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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与文化
一
今天讲题是“民族与文化”。第一讲“性道合一论”，第二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第三讲“中国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都是偏重在人生问题上。这一讲起，要开始讲一些比较偏重历史方面的。
讲到中国文化，首先就联想到中国民族。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天地生人，本没有分别，分别则在民族血统上，乃及文化上。今天是特地从民族方面来讲文化。
中国民族如何形成？这似乎不是问题，而实是一大问题。中国广土众民，世界上没有那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华民族那样众多的人口。中国占地之广，也非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可及。由中国人来构成如此一个伟大的社会，这都是受了文化力量的影响而且此一社会绵延最久。以美国历史来比，不及我们二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历史更短。英、法两国，也没有超过一千年。所以世界上民族最大，文化最久的，只有中国。
我们读西洋史，最易引起注意的，是他们很看重民族区分。如巴比伦、埃及、希腊，只环绕在地中海一角的小地面上，但民族相异，而又永不相融和。尤其是同在一地，最先由一个民族居住，后来由另一民族侵人，最后又有另一民族进来，记载得清清楚楚。即如现代欧洲，地面也不算大，然而民族分歧，也永不得相融和。英伦三岛，最先是某一民族居住，最后又是某一民族侵入，直至目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有分别。难道中国大陆上一生下来的便都是中国人，其间更没分别吗？难道上古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直传下来，便只是一个中国民族吗？我们读了西洋史，回头来读中国史，只觉得中国史上很少讲到民族问题，使人不易看清楚中国民族究从哪里来，又如何般生长形成。我们只能粗略地说，正因我们中国人向来不看重民族区分，因而很易成为一个大民族；西方人正因太看重了民族区分，因而民族和民族间遂致不易相融和。
二
现在我们再追溯到历史上来讲，中国古代有“氏姓”之分。男人称氏，指其居地言；女人称姓，指其血统言。若把我们古史上所见的姓氏仔细加以条理，可见某一同血统底氏族分布在那几处地区，或亦可指出其最先从那一地区随后又转移迁徙到那一地区去。如此说来，在中国古代，未尝不是有许多异血统的部落同时存在。如炎、黄相争，亦未尝不是中国古史上一种民族斗争，但后来我们则自称为“炎黄子孙”，至少此一民族界线早已泯灭了。因此我们只认中国古代有氏族之分，却不认为有民族之分。
下至西周时代，列国分封，绝大多数是姬姓，然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已由姬姓民族来征服统治了其他各民族。在古史上其他帝王的后代也都有封国。到东周春秋时，诸侯列国同称诸夏，当时他们都称是夏王朝之后，都是历史上一个传统流衍而来。如孔子是殷代之后，他生在鲁国，居在鲁国，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民族观念上说，孔子也认是诸夏，是当时的中国人；在政治观点上说，则孔子主从周，不主从夏或从商。但当时诸夏之外还有许多蛮夷戎狄。那些蛮夷戎狄像是异民族，其实不尽然。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姬是周姓，子是商姓，可见大小二戎皆与诸夏同血统。又娶骊姬，可见藤山之戎亦同是姬姓。又有姜姓之戎。如此之类尚多。可见当时夷、夏界线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统。楚国自称蛮夷，后来亦渐被认为诸夏了。吴越皆诸夏血统，在春秋初年不与中原诸夏相通，当亦在蛮夷之列，到春秋末年，亦为诸夏之盟主。可见讲《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线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
从战国到秦代，中国大陆上便已融和为一民族。《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时的交通文字和人伦道德，都已统一。而所谓中华民族，亦至是遂臻确定。那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值得大为阐扬的一件事。中国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而中国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那还不见中国文化之价值，那还不值得我们来阐扬其甚深意义之所在吗？
“血统”是民族特征之第一项，“居地”是第二项，中国古人对于居地能影响当地居民性格方面之关系，亦认识得很清楚。《小戴礼记·王制篇》有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那是说天时气候温度湿度，交通物产，环境上有了种种差异，便影响到各地居民之性格，如刚柔轻重迟速，乃至习惯风俗之一切，以及饮食衣服使用器械种种之相异。中国古人承认此诸相异，并认为此诸相异不可强同，重要者在此诸异之上，要能“修其教，齐其政”，要教化修明，政治齐一，务求对此五方诸民均能使其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至于其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也所不妨，只要能达其志、通其欲便是。当知此一理论，便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在广大土地复杂居民之上，渐渐融成出一大民族来之主要原因所在。我第一讲“性道合一论”，亦可用此一节话来互相阐发。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
诸位如读西洋史，如古代之希腊罗马，中古封建社会神圣罗马帝国，至近世现代国家、帝国、殖民、资本主义，各有它们的精采处，但永远为一个民族纠纷所缠住而不得解脱，而使西方文化永远有其一限度。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只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所悬此一理想可以当之。若仅在物质上求发明，当知会永远达不到此境界。
现代西方的科学发明，关于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乃及现代新兴之文化学，种种知识，实可对我上引《王制篇》中一节话加以种种证明、种种发挥。但只缺少了一番“一视同仁”的文化理想，来为世界各地居民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与教化，来为世界各地居民通其志，达其欲。所以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纠纷，直到今天不得解脱，而且仍会不断纠纷下去。若反观中国历史，好像中国民族如自天下降一般，好像中国民族自始便是一个中国民族。到今天，却觉得中国民族没有一股力量像西方般也能来欺侮人，而且还不能避免别人之欺侮，就反而指摘中国文化之无意义与无价值，那真是一种短视，一种谬见，我们不该不加以纠正。
三
我们再从上引《王制篇》那一段话来说，世界人类同是天生，人性应是相同，但因居住环境之不同，大同中不害有小异，则中国民族之民族性自应与西方民族乃及其他民族有其相异处。不仅中国民族与其他民族有异，即在中国之南方与北方，其民性也不同。东南区与西北区又不同，东北区与西南区又不同。但中国人却只说“道一风同”，这是在小异之下仍可有大同一明证。道一风同即指“文化”言。
中国人有此文化信念，故不重视那些血统相异，不认为异民族便不能融和合一。在秦汉以后，中国北方大敌有匈奴，那里的天时地理，交通物产，和中国内地相异太远。当时中国人也说匈奴是夏代之后，但中国人并不看重这一点。中国人那时的意见，一是拒诸塞外，求能不来为中国之害。一是招他们来居住内地，好让他们在中国内地之政治与教化之下逐渐同化。那本是中国文化一大理想，大抱负。可惜东汉三国以下，中国内部自己的政治教化力量大大衰退，遂致有五胡乱华之大灾祸。其实五胡乱华那些胡人，本已早居住在中国内地，如刘渊、石勒、苻坚之辈，也多少受了中国文化陶冶，也早如一中国人。所谓五胡之，也近是一种内乱。而此下的北朝，则成为另一时期之华、夷杂处，与春秋时代之华、夷杂处也有其约略相似处。下到隋唐统一，中国地面上又尽变成了中国人，异血统还是成了同民族。在唐代，有不少政治上学术上杰出人物，论其血统，则本是一胡人。此下辽、金、元时代，还是不断有异族内侵，但到明代统一，那时又是在中国地面上的尽变成了中国人。在那一时期的历史上，又有许多政治上学术上的杰出人物，论其血统，则本是异民族的；而在中国文化之继续发展上，他们亦曾尽了一番力量与贡献。清代人主到今天，满洲人也尽变了中国人。中华民国创建，高呼“五族共和”，照中国文化理想与历史实证，将来的五族也自会融成为一族的。
中国人又有一理想，认为地域太远，行政上教化上有许多不方便，则只求其能文化融和，不必定要合成一国。如韩国，远在周初殷人箕子早已到了那里，他们早与中国文化有关系。又如越南，周初也曾和中国有来往，秦代早列为中国之一郡，此后不断有中国人前去，但中国人只求对韩、越两地有文化传播，不想有政治统制。明、清两代此一关系最属明显。在明、清两代，还有不断的海外移民，他们随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前去，传宗接代，拳拳勿失，但对其所居地之异民族异文化也能和洽相处，既不抱蔑视心，也不抱敌视心，处处没有一种狭义的民族观念之存在与作梗，此是中国文化伟大、民族伟大之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