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程明道（第1页）

三三　程明道

论到宋儒思想入微处，该从程明道开始。上述三家，都不免从外面讲，明道始直指内心。而且他比较更看重《论语》、《孟子》胜过了《易传》与《中庸》。在他始是所谓吃紧人生。他最重要的文字是《识仁篇》。他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犹是二物有对，此二物即心与理。以己合彼，以己心，合彼理。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西铭旧名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若存得，便合有得，即存久自明也。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遗书》卷二上）

濂溪、康节、横渠都从外面穷索此理，明道却认此理即在吾心，故不须向外穷索。既心即是理，则此心自能合理，故亦不须防检。此理何理？即是与物同体之“仁”。就身言，则我与人别，我与物别。就此心之仁言，则物我浑然同体，此即是一绝对。所谓“与物无对”。天地万物尽融化在此绝对之仁体中。礼、义、智、信种种之德目，也只是此仁体之各别表现而已。明道此意，较上述三家，更能把握得先秦孔孟薪传。惟明道在此上提出两项工夫，一是“识”，一是“存”。他先说须识得此理，再存之于心，及其反身而诚，真感得吾心与此理合一无二，此即城。则更无别事。他又说“存久自明”。“明”与“识”不同。“识”是向外识得，“明”是内心自明。必到明了，才是真得，真有之。似乎工夫的第一步，仍在“识”上。但明道对如何“识仁”，却未细言。只说《西铭》备言此体，即以此意存之便可。明道在此上未更细阐，遂留下待伊川来补充。但我们若撇开伊川专从明道深入，便易走上陆、王道路，所以朱子必要合言二程，不再加以分别。

明道《识仁篇》以外第二篇大文字是《定性书》。横渠问他：“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明道作书答之，谓：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此两语见易传。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文集》卷二）

道家与释氏，无论在人生态度上及工夫上，皆有重内轻外之意。明道重昌儒学，一面直指本心，涂绝向外穷索之敝。一面又主“性无内外”，力斥是内非外之误。此须《定性》、《识仁》两文对看，始更明白明道之精义。但明道此篇所说，似与儒家原旨亦有不合。当喜、当怒者是理，喜之、怒之者是心，是异是同，未见细剖。况离却吾心，物是块然之物，何从有当喜、当怒之理？在人为当喜，在鸟兽虫鱼或为当怒。喜怒之理，何尝全在物？今谓“圣人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则人心只能照见物理，全成被动，岂非仍是濂溪之虚静？其实濂溪乃在虚静后见性，非谓虚静即是性。又明道以“有为为应迹”，“明觉为自然”。这些仍陷于偏智不仁。试问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义，是否仅是应迹？仅是自然？又说“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无心无情，又何从见性？即王弼注《老》，亦主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以哀乐应物，与明道言“情顺万物而无情”大不同。大抵先秦孔孟说理皆极切近，其精神则推扩向外。道家、释氏，说理皆推扩向外，而精神则切近就里。宋儒就此方面言，似更近道、释，而明道更然。此处明道虽说“性无内外”，实际上则似已偏向外去。故他说：

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遺书》卷十八）

这是说天命之理落实到人身上是性，与《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亦不同。《中庸》说率性而行是道，今则谓天命之理禀赋于人者为性。一是“性”先于“道”，一则“理”先于“性”。而且“道”字义含运行，“理”字义含静定。天地间先有此一套静定之理，人禀賦得之为性，心则只如明镜般能照见此理而止，则先秦儒家的人本位精神，到宋儒手里岂不转成了天本位？明道虽不喜濂溪、康节、横渠三家之向外穷索，他自己也仍不免向外，那是思想史上的时代特征。某一时代的思想，往往有一共同趋势，不知不觉地教人都向此一趋势而集中。宋儒自不能尽同于先秦儒。

心如何能明理呢？濂溪提出一“静”字，此是道家语，由佛学借用了。明道则提出一“敬”字。明道说：

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遺书》卷三）

又说：

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遗书》卷二上）

人心不得有所系。（《遗书》卷十一）

心要在腔子里。（《遗书》卷七）

这些便是明道指点“敬”字的体段。其实这些只是一种心的状态，而非心的生命，也非心力之真源。若说敬是心体，亦只是心体之外相，而非其内情。照明道意，写字时便一心在写字上，那是敬，那是理，若要写得好，那便别有期向，那是驰外，即不敬。那是欲。如此则“敬”的实体还是一“无欲”，与濂溪“静”字差不多。一心在写字上，即是“心在腔字里”，不外驰。即是中心没事”，并无要字好之意。即是“无所系”。要字好即是系。照现在话说，只是一个精神集中。照庄老说是无为无欲，心在这里则仅在这里而止。此是一种艺术精神，非道德精神。庄子与佛家，尤其是禅宗，发挥此层极精透。但人生大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就如写字。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毕竟不同。道德人生，不一定只要无欲。孔子不说“我欲仁，斯仁至”吗？北宋儒学，有时也还是艺术的胜过了道德的。只较道家与释氏，则他们更为落实到人生上，但不能如先秦儒之有气魄，有抱负。而明道立说尤见为浑融，须有伊川来加以申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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