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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鉴真东渡与扬州
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日天平五年）日本奈良兴福寺僧荣睿、普照奉舍人亲王之命，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招聘精通戒律的高僧赴日传戒。他们经过多方努力，聘请洛阳大福先寺道璇律师赴日，但道璇的名声不大，不够理想，后闻当代律宗高僧鉴真（688—763年）在扬州大明寺讲律学，若能请他到日本传戒则最为理想；同时扬州又是出海城市，将来可以从这里回国。于是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与鉴真的弟子道航（当时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携带李林宗给扬州仓曹（专司漕运）李凑的书信，循江北大运河而下，来到扬州。当时鉴真55岁，正在大明寺为众僧开律讲。
为什么日本要招聘鉴真赴日传戒呢？原来进入8世纪以后，大化革新之后建立起来的“公地公民制”开始动摇和崩溃，农民经受不起剥削和压迫，纷纷逃离土地投身或依附于寺院。寺院势力的膨胀和僧侣的增多，不但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还影响了兵源。于是朝廷便一面下令禁止自度、私度以防僧侣泛滥，一面打算建立一套僧侣自律制度，要像中国那样“若有不持戒者，不齿于僧中”[173]。在此种情况下，元兴寺隆尊提出建议，尽快建立受戒制度并向大唐招聘戒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权者舍人亲王的支持，派遣荣睿、普照两僧入唐，招聘精通律学的高僧来日本设坛授戒。
荣睿、普照抵达扬州后，立即到大明寺拜谒鉴真，邀请他赴日弘法。鉴真问在场的众僧，谁能应此远请？众僧都保持沉默。鉴真见无人愿去，便慨然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174]于是大家愿同心随鉴真前去，荣睿、普照的夙愿终获实现。从此以后鉴真开始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惊心动魄的东渡，五次渡海失败，至天宝十二年（753年）的第六次方始成功。
第一次东渡：天宝二年（743年）四月扬州仓曹李凑（唐宰相李林甫侄）受李林宗（李林甫之兄）托为鉴真造船备粮，声称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不料被随行的高丽僧如海出卖，诬告私通海贼，淮南道采访使班倩派人搜捕诸僧，所造之船没收，荣睿、普照被关押四个月后释放。
第二次东渡：荣睿、普照出狱后仍不灰心，秘密到鉴真处商量东渡，鉴真说：“不须愁，宜求方使，必遂本愿。”[175]仍出钱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船一只，备办海粮，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一行85人举帆东下，到狼沟浦（今太仓浏河口的狼港）遇难船破，全体被迫上岸修船。
第四次东渡：鉴真在阿育王寺暂住时，荣睿被指控引诱鉴真东渡逮捕，押送至杭州因病假释。鉴真被荣睿、普照两人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一面派法进到福州买船办粮，一面率领众僧往天台山，正欲向温州进发时被官方追踪拦阻。
第五次东渡：天宝七年（748年）春鉴真已返扬州，仍造船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鉴真一行35人乘船循长江而下，至常州遇大风漂流至海南岛振州（今崖县）上岸。其后辗转流徙于雷州（广东雷州岛）、辩县（广东化县）、象州（广西象州县）、白州（广西博白县）、梧州（广西苍梧县）、桂州（广西桂林）等地。至端州（今广东高要县）荣睿迁化，至韶州（广东曲江县）普照辞别往明州阿育王寺。鉴真也因频经炎热双目失明。后从韶州一路北上返回扬州。
第六次东渡：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十五日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途经扬州，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秘书监吉备真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阿倍朝衡，时任唐秘书监兼卫尉卿）等来到延光寺谒见鉴真说：“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176]鉴真欣然允诺，秘密出走，躲藏于副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十一月十三日普照闻讯从余姚赶来。十五日四船同时启程。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平安抵达九州南部萨摩国阿多郡秋妻浦。
鉴真自743年开始第一次东征，前后经11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了却夙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可贵的一页。
关于“日本文化的恩人”[177]鉴真，中日学者已予以评述，这里只打算叙述一下鉴真东渡与扬州的关系。
（1）扬州是鉴真东渡的基地。如前所述，扬州地处国内外交通之要冲，是国际商埠，交通便利。鉴真的六次东渡中，除第一、四未成行，第三次实际上就是第一次的续航外，其他三次都是从扬州启程的。扬州是唐朝的一大造船中心，拥有雄厚的造船技术力量和众多的航海人员，给鉴真东渡造船和雇佣水手提供方便。唐朝著名的财政家“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乃置十场于扬子县，专知官十人兢自营办（造船）”[178]。刘晏在扬州一举设立十个造船场，可见扬州造船技术力量之雄厚。《全唐文》卷123《张族2》中有《五月五日洛水兢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一题，[179]洛水的船到扬州来造，可见当时扬州的造船技术先进。《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一、五次东渡的船都是在扬州建造的：“要约已毕，始于东河造船。扬州仓曹李凑依李林宗书，亦同检校造舟、备粮。”[180]“天宝七载春，荣睿师、普照师从同安郡来，下至扬州崇福寺大和上住处。和上更与二师作方便，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181]
（2）扬州给鉴真东渡提供了物力、财力和人力。当时航海必须备足海粮以防万一。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时备办了以下的物资。
A。食品：落脂红绿米（陈米）一百石，甜耻豉（豆豉）三十石，牛酥（酥油）一百八十斤，面五十斤，干胡饼（烧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番捻头（麻球之类的油煎食品）一半车。
B。佛像：画五顶像（五佛顶像画）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
C。经疏：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般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
D。佛具：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二十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二十口，花毡攀二十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四十口，大铜盘二十面，中铜盘二十面，小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二百面，白藤箪十六领，五色藤箪六领。
E。香料药物：麝香二十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乳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黎勒（以上原产印度，后移植波斯及东南亚的药用植物）、胡椒、阿魏（产于伊朗、印度等地的多年生药用植物）、石蜜（冰糖）、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
F。其他：青钱（青铜钱）一万贯，正炉钱（官铸铜币）一万贯，紫边钱（紫铜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三十量，带冒（有后带的僧帽）三十个。[182]
天宝七年第五次东渡时海粮物资“一如天宝二载所备”。
从以上二次东渡所准备的物资来看，大部分是扬州出产的，如米、面、饼、铜器等。一部分扬州虽然不产，但是集散地，如珠宝、佛具、藤箪、甘蔗、蔗糖等。有的东西扬州根本不产，如香料、药物产自南方诸国，只有国际商港扬州才买得到。
再从携带的二万五千贯铜钱来看，若按“出正炉钱八十贯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183]来计算，二万五千贯可购海船312只，这只有富庶的扬州寺院才能有如此巨大的财力。
随同鉴真赴日的还有一批各方面的优秀技工，如第二次东渡跟随鉴真的，除弟子17人外，还有“玉作人、画师、雕佛、刻缕、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者有八十五人，同驾一舟”[184]。要网罗这么多专业人才，也只有在大都会扬州才能办得到。
（3）扬州是鉴真东渡的人才集中地。第一次东渡时从洛阳到扬州加入东渡队伍的有西京安国寺僧道航、澄观，东都僧德清，高丽僧如海，还有日本僧荣睿、普照、玄朗、玄法。[185]参加第二次东渡的有样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186]参加第五次东渡的有样彦、神仑、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睿、普照、思托等道俗14人。[187]参加第六次东渡的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14人，滕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即男信士）潘仙童，中亚的胡国人安如宝，南海的昆仑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24人。[188]还有仁干禅师特地从婺州（浙江金华）赶到扬州，“密知和上欲出，备具船舫于江头相待”[189]。全国各地的“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甚至外国人都集中到扬州，随从鉴真赴日。他们都是杰出的人才，如军法力是雕塑家，安如宝、义静、法进和法载是建筑家，思托是文学家兼雕塑家。
（4）扬州是哺育鉴真之母。鉴真在扬州出生、出家、传教和弘扬文化，除707年至713年游学洛阳、长安五年外，没有离开过扬州。扬州这个富庶繁华的城市哺育他成长。“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190]鉴真德高望重，受到扬州道俗一致的崇敬，当他第五次东渡漂流到海南岛，从振州返回扬州时，扬州群众欢欣鼓舞出城迎接：“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连接。”[191]《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历数了鉴真东渡之前的业绩：“凡前后讲大律并疏四十遍，讲《律钞》（指道宣《四分律行事钞》七十遍），讲《轻重仪》（指道宣《量处轻重仪》）十遍，讲《羯磨疏》十遍；具修三学（指戒定慧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讲授之闲，造立寺舍，供养十方僧，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缝纳袈裟千领，布袈裟二千余领，供送五台山僧，设无遮大会；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设敬田而供养三宝。写《一切经》三部，各一万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192]鉴真不仅精通佛学，还擅长医学、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真是多才多艺。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冲破惊涛骇浪，历尽艰难，最后把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