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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软件书写的空间
无论我们走到何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我们都处于软件的指引之中：开车，遇红灯停车，过马路，乘电梯，使用洗衣机、洗碗机或微波炉，打电话，写信，听CD机或玩电脑游戏，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既然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建立了一种普遍的机械书写方式，现在我们需要为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寻找一个明确的来源。在本节中，我们将阐明，这一有效性来源于三种相互差异但却互有交叉的地理学。第一种最为突出，作为软件书写的及成排编码产物的庞大且复杂的地理学——自20世纪40年代编程发明以来，囊括了许多不同地点和语言——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而这一书写的地理学只会不断地扩展下去，尤其是考虑到现代经济——一个以软件②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与软件相应的编码为基础的经济——的需求，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电动牙刷可能需要的3000个或3000行编码，还是存储于个人电脑中的上百万编码。“商业周期和华尔街的**可能会来了又去，但是，总有一些人要建构起所有需要的软件。程序员是信息时代的工匠、手工艺者、砌砖工和建筑师。”③
人们对软件编程本身依然知之甚少。就我们对它的了解而言，它是科学、工程和艺术的微妙混合物。总体而言，对编程劳动过程的研究①并没有把握它的书写技巧中的准确结合成分，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编程方面明显地要好过其他人。如克努特②观察到的：
有大约2%的大学生，他们的智力使得他们在计算机编程方面有一技之长。他们擅长于此，程序从他们的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出……这2%的人能够真正让机器做出令人赞叹的事情来。我并不希望这样，然而，事实可能就是如此。③
关于新的发展，如网格编程，是否能够克服对那些可以掌握少数高阶语言（如C语言和其衍生语言）的极少数人的依赖，或者巨大数量的程序是否能够最终成为自动程序，即软件生产软件，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尽管软件编程拥有从多地同时产生的长期历史，它的地理学现在已经稳定下来。首先，当然是所有教授程序员编写编码的机构：大学、学院、学校、计算机机构等。但是，编程的地理学通常都与软件生产中心相连，这一地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种就是那个由书写软件的人组成的庞大的复杂地理学。“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化没有被认为产生于虚拟经济，而是工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特定关键性的计划和地区布局的产物。在这些全球化的工厂内，工人之间的关联一直在凝聚和分离的不同阶段之间循环，创新的原则有助于工人团结，而劳动市场中的职业结构则会使这种团结瓦解。”④软件生产的地理学被集中到极少数的关键地方和区域中：硅谷①、纽约②、伦敦和一些子公司，有时还包括像爱尔兰和印度等大规模的软件生产基地（通常集中于咨询、测试和支持等业务）。③然而，由于书写软件需要的技术依然供不应求，尤其是对新语言的需求，全世界软件的书写者经常被吸引至主要的软件书写中心来。④
另一种是包含了许多消费者在内的广阔得多的生产网络。自1983年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Stallman）开创免费软件活动以来，开放的软件已经成为大规模的集体项目。而网络语言，如Linux和Perl的创立则使这一情况愈演愈烈，这些语言从本质上看也是软件，而且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软件书写者的共同努力下其功能越来越强大。⑥带有熟悉的企鹅标志的传播甚广的Linux语言有三个来源：试图满足他们公司需求的专业企业研发者、商业软件公司、个体程序设计师。而Perl语言在很多方面的故事都更为有趣。由拉里·沃尔（LarryWall）在1987年创建于圣莫尼卡市，Perl语言现在被看成是“网络的胶带”，带有明显熟悉的骆驼标志，通常会被误认为是一个委员会的实体——但这并不影响其效果——Perl是一种拥有百万拥护者的机械书写文化。⑦Perl并不遵循严格的逻辑，尽管这对于上一代编程语言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语言学专家沃尔创造该语言的目的在于模仿“富有表达力的”书写语言，其创作原则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换言之，Perl是以“容易的事情应该是容易的，困难的事情应该是可能的”为原则的，它允许大量创造性语言的存在。⑧因此，Perl并不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计算机语言，但是，它却拥有变得模糊并到处移植的能力。然而：
作为沃尔的成就，Perl要远远超出任何一种单纯的强大的语言。Perl是使最后一波互动的网站——即电子商务本身——成为可能的关键技术之一。它还开创了另外一个领域，即编程语言的领域，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开放式发展过程，与之前那些为传统的软件公司所采用以创造它们自己的秘密武器的过程相比，前者带来了更好的结果。①
至少，这部分是由这一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导致的：“如果你的问题Perl社区不能够解决，你还有最终的后盾：源代码本身。Perl社区并不在升级的外衣下出租给你他们的商业秘密。”②
无论这一语言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开放性软件正在许多地方被同时编写，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地点和人群所处的层级也非常明确。
第二种地理学是权力的地理学。权力从一开始就被植入软件之中。例如，二进制代码就是以莱布尼茨主义的允许和不允许的概念为其预设的。尽管如此，软件除了微信息处理的逻辑和材料技术之外没有固定的边界，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适应这一特征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福柯的治理术概念。福柯的关注点主要是对治理进行分析，我们如何治理，在特定的区域内如何进行治理，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区域能够突显、持续发展和发生转型，这些都是他关注的核心点。在迪安看来，对于治理的分析要从问题化的四个维度进行：
（1）可见性的特征形式，看和感知的方式；
（2）思考和提出问题的独特方式，以思想产生过程和一定的词汇为基础（例如，那些来源于社会、人文和行为科学的）;
（3）行动、干预和引导的特定方式，由特殊种类的实践理性（“专业技能”和“诀窍”）构成，并以一定的机制、技艺和技术为基础；
（4）形成主体、自身、个体、行为者或人格的特殊方式。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软件贯穿于每一个维度之中。通过信息化的空间，它改变了可见性的形式，并因此产生了新的分析对象；通过新的分析程序，它改变了思维和提出问题的方式；通过产生新的决策范本，它改变了专业知识的性质；最后，通过产生强化了的能力，它不仅通过对自身技术的组成因素的质疑，以及通过对自身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管理范畴的质疑，改变了人类主体的本质。
因此，软件现在是国家和商业进行管理的主要技术，然而，它不仅仅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媒介。软件日益成为管理的实践。先前可能遭到质疑的程序，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了处于清晰话语之下的、不再被遮蔽的程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无数编码的客观事实之外，软件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是由能够适用于确定条件的行为规则组成的。然而，这些行为规则在遥远的距离之外，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些编码看似与它所适用于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
与将程序看成是一个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工具不同，程序设计师们有时将之看成是一个游戏，看成是对他们的独创性的挑战。计算机的这种疏离的特质使我们容易忽视程序设计或程序错误对人类的影响。比如，一个连接不同区域的分散的数据库的任务被等同于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已；程序设计师并没有注意到人们隐私得减少，以及可能导致的损害概率得上升。②
同时，程序设计师自身也在探讨他们究竟在生产什么，那些编码中所包含的决定到底是谁做出的①。对软件行业的劳动中相当稀少的民族学研究②也几乎没有涉及该问题，尽管它无疑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编码是一种法律。然而，它并不是那种被看作是成套规则的法律，而是那一系列形成相遇可能的故事的法律以及行为的新适应性标准的法律。总和起来，这些故事所表现的行为标准是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于任何条件的，这些故事可以是简单的模块，可以是加密程序，也可以是整体架构。因此，编码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现有的绿色、琥珀色、红色的交通灯，到仅有23个人可以同时参与的美国在线聊天室（最初只是一个编码工程师的选择），再到从每个人身上可以搜集的并转换为商业用途的那些信息。在特定高度的编码领域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被使用：
美国在线聊天室不同于其他网络空间，它更容易识别出你是谁，而其中的个体则更难识别出你的真面目；如果它愿意，它更容易对它所有的“公民”展开对话，而那些持异议者如果想要在违背它意愿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则更为困难；对于它而言，营销变得更容易，个体则更难以躲藏。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叙述的世界；它可以创造其他世界，因为它掌控着那个世界的架构。在某种程度上，那个空间的成员面临着不同的自然法则；聊天室是这些法则的制定者。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