂体”不断突显，呈现出一种紧急的态势，这一方面是人力资源部门不断增长的权力推动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与这一现象相关的知识和实践的增长所致。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生产“知识渊博的”主体的努力所投射的巨大关注——利用隐性知识制造实践的共同体使人们在活动中不断学习，带着情感工作并充分地发挥情感的作用，理解琐事所表现出来的时间和空间等。换言之，资本的文化回路正在开始生产出一系列“对灵魂进行治理”②的部分连贯的实践。这一回路是工具性的，它所生产出的主体，一边将世界看成是不确定、充满风险的，一边又能够以营利的方式、通过使用特定的强有力的机构带给世界安定。这些机构无不是充满创造力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和营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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