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亲爱的中国读者（第1页）
致亲爱的中国读者
哲学问题是恒久不变的吗？是，也不是。有关宇宙的性质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些基本的哲学问题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着我们的脑海。我们的世界有许多问题责令哲学家们去探究，而人类从不会停止对存在的思考。
同时，随着人类生活的巨变，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最终获得意识或自知力吗？人脑如何运作？人类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另一个例子，则是现代自然科学。动植物由什么组成这类古老的问题正在得到解答，而今天我们又提出新的问题：宇宙大爆炸是什么？它如何给生命带来了必要条件？
但是，到目前为止，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一定是：我们该如何保护人类文明和我们存在的基础？
总有人不时地问我，如果换做今天去写《苏菲的世界》，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我要加进去？有什么是我想要重点强调的？这种时候我总会响亮地回答：“有。”如果今天我来写一本哲学小说，我会将更多的笔墨聚焦于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
回看《苏菲的世界》，我发觉它竟没有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我们对气候的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
伦理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叫做“黄金律”，亦即互惠原则：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长久以来，人类学习了如何更广泛地运用这个原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发现互惠原则需要跨越国界，向南向北延伸运用。
如今，我们已开始明白，这一互惠原则的运用，不仅仅可以跨越空间，也应该跨越时间。你希望下一代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他们，或许他们在你之前曾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如此简单。爱邻居就如爱自己。显然，这个规则需要我们的下一代人以及未来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去遵守。
因此，我们留给后代的不应该是一个“贬值”的地球。一个海里少了鱼、少了饮用水、少了食物、少了热带雨林、少了珊瑚礁、少了动植物种类……少了美、少了奇妙、少了光辉和幸福的地球。
二十世纪教给我们，人类需要跨越国界的约定和义务。联合国在1948年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便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和伦理学最伟大的胜利。因为人权不再由拥有更高权力的人所赐予，也非凭空而来，它为人类漫长而艰难的文明进程画上了句点，至少是一个分号。
二十一世纪初，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接受伴随而来的义务，我们是否还能声称享有人权？现在是提出《世界人类义务宣言》的时机了。只想拥有人权却不去考虑个人和国家的义务是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还要担当起保卫后代子孙人权的责任。
此时此刻，我们遭受的是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但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并未对此感到特别担忧。时间终会证明，否认人为的全球气候变暖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属于成功之辈：我们可以探索宇宙，能够制作人类基因图。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用无数垃圾污染环境的人。人类活动消耗资源，摧毁自然栖息地，对环境的改变程度之大导致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
植物、动物、海洋、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中含有大量的碳。这些碳渴望着被氧化，被释放到空气中。在没有生命的星球上（比如火星和水星），大气层主要由二氧化碳构成。如果不加以控制，地球也将碳化如此。但是，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化石燃料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一样引诱着人们：“放了我们吧。”它们悄声道，然后人们便放任自己被**。现在，我们却在试图将精灵重新关进神灯里。
如果地球上剩余的石油、煤炭、天然气被开采和燃烧掉，我们的文明也将无以为继。然而，很多人和很多的国家都将这种消耗看做他们天赐的权利。为何不能用掉自己土地上的化石燃料？为何不能砍伐境内的热带雨林？做与不做，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国家停下来，而其他国家还在继续，又能对二氧化碳层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什么影响？
无可置疑，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脱离了贫困。但这样的成功背后是昂贵的代价——一笔刚刚开始偿还的债。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275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而在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这个数值已超过400ppm，并且还在持续上升中。在这样的趋势下，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在所难免。我们迟早要试着将二氧化碳指数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公认的顶级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博士指出，至少要先将二氧化碳指数控制到350ppm左右，地球和人类文明才能免于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这个指数并没有下降的迹象，它在不断上升。
想要保住地球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当做万物中心去生活的想法就如同把地球当做宇宙之中心一样天真。对我们来说，当下自然是最有意义的，然而并不比未来更重要。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它对后来者也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像尊重现在一样尊重未来。
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我们的自然状态可以用适者生存来概括，但在代与代的关系方面，却盛行着肆无忌惮的无法无天。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信仰的权利，每个人也有祈祷这个星球得救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个新的天堂或者一个新的地球等待着我们；大概也不会有超自然的力量将审判日带到我们面前，但不可避免地，我们终将被自己的后代审判。
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贪婪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摧毁归根结底也是贪婪造成的。然而，贪婪却畅行无阻。这一点，历史便是最好的目击者。
如果我们遵从互惠原则去生活，我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那就是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路，使得他们不必消耗这些资源就能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
伦理方面的问题并不难回答，难的是怎样依循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生活。如果我们忽视了为后代子孙着想，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
互惠原则应该运用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归结于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人类是什么？我是谁？如果我仅仅是我自己——这具在这里写作的肉体——我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生物。但是比起肉体、比起在地球上的短暂生命，我的本体更深更远。这个本我属于并参与了一个比我自己更伟大的存在。
人类对自己的认知有着地域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从前我们不得不环顾四周，警惕危险观察猎物。这让我们拥有了天然的防护倾向，但是我们对待后代却没有同样的保护意识，更不用说保护人类以外的物种了。
利己基因深藏在我们的天性内，但我们却没有同样的本能去保护四代、八代之后的后人，而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学会的——就像我们必须尊重人权一样。
自从人类物种在非洲出现，我们就坚定地为阻止我们所在的进化树分枝被切断而战斗着。显然我们赢了这场战役，因此今天得以存在。但我们变得过于繁盛，以至于威胁到了自身生存的基础，甚至还威胁到了其他物种的生存。
我们聪明、自负，并富有创造力，因此很容易忘记自己还是简单的灵长目动物。如果把智慧和创造力放在对地球未来的责任上，我们真的够聪明吗？我们不能再仅仅考虑我们自己。这个星球是我们本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即使人类这个物种注定会灭绝，我们仍然对这个独一无二的星球以及将被我们留下的大自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现代人认为自己几乎完全是被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文明所塑造而成的，但我们也与这颗星球的生物学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既有基因的传承，也有文化的传承。别忘了我们是灵长目生物，我们是脊椎动物。
亿万年的时间造就了现在的我们！但我们能挺过第三个千年吗？
时间是什么？首先是个体层面，接着是家庭层面，再然后是文化和文学层面。同时也离不开地质层面，我们是从3。5亿年前爬出海洋的四足动物演化而来的。最后，是宇宙层面：我们的宇宙已经137亿年了。
但实际上，这些时间段的分隔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遥远。我们的确有理由在宇宙中感到自在。我们生存的星球年龄刚好是宇宙年龄的三分之一，我们所属的脊椎类动物存在的时间仅仅是太阳系和地球生命存在时间的十分之一。我们无法穷尽宇宙，或者反过来讲：我们的根以及同地球的亲密关系与宇宙的土壤深深地交融在一起。
人类大概是整个浩瀚宇宙中唯一有“宇宙意识”的生物，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巨大而神秘的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仅承担着拯救地球的责任，更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宇宙责任”。
乔斯坦·贾德
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