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第1页）
八 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一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髙明而道中庸”。
说到此处，可见中国人观念有些与西方人印度人观念不同。此等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常识上的不同。西方人常认为善恶是相反对立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端是善，那一端是恶，此两端可以相通而成一线，此两端乃同在一在线。若没有了此一线，亦何说有两端？是则此两端在实际上亦并非相反对立。在我们这现实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一实在人生里面，善恶只是一观念。不能说这世界，这人生，一半是善，一半是恶。或说在中间，便不善也不恶。这世界，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恶。我们并不站在此两极端上，而在此两极端之中间。既如此，则这一中间，岂不成为黑漆漆地，既非至善，亦非极恶；既无上帝，亦无魔鬼；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们在此黑漆漆地一段长过程中又怎么办？当知此世界此人生，虽非至善，却不能说其无善；虽非极恶，亦不能说其无恶；此善恶之辨虽不很明显，但也不能说其混同无辨。所辨在甚微小处，甚暗昧处。人则正贵在此微小暗昧处来分辨善恶，自定趋向。
孟子说：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说：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中庸》上亦说：
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二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那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如周公是一大圣人，他的道德及其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文学上种种表现，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完人。但孔子说：
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矣。
这是说，只要周公心里一念或骄或吝，在当时，便可使其成为一不足观之人。反过来说，如是一土匪，一十恶不赦之人，使他身罹刑网，或处死临刑，只要他一念悔悟，心向善的一边，那他当时，也就不失为是一善人。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荼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荼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荼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王阳明自幼即立志要做圣人，后来自说不到，退而思其次，也就不再想做圣贤了。他得罪被贬龙场驿，还怕朝廷会派刺客来刺死他。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个死。他就做一口棺材，终日坐在里面，想死有什么可怕呢？他连死也不怕了。跟他去龙场驿的两个老家人，不耐此蛮荒生活，病了，阳明先生只有反而帮他们烹茶煮饭，还要唱些浙江山歌家乡调给他们听，好让他们心中得慰。闲着他自己背诵那些读熟的书作消遣。一晚上，他在睡梦中忽然惊跃而起，他想我今天在这里这样做法，倘使孔子复生，处我此境，他更有什么好办法呢？一下子心下有悟，那不是圣人我也能做吗？不是我现在此刻也就如圣人一样吗？从此悟后，才提倡他的“良知”学说，发挥出一番圣人易做的理论。当知各人环境不同，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自己应尽之道，能尽我道，那我也和圣人一般。纵使如端荼小道，那也是道。
如诸位驾驶飞机，飞机起落要有跑道，若说驾飞机翱翔天空是大道，降落在跑道上，那便是小道。你又不能把跑道设在你卧室门口，你从跑道走向你门口，从门口走向你卧室，那些更都是小道。大道小道又是两端。你不能说只要有大道，不要有小道。大道也有行不通处，便该从小道上行。只此小道须附属于大道，须能通上大道去便是。尽小道，人人可能。尽大道，圣人也有所不能。那又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把人人能行之这一端，直通到虽圣人有所不能之那一端，却不该尽呆在一端上通不去。所以中庸之道有极易处，同时有极难处；有极浅处，同时亦有极深处，有极微小处，同时亦有极广大处；有极隐晦处，同时亦有极光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