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事业（第1页）

神圣的事业

列奥·纳夫塔出生在离加里西亚与佛尔西尼亚交界处[36]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schochet，一个犹太教屠夫。列奥在谈起他父亲时总是怀着尊敬，显然是感到自己与他出身的世界之间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说一点好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犹太屠夫跟作为手艺人和商贩的基督教屠夫之间，还存在天壤之别哩。至于列奥的父亲，情况更加特殊。他是一位公职人员，而且系教会性质。是拉比[37]在考察了他信仰的坚定性之后，才赋予他全权去按照摩西的法规，遵循犹太法典的章程，杀掉那些可以宰杀的畜生。据他儿子的描述，艾利亚·纳夫塔长着一对像星星一般明亮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本身就有某种庄重的祭师气质，使人不由得想到在远古时代，屠宰牲口这一行道事实上就是祭师们在干。列奥，小时候叫莱布，曾得到许可看他父亲如何在院子里完成其神圣的使命：他有一个壮实的仆人，一个年轻的犹太大力士做帮手；站在此人旁边，蓄着金黄色络腮胡子的瘦削的艾利亚更显得文弱纤细；牲口被捆往脚，钳往嘴，却没有失去知觉。但见他父亲挥起长长的屠刀，一下子深深刺进牲口的颈椎部位，仆人赶紧拿盆子去接喷涌而出的血，很快就接满一盆又一盆。列奥在孩提时代目睹的这一幕，透过感性深入到他的本质，化作了生着一双星眼的艾利亚之子的某种特有禀赋。他知道，基督教的屠夫总是按要求用木棒或斧头先将牲口击晕，然后再杀它们。他知道，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牲口受罪，避免太残忍。他的父亲呢，虽然比那些蠢驴斯文得多，还长着他们谁也没有的星星般的蓝眼睛，却坚决按教规行事，给那仍然神志清醒的畜生狠狠一刀，让它流尽鲜血，直至倒下。小莱布觉得，那些蠢笨的异教徒的方法只是出于心肠软，带有可饶恕的世俗的性质，不像他父亲习用的方法那样庄严无情，能表现对于神的敬畏。这样一来，他想象中的虔诚便总与残忍联系在一起，正像他目睹着喷涌的鲜血，鼻子嗅到血腥味儿，脑袋里却萦绕着神圣的宗教精神一般。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父亲之所以选择这个血腥的职业，不像那些身强力壮的基督教小伙子甚或他自己的犹太伙计那样，是嗜杀成癖的缘故；相反，以他文弱的体质，完全是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并且和他那双星星般的蓝眼睛有密切关系。

艾利亚·纳夫塔确实是位思想者，喜欢沉思默想，不止研究一般学问，而且还做经典的诠释，因而常与拉比讨论其中的字句，发生争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当地，而且不止在他的教友中间，他算得上一位见多识广的特殊人物——在宗教问题方面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亦如此，虽说还没有达到十分使人疑惧的程度，却已经超乎寻常。他身上带着某个特异教派的味道，像获得了神的信赖，跟巴尔-谢姆或查迪克一样，是位异人，事实上他也真的治好了一个满身脓疮的妇女和一个疯癫少年，仅用血和咒语。然而，正是他身上这一与他职业的血腥味不无关系的神秘色彩，使艾利亚·纳夫塔遭了殃。在一次民众暴动的狂潮中——起因是两个基督教儿童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他让人残酷地处死了：他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吊在了自家被纵火焚烧的房子的大门上。他的妻子尽管害肺痨病卧床不起，还是带着孩子、莱布和四个弟妹，哭天喊地地远走他乡，逃命去了。

多亏艾利亚未雨绸缪，早有打算，遭到不幸的一家人还不是一贫如洗，得以到福拉尔贝格[38]的一个小镇上落脚安身。在那儿的一家毛纺厂中，纳夫塔太太找到了工作，直干到筋疲力尽，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则上了国民学校。可是，这样的学校提供的精神食粮，只满足得了列奥的弟妹们的水平和需要，对于他这个老大却远远不够。从自己母亲身上，他得到了肺痨病的胚芽；从父亲身上，除去纤弱的体态，他却承继了超乎寻常的聪颖和其他一些精神品质，使他心中早早地滋生出自命不凡的抱负，执着地追求着更高贵的生活方式，热烈地渴望摆脱贫贱的出身环境，渴望着出人头地。放学以后，十四五岁的列奥自己找来许多书读，无定规地、急不可待地增长学识，提高领悟力。他所想所说的事情，常常令他病弱的母亲惊吓得仰起脑袋，把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向老天伸去。在上宗教课时，他的气质和他的答问引起了县里拉比的注意，这位虔诚而博学的人收他做了私塾弟子，教他希伯来语和古典语言，教他逻辑学，领他入数学之门，以满足其求知欲。然而，这位好心人却没得到好报；时间越往后事情就越清楚，他在自己怀中养着一条毒蛇。就跟当年艾利亚·纳夫塔一样，列奥和他的拉比也合不来了：在师生之间常常发生神学或哲学争论，而且越来越尖锐。年轻的列奥是如此固执倔强，吹毛求疵，动辄抬杠，而且诡辩起来咄咄逼人，诚实忠厚的老学究真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最近，列奥好钻牛角尖和抬杠的德行又带上一点革命的色彩：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儿子以及这位群众领袖本人，使他对政治热衷起来，在他的逻辑学爱好中增添了一种社会批判倾向。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足以令珍视自己保皇立场的好拉比毛发倒竖，师生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简单讲，事情发展到列奥·纳夫塔被他师父赶了出来，从此不准再跨进他书房的门槛。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拉赫尔·纳夫塔正好已躺在**奄奄一息。

也是那个时候，就在他母亲刚去世后不久，列奥认识了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十六岁的列奥坐在所谓玛格莱特卡普园林中的一条长凳上，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地方是镇子西边的一个山丘，在伊尔河畔，可以饱览开阔的莱茵河谷的明媚风光。列奥坐在那儿，堕入了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冥思苦想，这时碰巧有一位叫作“晨星会”的耶稣会寄宿学校的教师来散步，坐到少年的旁边，把帽子放到自己边上，并在修士袍子底下跷起二郎腿，开始读他的祈祷书。读了一会儿，两人便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这样就决定了列奥的命运。这位耶稣会士曾经是个云游四海的见多识广的人，是位善于识人和抓人的热心教育家，寒酸的犹太少年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虽怨天尤人却思路清晰，没说几句就让他留意起来。他感觉出其中有一股受到压抑的逼人的灵气，进一步发现了渊博的知识和敏锐而邪恶的思维；这一切，跟年轻人寒碜的外表加在一起，只叫人更加惊异。他们谈马克思，列奥读过他的《资本论》普及本。他们谈到黑格尔，列奥也读过足够多的介绍黑格尔的书和他自己写的书，要发表几点关于黑格尔的独到见解并非难事。不知是原本好发怪论呢，还是出于讨好的动机，他称黑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神父笑吟吟地问这话怎么解释，须知，黑格尔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应该算作地地道道的新教思想家才是啊。列奥·纳夫塔答道，正是“国家哲学家”这个头衔，有力地证明黑格尔是天主教的，尽管他这讲法是信仰意义上的，而非教会教条意义上的。须知——纳夫塔极喜欢用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在他嘴里获得了某种不容抗辩的、置敌于死地的气势；每当用上这个词，他的眼睛总会在镜片后边放出光彩——须知，政治的概念与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包含着客观的、实存的、行动的、有实现力的、影响着外在之物的一切。与其相对立的是静观的、产生自神秘主义的新教范畴。在耶稣会的理论中，天主教的政治精神和教育精神非常显著；统治和教育，它们始终被这个教派视为自己的领地。他还提到歌德，说歌德扎根于虔信主义，无疑是个新教徒，却有着强烈的天主教的一面；这多亏他的客观主义精神和有为哲学。他说歌德曾为秘密忏悔辩解，作为教育者，差不多也是位耶稣会士。

纳夫塔讲这些话，可能因为他真相信它们，也可能是觉得它们有意思，还可能是顺着听者的意思说。他作为一个穷光蛋，必须讨好人家，必须多长心眼儿，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有害。可是，神父倒不怎么关心他的话有多少真理价值，而是更注意他表现出的才智。谈话继续进行，耶稣会教士很快就对列奥·纳夫塔的身世有了了解。这次邂逅结束时，翁特尔佩廷格对列奥·纳夫塔发出了邀请，让列奥去“晨星会”的寄宿学校找他。

这样，纳夫塔便得到允许，踏上了“晨星会”的领地，那儿非凡的学术和社交气氛，可以想象，早已使他心驰神往。还不止于此，事情的转折带给他一位新的老师和保护人，比起前一位来，他更器重纳夫塔的品格，善于发挥他的长处。他是一位大师，由于见过世面，他的善良就其本质而言是冷漠的；纳夫塔极其渴望能深入到这样一位长者的生活圈子里去。跟许多赋有灵气的犹太人一样，纳夫塔由本能所决定，既是革命者又是贵族，既赞成社会主义，又做着也能过上足以自豪的、高贵的、少数人才能过的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迷梦。在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面前，他情不自禁地做的第一番表白，虽说纯粹是以分析比较的方式说出来的，却是向罗马教会献媚。在他的感觉中，罗马教会是一个既高贵又颇为精神化的力量，也就是反物质、反现实、反世俗的力量，归根结底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对罗马教会的这种崇拜是真诚的，产生于他人格秉性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分析的，犹太民族以其现世的务实的精神，以其社会主义和政治智慧的倾向，自然地亲近天主教精神，而对追求沉思默想和神秘主义的主观感受的新教要疏远得多——正因为如此，一个犹太教徒可以皈依天主教而不在精神上感到勉强；反之，一个新教徒要走这条路却更加艰难。

和自己先前教会的牧人决裂以后，纳夫塔成了孤儿和离群的羔羊，心中充满着对更加纯净的空气，对他天生的禀赋使他有权去过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其时，他早已达到自立的年龄，急不可待地准备好改变信仰，这就省去了他的“发现者”所有的麻烦，不费吹灰之力便替自己的教会争取到了这个灵魂，不，应该说这个非凡的头脑。还在接受洗礼之前，纳夫塔已通过神父，在寄宿学校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得到了滋养身心的食粮。他搬了过去，在离开他的弟妹时表现得一如精神贵族似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任随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去承担他们活该承担的命运，去靠贫民救济聊以为生。

寄宿学校占地广阔，房舍众多，有在校学生近四百名，整个校园包括了几片树林、一块牧场、六个运动场、一幢幢农场建筑、一间间养奶牛的厩舍。学校在供给学生食宿的同时，还兼为模范农场、体育学校、研究院和缪斯神殿，因为在校内经常要演戏、开音乐会。这儿的生活同时是寺院性的和贵族化的。它既严谨又华贵，既快活又克制，既重精神又讲究起居饮食，日程安排丰富多彩、一丝不苟，这一切都使纳夫塔称心如意，深感幸福。一日三餐，他都在宽敞的斋堂中享用着精美的菜饭。在那儿，规定要保持肃静，就跟在校内的所有走廊上一样；只不过在斋堂中央有一个高高的诵经台，一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坐在上面朗读经文，替进餐者解闷。纳夫塔在课堂上学习热情似火，尽管肺不好，下午在运动和游戏时仍拼命充好汉。每天望早弥撒和星期日参加做神功，他的虔诚样子必定都叫那些神父兼教师高兴。还有纳夫塔的社交情况，同样令他们十分满意。每逢节假日的下午，在享用了蛋糕和葡萄酒之后，他总穿着灰色和绿色的校服，衬着硬领，扎紧裤脚口，头戴阔边小帽，跟大伙儿一起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散步去。

校方鉴于他的出身，是个新改宗的基督徒，对他个人的境况都给予宽容和照顾，纳夫塔真是感激不尽。似乎没任何人知道，他是免费进这所学校的。学校的规定让同学们察觉不到，他事实上既没有家，也没有故乡。一般说来，不允许让家里寄食品和零食来。要是仍旧有寄的，就拿出来分，纳夫塔同样得到一份。学校的世界主义性质，使得他的种族特征一点也未显露。这儿有些年轻的外国人，葡属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看上去比他还更像“犹太佬”，于是乎，这个观念便压根儿不复存在。还有一位与纳夫塔同时进校的埃塞俄比亚王子，甚至是个长着一头黑色卷发的摩尔人，只不过气质非常高贵。

在讲演课上，他委婉地表达出学神学的心愿，为了取得有朝一日被吸收入教士团的资格。这样做有了效果：他获准从费用较低和生活较简朴的“二等宿舍”，搬到了一等宿舍，却仍然免费。从此，他吃饭有人伺候，住的寝室也一边挨着西里西亚的封·哈布瓦尔与夏马雷伯爵，另一边挨着从莫德那[39]来的迪·朗果尼-桑塔克罗西侯爵。纳夫塔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谨守自己的誓言，学生生活一结束就迁进毗邻的修道院，开始过试修士的生活，谦卑地伺候上帝，默默无声地服从，潜心虔诚地修炼。从这样的生活中，纳夫塔获得了无数与他狂热的初衷相符的精神乐趣。

在此期间，纳夫塔的健康却遭到了损害。倒不是试修士生活严格直接造成，因为身体并不缺乏营养，更主要在于心理精神因素。以他的聪明和机敏，试修士的课业对于他的天赋秉性正好适合，并且激励它们更好地发挥。他将整个白昼和一部分夜晚，都花在了做神功上；他审视自己的良知，沉思默想，静观求索，不知不觉被自己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狂热所左右，卷进了千万个难题、矛盾和论争之中无法解脱。纳夫塔令自己的导师失望，虽然同时也使他怀着巨大的期望；他用自己诡辩的狂热，用他缺少简单明晰的推理的言辞，日复一日地折磨苦恼着他的导师。“那么你又怎么样？”他眼镜片闪闪发光地诘问。……神父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叫他去祈祷，以恢复内心的宁静：“无论如何，你得静下心来。”然而，他如果办到了，这样的“宁静”就表现为他个人的生活彻底窒息，他变为一个纯粹无生命的工具，一片精神墓园般的死寂，其外表特征极其可怕，纳夫塔本人双目失神，对周围一切瞅来瞅去，却又对它们视而不见。这样的“宁静”他还是永远别达到才好，它将毁掉纳夫塔的身体。

这些讨厌的情况并没影响指导者们对他的器重，说明他们确实是精神品格非凡的人。两年试修届满，神父把纳夫塔叫去，和他谈话，批准他加入教士团。年轻的经院学者于是在隆重的典礼上被授予四个低等圣职，即看门者、辅祭者、诵经者和驱魔者的职司，并完成“普通的”宣誓仪式，将自己永远许给了教会。随后，他便被遣往荷兰法尔肯堡的神学院深造。

其时，纳夫塔刚好二十岁；三年后，由于受对他有害的气候的影响，加之用功过度，他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肺病大大加重了，再待下去定有生命危险。一次咯血让院方警觉起来，在熬过生死未卜的几个星期以后，纳夫塔马马虎虎算痊愈了，被学院遣返回原来的地方。在他曾经做学生的同一所学校里，他当上了年级主任，当上了人文学科和哲学学科学生以及教师的监视者。这原本也是照章办事；只不过，一般人在干这差使几年后还得重新回神学院去，以便继续完成长达七年的神学研究。可纳夫塔兄弟不能这样做了，他一直病体欠佳。医生和校领导判定，当地空气很好，管管学生，干点农活儿，对他来说暂时是适合的。这期间，纳夫塔修士得到第一个比较高的圣职，有权在星期天做弥撒时参加唱《使徒行传》中的圣诗了——可这个权利他却无法行使，一则因为他完全是个音盲，再则他那病得喑哑的嗓音，也不大适合去唱歌。他呢，也就只停留在辅祭的职位上，没有授副主祭的圣职，更别提主祭。这时，他又咯起血来，体温也降不下去，只好由教团出钱让他到山上长期疗养，一养便养了六年——疗养已说不上，勉强过着修士的清贫生活，收入微薄得很，只好在病童中学里教教拉丁文，聊作补贴……

这段身世以及其他进一步和详细的情况，汉斯·卡斯托普都是在交谈中听纳夫塔亲口讲的。他常去那用绸子包裹起来的小房间拜访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在同席的费尔格和魏萨尔陪伴下；这两位也被他引荐给了纳夫塔修士。除此而外，他在散步时也偶尔碰见纳夫塔，便与他边走边聊，直送他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他了解纳夫塔的身世全凭偶尔的机会，或者零零碎碎，一星半点，或者听他前后连贯地讲述。他认为不止自己对它们感兴趣，还鼓励费尔格和魏萨尔也好好注意听，这两位自然照办。不过费尔格提了一下，对他来讲一切高深的问题他都摸不着边，因为只有这次患了肺病，才使他破天荒头一回超出了人生的平庸常规；相反，魏萨尔却喜形于色，他对一个贫贱出身的人交上好运感到欣喜，虽然此人看来暂时受了挫——总不能让树一直长到天上去呀——染上了和他一样的疾病。

汉斯·卡斯托普自己对纳夫塔的停滞不前则感到惋惜，不禁想起酷爱荣誉的约阿希姆来，既为他骄傲，又为他担心。约阿希姆以他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努力，终于挣脱了贝伦斯顾问的坚韧罗网，逃奔到军旗下去了。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他这会儿没准儿左手正握着军旗柄，举着右手的三个指头在宣誓吧。就像纳夫塔在向汉斯·卡斯托普介绍他的教团时自己所说的，他也曾对一面军旗宣誓效忠，也被接纳到了这面军旗之下。不过，他显然不如约阿希姆忠于自己的旗帜，他的言谈中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联想发挥——自然，在听这位从前的或者说未来的耶稣会神父谈话时，作为平民与和平之子的汉斯·卡斯托普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教士和少尉彼此都欣赏对方的职业和地位，因而引为知己。要知道他们都属于战士等级，这个是，那个也是，而且在多重意义上是如此：都既要求“苦行”又重视等级，既要求服从又重视荣誉。后者在纳夫塔的教团中十分盛行，因为它也起源于西班牙，它的教规跟普鲁士的腓特烈后来在自己步兵中颁布的军规一样，原本都是用西班牙语拟定的，难怪纳夫塔在讲述和说教时常常用一些西班牙语词汇。例如他谈到“两面旗帜”，谈到所谓“两面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聚集着两支大军，准备决一死战：一面是地狱之旗，一面是教会之旗；在耶路撒冷，一切善良人的“总指挥”耶稣基督统率着教会大军——而在巴比伦平原，鬼王撒旦则是另一支大军的“主将”或者说首领……

“晨星会”的寄宿学校不是俨然一所军官学校吗？学生们被编成了团和连，严格要求施行教会加军队的礼仪，可以说就是“硬衬领”与“西班牙花边领圈”的中和吧。在约阿希姆那一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荣誉和出人头地的观念，在纳夫塔的教团里同样显得多么突出啊，汉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纳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罢了!听他讲，他那教团全部由一些极有抱负的军官组成，人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恪尽职守，出人头地，用拉丁文讲就叫“insignesesse”。根据耶稣会创始人和第一位将军、西班牙神父罗耀拉定的教义和教规，他们比那些仅凭健康的理智行动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要完成超过自己份额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说，他们不止要像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样，好歹抵抗住肉体的暴动——“rebellioniis”，而且要与感官享乐，与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倾向做斗争，即便在那些被允许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为与敌人做斗争，“ageretra”，亦即进攻，比只是自卫，比“resistere[40]”来得更有意义，更加光荣。削弱敌人，摧毁敌人!战斗规程中写着。在这一点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又和约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鲁士的腓特烈的意见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战斗规程也是：“进攻!进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进攻!”

然而，在纳夫塔的世界与约阿希姆的世界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对流血的态度。这是它们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鲜血面前，不应该将手缩回去。在这一点上，它们作为世界、团体和等级，真是难分轩轾，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平民来说，纳夫塔讲述中世纪那些穷兵黩武的僧侣值得听一听，讲他们苦修禁欲，骨立形销，然而满怀对教会的权力的贪婪，为了迎接上帝之国，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统治的到来，不惜让人类流血。纳夫塔讲到好斗成性的教士，说他们认为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比在床榻上寿终正寝更有价值，认为为了基督而被杀或者杀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场!他要是听见这些言论必定又会扮演街头摇风琴艺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调来的——虽然对于反维也纳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的圣战，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对他这种偏颇的热情，纳夫塔自然不免蔑视和嘲讽。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是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止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麻木不仁；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似的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所有人全都兴致勃勃，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一群人又比又画、七嘴八舌，忙忙乎乎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脚，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他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已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利亚太太等，大肆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浑蛋。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这些受到他关照的人，除去纳塔利亚太太和男孩特迪暂时不算，不全都死得很严肃吗？塞特姆布里尼随即反问，难道这就使他们变得可敬些了吗？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还有所谓对苦难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驳斥他，纳夫塔便开始谈起中世纪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举，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行径来：国王的女儿们亲吻麻风病人恶臭的伤口，故意让自己染上这种病，并称自己身上长出的脓疮为她们的玫瑰，还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世纪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那是肮脏的立场，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他几乎不屑于驳斥。因为“神圣的地位”也罢，工程师跟着别人讲的“基督教对苦难的敬重”也罢，统统都是谎言，都建立在欺骗、妄断和心理错觉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并将同情提高为敬重，是因为他简直无法设想，要是换上自己该如何才能忍受那样的苦难——这同情被严重地夸大了，跟病人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思维和幻想的错误结果，表现在健康人把自己的体验方式强加给了生病的人，仿佛后者也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这完完全全是个错觉。病人就是病人，有着病人的脾性和改变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谁也离不开谁；还有感知力的减弱、丧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的适应与缓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儿山上的一帮肺病患者，都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简单地讲，只有那个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丧失了健康，他才会认识到，原来病人们自成一个等级，但绝不是体面的等级，而过去他自己对它是太认真了。

这当口，安·卡·费尔格跳了出来，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对肺结核病的诽谤和污蔑。怎么，什么话，对肺结核太认真了？感谢之至!请多原谅!他巨大的喉结和浓密的胡子一上一下地蠕动着，表示不允许人家对他忍受的病痛做任何蔑视。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着边际——这样的谈话已经超出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结核也扯进他所说的范围里——这是个弥漫着硫黄味儿的地狱，把灵魂折腾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那他必须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为这里丝毫谈不上感受力的减弱、麻痹和想象的错误；那样讲是天底下最大最无耻的谎言，谁要不曾像他一样亲耳听见，谁就不可能对它的卑鄙无耻有一个……

哎哟哟，哎哟哟!塞特姆布里尼说。费尔格先生生病的时间越久，他的病痛也将越加了不起，最后简直成了绕在他头上的灵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确实不大尊重那种要求得到赞赏的病人。他自己也生着病，而且不轻；但老实说，他反倒为此感到耻辱。再者，他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做一般性的哲学探讨；至于对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发表的那些见解也有根有据，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说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说工程师或者魏萨尔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个屋角上看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看见老人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话，这对作为当事者的先生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极度令人震惊以至于神经错乱的经历，准保会使他马上离开房间，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们两位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因为你们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们碰见了，那你们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会像健康人似的做出反应，就是说不会惊恐不安地逃出房间，而会处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且跟那幻影交谈起来，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样；认为他们这时也会产生健康人似的恐惧，正是没患病的人容易产生的想当然的错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讲屋角上的父亲时既滑稽又绘声绘色，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连费尔格也不例外，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可怕病痛表现轻蔑，使他觉得深受侮辱。意大利作家呢，却利用大家的好情绪，继续探讨和阐述幻想狂患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病人都不值得尊重的论点。这种人，他说，放任自己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据他有时候去参观疯人院所见，他们常常原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当有一位医生或生人出现在门口，幻想狂患者多半马上会停止装鬼脸，停止自言自语和嘟嘟嚷嚷，而是表现得规规矩矩，一直要等到不再有人观察他了，才又发作起来。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他无疑是在装疯卖傻，要么以此逃避巨大的苦闷，要么作为软弱的天性抵御过分沉重的命运打击的保护措施；像这样一个弱者，是不会有勇气神志清醒地承受命运的打击的。如上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去试一试；他，塞特姆布里尼，仅仅用他的目光，仅仅以毫不含糊的理性的姿态去对付他们的胡言乱语，就使好些疯人至少是暂时神志清醒了……

汉斯·卡斯托普发誓说，刚才塞特姆布里尼讲的情况他每一字每一句都相信。这时，纳夫塔冷笑一声道，如果他能想象出塞特姆布里尼是怎么笑嘻嘻地以不屈不挠的理性去正视那些疯子，那么他也能理解，这些可怜虫将怎么不得不振作起来，乖乖儿恢复神志，因为他们自然会感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个极值得欢迎的消遣……不过，纳夫塔他也参观过一些疯人院，能想起曾在疯人院的一座“重患者楼”里待过。在那儿，他见到了一些场面和情景，对他们，我亲爱的主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充满理性的目光和富有震慑力的影响，恐怕是毫无作用的：但丁《地狱篇》中描写的场景，令人恐怖而又难受的荒诞画面，疯人们赤条条地蹲在水里，摆着各式各样恐怖和僵硬麻木的姿势，有的大哭大叫，有的高举着胳膊，大张着嘴巴，发出一阵阵狂笑，全都掺和着地狱的气味……

“啊哈。”费尔格先生说道，随后又突然闭住嘴巴，险些笑了起来。

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面对那“不安之楼”里的情景，只好把他无情的教育理论统统收拾起来，纳夫塔继续说，倒是基督教对它们表现的敬畏，是一种更合乎人道的反应，而傲慢的理性道德说教则不然，只有我们这儿这位天马行空的太阳骑士和所罗门王的摄政，才爱用它去对付癫狂。

汉斯·卡斯托普没工夫细想纳夫塔加给塞特姆布里尼的新头衔是什么意思。他匆匆决定，一有机会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可是，眼下进行着的讨论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住了；因为纳夫塔正在深刻地分析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倾向，认为是这些倾向决定了他们推崇健康，而尽可能地贬低和诽谤疾病——不过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采取的同一立场中，却表现出了某种值得注意乃至赞赏的忘我精神，因为他自己也是位肺病患者。但是，他的态度尽管光明磊落，却并不因此变得正确了一点儿。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对肉体的尊重和崇拜；这种尊重和崇拜，只有在肉体尚处于上帝创造世界时的原始状态，才可能是正确的，可现在事实上肉体已经处于堕落状态。须知，肉体初创时是不朽的，后来因犯原罪而败坏了天性，终致遭受唾弃和厌恶，成为一具会死亡和腐烂的躯壳，不啻是灵魂的监狱和囚笼，正如圣伊格纳提乌斯说的，只能唤起我们的羞愧和迷惘之情罢了，羞愧和迷惘之情。

人文主义者普罗提努斯也曾表达过这种感情，众所周知，汉斯·卡斯托普高声插话道。可塞特姆布里尼将胳膊往脑顶上一甩，要求他别混淆不同的观点，最好还是悄悄待着听人家讲。

接着，纳夫塔指出，基督教中世纪对肉体苦难表示的敬畏，乃产生于对肉体疾患的外在表现的肯定。因为身体的脓疮不止使人对其本身的败坏沉沦一目了然，而且也以一种令人头脑清醒和精神满足的方式，暗示着灵魂一样会腐败沦落——反之，身强力壮却是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欺侮良知的假象，人最好用摧毁病痛的办法将这假象消除。谁能拯救我，使我脱离这死亡的躯体？这是神灵的呼声，也永远是人类的呼声。

不，这是黑夜的呼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指出，是一个理性和人性的太阳不曾照临的世界的呼声。是的，他本人尽管体弱多病，却保持着精神的健康和纯洁，以便在肉体问题上好好地给纳夫塔教士以驳斥，并且拿灵魂开开心。说到兴头上，他竟将人的身体抬高为上帝的真正的庙堂。纳夫塔反唇相讥，称这肌体只不过是隔在我们人类与永恒之间的一道帘子。这又引起塞特姆布里尼的异议，要求纳夫塔从此永远别再滥用“人类”这个词。

一行人冻得脸上面无表情，光着脑袋，穿着橡胶套鞋一会儿踩在撒了炭灰、使人行道比平时高出一截的雪壳子上沙沙作响，一会儿又像犁地一样，行进在车路上疏松而厚实的积雪里，在身后留下道道深沟。塞特姆布里尼穿着冬大衣，海狸皮的领子和袖口有些地方脱了毛，显得挺寒碜，好在他知道怎样穿它而不失体面。纳夫塔的黑大衣长齐脚背，扣子一直扣到脖根下，只是以皮毛做衬里而外边丝毫不露痕迹。两人争论着那些原则，大有势不两立之势，但讲话时面孔常常不是朝着对手，而是朝着汉斯·卡斯托普，正在发言的一位总是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充其量不过朝真正的对手歪一歪脑袋，或者用拇指指一指。他们把卡斯托普夹在中间，他脑袋便不住地转来转去，一会儿对这个表示赞成，一会儿对那个表示同意，或者停下来仰面朝天，戴着山羊皮手套的手比画着，发表一点自然还极不成熟的观点。至于费尔格和魏萨尔，他们俩则总是围着三个人转，时而在他们前边，时而在他们后边，时而又和他们走成一排，直至过往行人再次将他们的阵线打乱。

受了插话的影响，争论一下子转到更实在的题目上，众人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先后谈到了火葬、体罚、刑讯和死刑的问题。提出体罚来谈的是斐迪南·魏萨尔；照汉斯·卡斯托普看，由他来做这个动议再合适不过。一点不使人感到意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高嗓门，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理由，从教育的观点乃至司法的观点两个方面，反对体罚这种野蛮行径——同样不使人感到意外，却由于冷酷放肆过了分而令人惊讶，纳夫塔又出来替体罚涂脂抹粉。依他的看法，在这儿胡诌什么人类的尊严实属荒谬，因为我们真正的尊严存在于精神中，而不存在于肉体里；人的心灵太过分倾向于从肉体中去吸取整个生命之乐，给肉体一些疼痛因而就成了绝对值得提倡的手段，用它可以败坏感官享乐的胃口，就像将乐趣从肉体中赶出来，让它回到精神中去，以便精神重新取得统治地位。把笞刑指责为尤其可鄙的手段，是很愚蠢的。圣女伊丽莎白就让她的忏悔神父——马尔堡的康拉德抽打得鲜血淋漓，结果“她的灵魂”，便如传说中讲的，“兴奋起来，一直到开始第三次合唱”；她自己也鞭打过一个穷老婆子，就因老人在忏悔时打瞌睡。还有一些教团和教派的成员乃至一般的信仰诚笃者，他们为增加内心对精神原则的信念而自己对自己施以鞭笞，你当真敢讲这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吗？一些自诩高贵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取缔了体罚，有人相信这是真正的进步；其实这信念越是坚定不移，就越加滑稽可笑。

嗯，汉斯·卡斯托普认为，到此已绝对可以肯定，在肉体与精神这一对矛盾中，肉体无疑体现着邪恶的、魔鬼的方面……哈哈，只是体现，因为当肉体还保持着自然本性——自然的本性时，它也不坏!——而当其本性与精神和理性相反，彻底变坏了以后，肉体就是邪恶的了，要是容许他不惴自己教养和知识的浅鄙斗胆地说的话。基于这个观点，给肉体以相应的对待，对它实行纪律的强制，就顺理成章。这种强制手段，要是容许他斗胆地讲，也同样可以称为邪恶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是身体虚弱而未能去巴塞罗那出席世界进步大会吗？要是当时他身边有一位圣女伊丽莎白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