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复杂性的空间 复杂性理论的隐喻的地理学（第1页）
二、复杂性的空间：复杂性理论的隐喻的地理学
我认为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大量论述都是意识形态或文化性的，这是我们开展研究的起点……因此，从这一点继续前进到我所谓的生物社会性，一种整体性的认同形式（包括个体和集体的认同），以及大量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理论的建制和各种类型的实践，都以真理为基础迅速突显出来。因此，我对福柯意义上的事实的真理、产生和传播饶有兴趣。②
复杂性理论是一个多头的怪兽，它会对那些试图保护、保存并加固自身资产的投资者进行灾难性的打击。我们国际基金组织的员工知道该如何掌控复杂性——无论它有多强大。①
这一章讲述三重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互唱赞歌的。我所说的这三重网络分别是全球知识网络、商业网络和新时代思潮。“复杂性”将是我对它们的整体概括。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三重特定的网络?第一，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知识、商业和新时代思潮影响到每一个人：它们的话语是许多实践的标准。第二，这些网络共同进行的过程之一就是媒介化。这些网络在日渐迎合被媒体所创造和驱使的大众需求。第三，这些网络之间也进行相互交换。我为什么选择“复杂性”?首先，因为它是最前沿的。复杂性理论的主要观点活跃在大量的实践领域之中——从艾略特·波特（EliotPorter）的摄影②到主教的思维③，从对于商业策略的重新认识④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定义⑤。其次，因为目前有一些将复杂性理论引入各种网络中的集中的尝试。这一尝试过程是可以被理论把握的，即便不是紧随其后，至少也不至于过于落后。
让我们从一些反思入手，即如何构建复杂性理论的地理学?尽管我很明确，该理论不仅仅是一种隐喻，我会将之看成是关于整体性的突发秩序的一系列隐喻，因为这样归纳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它可以产生一个可操控的解释。作为这一探讨的结果，我最感兴趣的是，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是如何进入并逐渐成为可理解事物的寻常结构的。作为论述的基础，我将首先对一些概念的定义进行澄清。
第一，我假设科学的隐喻正如别的隐喻一样，一般而言是无限定的。这并非它的缺点。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它拥有如此的威力，因为它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如盖姆（Game）和梅特卡夫（Metcalfe）所言：
尽管字面知识希求的是信息的稳固状态，隐喻凭借不确定性使意义能够逃离它的死敌——彻底的澄清。意义的展现并不是一种在外围观看的游戏，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能够透彻掌握的游戏。我们也许会幻想去掌握文字知识，将之保存在记忆、参考书或文件柜中，但是知识中的隐喻却无法被这样保存，它总是储存在那些我们日后方能明白的智慧里。
当有人批判毕加索画的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Stein）的肖像缺乏相似性的时候，毕加索给出的建议是再等一等看。同样，隐喻的丰富的含义是不断地呈现出来的；人们越深入隐喻，思考也越深入，隐喻的诸多内涵便会不断地彰显。传统思维随着它们关键隐喻的创生能力的下降而变得陈腐………
隐喻性的活动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现实，然而，我们对于再现现实的要求表示怀疑。现实其实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从外界观察世界。知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以我们为中介并将我们带入世界之中。我们不可能按照世界本来的模样来塑造和模仿它。如本雅明所言：“也许在人类所有的更高级的能力中，模仿能力无不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生活在世界之中，隐喻赋予了我们的知识以生命。当韦伯说同情心与同感能力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时，他实在过于谦逊：它低估了所有隐喻的真理。
对于我们的行为和隐喻，我们不会无动于衷。当隐喻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会以相应角色的情感和记忆对之做出回应。①
而且，我认为，隐喻通常在它们得到最广泛传播的时候获得最大的影响力。它们所蕴含的广泛意义在传播中被激活。
第二，在我看来，复杂性理论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当然，此观点的拥护者更进一步认为，复杂性理论的做法完全是用一种隐喻来代替另一种隐喻：
该理论并不是为了得出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失误之处，因为进化论也和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神话和隐喻相关。所有理论都有隐喻的维度，对于这一点，我认为不仅显而易见并且极为重要。正是这些维度给予了科学观点以深度和意义，增添其说服力，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现实的方式。这一发现的意义，以及今天的达尔文理论的实践影响，都是仅仅为了帮助我们后退一步，并重新思考描述生物现实的那些可选择的方式。②
作为对上文的回应，我并不会因为复杂性理论的隐喻来自科学，就认为它们必然“更加清晰”。这样就忽略了科学隐喻早期的功用——在可能依然是顽固的科学传统内部清理出一个语义的空间。达尔文进化论中隐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坎贝尔（Campbell）论证说，达尔文不能够“解释地球和有机体之间具体的互动机制。然而，这个‘空间幻想’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它在习俗的范围内确认和保存了一种空间使得科学的具体解释能够有所发展”③。总体而言，这种观点“看起来完全正确。达尔文的理论的形式从本质上说不够完善，但是，正是这种精确性的欠缺使得它能够在科学发现的进程中，在某一个点上发挥它的效用”①。
第三，我想要指出，在许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科学隐喻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芭芭拉·玛莉亚·史德福特（BarbaraMariaStafford）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论述。②在本章中，我主要论述了作为语言建制的复杂性理论的隐喻，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谨记科学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视觉的直觉”③。这是对复杂性理论的一种尤为恰当的观察，该理论的隐喻几乎完全依赖于视觉的记录。④只考虑复杂性理论不考虑与之相伴的视觉修辞学是非常困难的：曼德尔布罗特（Ma）集合中的强制性不规则的形象，布罗斯夫（Beloussov）化学反应中的螺旋状，细胞黏菌的生命圆圈等。“新的科学概念通过视觉化被以隐喻的和字面的方式加以运用”⑤，电脑技术的更新与数学和生物学的表现方式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又回到了地质学的发明。
我将要对新的复杂性隐喻的传播方式做进一步的阐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寻找一些同样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我要诉诸一些概念，如转译（及其四个阶段：问题化、介入、记录、调动），媒介的作用和书写设备的工具。也许有人会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考察隐喻的传播是个理想的工具。毕竟，该理论讲述的是准客体的故事，它传播的是一种“从对工具、副手、目标、天使和角色等少数我们将生活建于其上的‘代言人’的认真研究中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学”⑥。再者，行动者网络理论讲述的是那些使得网络更持久、物质—符号的触角不断延伸的不懈努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行动者理论中的追随行动者的“人种学”的原则一致，网络结束之处正是行动者的行动结束的地方。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表明了一个事实，隐喻与现实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们总是更为广泛的诸实践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网络包括各种形式的媒体和书写工具，这二者一起将隐喻变成为客体，这些客体不仅具有足够的可塑性，能适应本土的需求和采用这些隐喻所设定的诸多限制，同时，它们还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中保持同一性。①符号和内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②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表明隐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在转变中，关于对本土知识的重新界定的研究，以及一群不同的、本质上是多重目的导致的结果都会将隐喻推向不同的方向。例如，拿科学来说，
理论的建构从根本上说是异质性的：不同的观点总是被不停地强调并进行调和……每一个行动者、每一处场所，或者科学共同体的节点都拥有一种观念、一种潜在的真理，这一真理由本土的信仰、实践、当地的限制和资源等组成，它们无法在本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得到完全的证实。这些观点的聚集成为科学蓬勃发展的资源。③
也就是说，对符号的解释过程是持续的、始终不懈的、缠绕不清的，重要的是那些事物是有关联的，而不是事物的本身是什么。
但是，复杂性理论也指出了行动者理论的一些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缺陷④。尤其是，行动者理论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经常将行动者网络设计为诸多非连续性的实体，符合该网络目的的世界的不同部分就被拽进这些网络之中。结果就使得行动者网络的一个关键维度被低估了，即这些网络间的交叉、运转与交往；许多实践中不断再现的争执和纠纷就这样被忽视了。我想强调两点以弥补上述缺陷。其一，行动者理论应当从更加广泛的跨文化消费和不断增长的互动研究中有所收获，因为这些研究表明了何种程度的互动能够产生出不同的来自“不同产地的意义”①。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欧洲语与殖民地语的混合化）可以从看起来非常类似的材料中创造出多种不同的反应。其二就是要从对科学的文字诉求中获得新发现，朱利安·贝尔（GillianBeer）和另外一些专家②的研究是比较典型的，他们同时强调“交叉点”“交往”“不期而遇”是如何产生新的概念的。
术语从一个区域转移至另一个区域，因为观念不可能长期存在于一个固定的领域中。如果它们要继续繁荣下去并产生进一步的思想，它们就需要在适当的拥护者中进行交换，同样需要同事之间的紧密团结。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读者偶然遇到了这些术语和文本，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不期而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或门铃的响声所带来的，总会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期而遇不一定能够带来相互理解；也许首先或仅仅是一种不适应感。随之而来的是未经检验的假设，以及对动机的未表达的可能解释，即便不是权威的解释。交换、对话和不精确、模糊的理解，这些都是学科内部及人与人之间的偶遇的关键因素。心不在焉，注意力集中于别处，或期望着另一种结果的情况，在不期而遇中同样多见，它所产生的关注比一心一意的关注更加强烈，也同样有效。
在科学中，复杂性理论的概念已经拥有一个复杂的谱系：它们并非突然的出现，而是已经相互交错和缠绕在一起了。复杂性理论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声称，该理论本身来源于一种有趣的修辞学的实践。在数学领域，有昂利·庞加莱（HenriPoincaré）。在计算机领域，有阿兰·图灵（AlanTuring）和约翰·冯·诺依曼（JohnvonNeumann）。在生物学领域，有达西·温特沃斯·汤姆逊（D'Arpson）、雅各布·冯·岳（JaUexkull）、J。B。S。霍尔丹（Haldane）和稍后的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等。可以确定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作为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的各种各样的增补和计算能力以指数倍增长的结果，复杂性理论的关键要素几乎都已经完备了。例如，已故的rad
ton）的“思想工具”已经将复杂性理论的绝大部分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兰顿（Langton）首先于1990年开始使用的“人工生命”除外（以及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生活在混沌的边缘”）。①华盛顿的书出版20年以后，复杂性理论的许多要素，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成为科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白复杂性理论的成功并非故事的全部，与其中单个理论的成功相比，未来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科学范式依然有待验证。例如，分子生物学传统的还原主义的方法（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典型）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复杂性理论的关键因素——混沌、吸引子、非线性、突发性秩序、自组织、隐形秩序、自生系统论、生活在混沌的边缘——都已经迅速地成为西方社会的一部分，除科学以外的领域，它们比达尔文的理论更快地重构着世界。的确，或许我们可以说，复杂性理论在科学领域之外得到了最成功的扩展。
因此，复杂性理论已经开始融入诸多学科之中，如经济学②，区域科学①、建筑学②、文学理论③、历史④、社会学⑤和人类学⑥，它已经变成了艺术、电影、戏剧和科幻作品的素材⑦，它已经被列入消费对象的行列（例如，被唐娜·卡兰[DonnaKaran]命名为“混沌”的香味），它同时也是新时代思潮的销售特点（比如，在伦敦彩虹巷的“混沌魔法”）。它甚至成为园艺设计的焦点（比如，在邓弗里斯郡的查尔斯·詹克斯的花园中）。
但是，为什么这些隐喻传播的如此迅速?悲观者可能会认为，隐喻传播的如此迅速以致它们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灵活性避免了摩擦，接下来就导致愚蠢。但是，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有三个深层原因。
第一点，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通用的文化货币，在达尔文的时代情况远非如此⑧:
大众文化将科学以及准科学的语言、权威和解释的模式一起并入对公共利益相关事务的叙事中，如人类行为、心理学、两性关系、环境和宇宙的本质等，此处仅略举数例。因此，科学成为修辞学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中进行创造和表现的资源。③
第二点，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吉登斯所谓第二种知识模式已经到来，它是以大量不同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阅读者的存在为基础的。
第二种知识模式所产生的知识更接近应用，它是跨学科的、异质结构的、有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反思性的。
新的知识模式的核心就是知识生产者在数量上的膨胀，以及可能产生的专业知识的相应的膨胀。或者，换句话说，一些拥有及时自我再生能力的新的知识生产性行动者网络已经成为现实，并同时对知识生产的条件和知识的定义产生影响。这些旨在生成和传播知识的新的行动者网络，已经将复杂性理论的隐喻转译至这两个目的中，并以变化了的形式传播这些隐喻。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些隐喻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因为它们借助了几乎完全媒体化的网络，这些网络的作用在于传播信息，而且通常是被深入处理过的信息，用来吸引读者并从中获利。
我想要集中探讨这三种网络的运行和互动情况。其中一种网络是相对老式的、但现在正呈现一片生机的新媒介的全球化行动者网络，剩下的两个是相对比较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