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点62（第1页）
“二十一点”[62]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一些个星期，根据我们自己估计大概是三至四周吧，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相信卡斯托普的判断，不可能再指望他的计量能力。日子就这么溜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新的变化，在我们的主人公方面，只显示出对那些意外情况的习惯性执拗，因为它们强加给了他退避旁观，无所作为。它们包括那个一喝起酒来便自称皮特·佩佩尔科恩的家伙，包括这个大模大样的、有身份同时又来历不明的人物讨厌的存在——他越发显著地令人讨厌，例如比起以往的日子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讨厌，尤有过之。因此在汉斯·卡斯托普的眉宇之间，已竖着刻上了几道执拗加烦恼的皱纹。一日五次，他的目光都不得不在这皱纹底下，观察那两个归来者在一块儿乐乐和和，同时心中充满对那位大人物的蔑视，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往昔之光已将他俩映照得远远离开了光明正大。
可是一天傍晚，跟通常似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大厅和小沙龙里的社交活动进行得比平时热闹。有人奏乐，奏的是吉卜赛曲调，一个匈牙利大学生狂热地用小提琴拉啊拉啊。其时正好贝伦斯顾问又带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来例行地“待上一刻钟”，他便硬拉出某个人来弹奏《朝圣者合唱曲》的低音部分，自己则站在一旁，用一把刷子富于跳跃性地敲击钢琴的高音琴键，以此模拟同时在拉奏的提琴手的姿态。这便引来了阵阵的笑声。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宫廷顾问看似谦逊实则得意地摇着头，离开了娱乐大厅。可是娱乐仍在继续，音乐仍在演奏，只不过已不再要求集中到一起欣赏；疗养客们边喝饮料边玩儿桥牌和多米诺骨牌，或者摆弄其他有趣的玩具，或者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也分散到了大厅和钢琴室里的群体中，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则无处不在：他那威严的脑袋总是高高突出在周围的脑袋之上，叫你没法子视而不见；他以自己王者般高贵身价和分量倾倒了众人，如果说那些围着他的人一开始只是为他那传说中的豪富所吸引，那么很快叫他们靠近他的就只是他本身的个性和人格了：人们笑吟吟地站在周围，冲他不住地点脑袋，为他助兴加油，却忘记了自己是谁。他皱纹深重的额头下边那双色彩黯淡的眼睛迷住了他们；他指甲尖尖的双手有力而优雅地挥舞着手势，令他们紧张兴奋，一点儿意识不到他随之讲的那些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的话语，纯属一通废话，因此也丝毫不感觉失望。
在这种情势下，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汉斯·卡斯托普，就发现他正待在书写室兼阅览室里，也就是那间交际室，当初——这个当初含义模糊，本书作家、作品主人公和读者都不完全清楚，它所指的过去的程度——正是在这里边，汉斯·卡斯托普获知了有关人类进步的组织的重要信息。这儿眼下比较安静，和他分享这个房间的只有两三个人：一个男士俯在吊灯底下的斜面双人写字台上书写什么；一位太太鼻子上夹着两副眼镜，正在翻阅一卷画报；汉斯·卡斯托普坐在通向钢琴室的门边上，背冲着门帘，手里拿着张报纸。他坐的是一把刚放到那儿的椅子，仔细看看是罩着丝绒套子的椅子，文艺复兴样式，靠背直而且高，却没有扶手。年轻人尽管摆出拿着报纸在读的架势，实际上却没有读，而是歪着脑袋在听那让交谈撕扯得零碎、断续的琴声；不过再看他那紧拧着的眉头，你就知道他只是半只耳朵在听音乐，思想走的却是一条条完全与音乐无缘的路，一条条布满荆棘的失望之路；之所以失望，是一个年轻人久久地期待盼望，到头来等到的却是一些使他遭到羞辱、愚弄的结果——也是一些执拗抗争之路啊，在这些路上肯定走不了多远，他就会下定决心，付诸行动，把报纸扔到那把偶然摆在这里的、怪不舒服的椅子上，冲出通向大厅的房门，回到自己那寂寞、寒冷的阳台上去，单独与他的马利亚·曼奇尼做伴，以便远远离开这帮无聊的人。
“您的表哥呢，先生？”一个声音在他脑顶后边问。这声音听在他耳朵里异常优美，再加上天生有些儿沙哑，就叫人感觉像罩上了一层轻纱似的，极其迷人——迷人一词的含义给推上了巅峰；这是汉斯·卡斯托普熟悉的嗓音，就是它曾经说过：“好的。可你千万别把它弄折了哟。”这声音有着巨大的魔力，能决定人的命运；如果他理解正确，它是在打听约阿希姆·齐姆逊来着。
卡斯托普慢慢沉下报纸，把脸伸出来一点，只剩下头顶的发旋处还靠在陡斜的椅背上。他甚至闭了闭眼睛，不过随即又张开来，顺着他脑袋的姿势所决定的方向，目光茫然地朝前凝视。这淳朴的小年轻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真有些像个梦游者或者降神汉。他希望那声音再问一次，然而事与愿违。因此他保不准人家是否还站在自己身后，拖了老长老长时间，才迟迟地、轻声地给人回答：
“他死了。他在平原上服了役，然后就死了。”
他自己也发现，“死”这个词又在他俩之间说了出来，而且是第一个得到强调的词。他还察觉到，由于她对他的母语德语不够熟练，站在他脑袋后边的她为表示同情就只能是轻描淡写：
“哦，糟糕。可惜啊。全死了？埋了？什么时刻？”
“已经好久了。他母亲把他运下了山。他跟战时似的长了满脸胡子。下葬时曾鸣枪对他表示敬意。”
“他当之无愧。他是好样的，比其他人，其他某些人好得多。”
“是啊，他是好样的。拉达曼提斯老是说他性子太急，只是他身体不肯配合。肉体的反抗呗，用那些耶稣会士的话说。讲得好听一些，他总是用身体思考。可他的身体里偏偏又钻进一些不好的东西，与他的急性子作对。不过呢，肉体的自我消亡甚至毁灭，也比自我保存更合乎道德不是。”
“我看啊，有的人仍旧是侈谈哲学的窝囊废。拉达曼提斯？谁呀？”
“贝伦斯呗。塞特姆布里尼这么叫他。”
“哦，塞特姆布里尼，我知道，就是那个意大利人……我不喜欢他。他的想法不近人情。”——头顶的声音懒懒地玩味着“人情”这个词儿，把它拖得长长的。——“他挺傲慢。”——重音又落在了“慢”字上。——“他不在了吗？我真愚蠢，我不知道拉达曼提斯是什么意思。”
“某种人文主义的说法。塞特姆布里尼走啦。这段时间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哲学问题，他、纳夫塔还有我。”
“谁是纳夫塔？”
“他的对手。”
“要是他的对手，那我倒想结识结识。——可我不是说过吗，令表兄如果企图回到平原上当兵去，那他就死定了。”
“是的，你有预见。”
“你想到哪儿去啦!”
长时间沉默。他毫无反应。他等待着，脑顶靠着椅子背，斜着眼睛准备迎接那嗓音重新出声，再一次没了把握，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身后，担心那断断续续的琴声会吞没掉她离去的足音。声音终于又响起来：
“这么说，先生连表兄的葬礼也没下山去参加喽？”
卡斯托普回答：
“没有，我在这里跟他道了别，在他入殓之前，当时他脸上已露出微笑[63]。你不会相信，他的额头有多凉。”
“又来啦!对一个自己几乎不认识的女士，竟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难道你要我用人文主义的方式，代替近乎人情的方式？”他竟情不自禁地拖长着“人情”这个词，声调懒懒的就跟在伸懒腰、打哈欠差不多。
“别扯啦!——您一直在这儿？”
“是啊，我等着哩。”
“等什么？”
“等你呀。”
随着他头顶响起的笑声，说出来“傻瓜”两个字。
“等我!是人家不准你出院吧？”
“不，贝伦斯有次也让我出院，在勃然大怒的情况下。不过那只是强行离开罢了。因为除了中学时代留下的老病灶，你知道，贝伦斯又发现一处新的，它引起了我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