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最近期之学术思想（第1页）

第十章　最近期之学术思想

凡一时代学术思潮之变迁，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从其后而论之，莫不有其递邅转移之迹，与夫盛衰兴替之所以然。若有大力挟之而趋，一时学者特人乎其括，循乎其机，随逐推迁，不能自主，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顾当其未变之先，与夫方变之际，则虽有大智，亦不能测其所将届。而其可变者，固若百其途而靡已也。今将论最近期之学术思潮，则革命以还，为时不及廿年，萌蘗仅生，干体未立，固若无可为说。惟其承先启后之述，则亦有可得而微指者。较而论之，不越两途：一则汲旧传之余波，一则兴未有之新澜。鼓**回激，汇为一趋。此历代学术之移步换形，莫不如此，正不独最近一期为然也。言其承接旧传之部，则有诸子学之发明，龟甲文之考释，与古史之怀疑。三者，盖皆承清儒穷经考古之遗，而稍变其面目者也。清儒研治群经，于诸子即多所董理，校勘训诂，卓著成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儒之有功古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古书传习愈稀者，其传钞踵刻，伪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之，校勘遂成一专门学。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据他书所征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证。或是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读，或疏证其义训，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语句，一旦昭若发蒙。其功尤巨者，则所校多属先秦诸子（例略）。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味。盖自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中）、戴（震）、卢（文弨）、孙（星衍）、毕（沅）诸贤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后此洪颐煊著《管子义证》，孙诒让著《墨子间诂》，则跻诸经而为之注矣。及今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此而辟于彼者，此类是也。”

然治诸经，其能事可以萃于校勘、训诂、名物、度数而止。

惟徽学戴派，能知于训诂名物外求义理。然其所据以为说者，亦惟偏重《论语》《孟子》，《论》《孟》固非经。至于诸经，则终亦不得以义理骋说也。至今文家昌论微言大义，而专据《公羊》，此本东汉何休《解诂》，推而上及于西汉董氏《繁露》，皆汉人之说。其取小戴《礼运》，盖亦晚周诸子之裔耳。又其横逸斜出，断章取义，得其所求而已，与乾、嘉朴学固殊。故清儒治经，长于训诂名物，而短于义理，诚为不可掩之事实也。

诸子则专家之学，不能通其大义而徒求于训诂名物，无当也。

《胡适文存二集·论墨子》：《太炎先生与行严第一书》云：“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氏驳之云：“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太炎第二书》又申之云：“校勘训诂，以治经者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原注：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今按：《易系》乃阴阳家杂揉儒、道为之，亦诸子一流耳。清儒于《易》理多不能发挥，惟戴震能言之，亦以彼能言义理，其他不能也。）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今按：太炎说是也。胡氏《与行严第二书》尚有答辨，然殊牵强。王氏言诸子只及训诂，不谈大义。俞氏颇有涉及，如《诸子平议》《老》、《庄》各卷，均有误说。即如《老子》开首两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字，以寻常小学训诂说之，则几无可说。若论其大义，则非精晓《老子》全部学说者不能道也。又以《论语》一书言，宋朱子《集注》多从义理上说，清刘宝楠《正义》专重名物度数校勘训诂上说。尽有校勘训诂能发明朱《注》误处，然遇道义理处，朱《注》亦尽有胜刘氏《正义》者。平心读之自见。即胡氏自己治诸子，亦仅借王、俞校勘训诂为初步，其精神断非王、俞之校勘训诂所能限也。

又胡氏《哲学史大纲导言》云：“校勘训诂，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作哲学史还须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可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诂。宋儒不明校勘训诂之学，故流于空疏臆说。汉学家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今细看此三篇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说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今按：胡氏此论与太炎说全合，亦可见治诸子不能即止于校勘训诂矣。至谓汉学家不能贯通亦非。凡汉学家训诂名物度数礼制，何一不从贯通中得来？汉学家非不能为贯通的工夫，只不能言学术思想耳。亦正以经学与诸子不同，只可为古代之史料，而不得为哲学的史料也。

故清儒虽以治经余力，旁及诸子，而筚路蓝缕，所得已觳。至于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

章炳麟《蓟汉微言》末节《自述治学变迁之迹》云：“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亦随顺旧义。遭世衰弱，不忘经国。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既出狱，东走日本，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因从印度学士咨问吠檀多哲学，多在常闻之外。却后为诸生说《庄子》，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癸甲之际，尼于龙泉，始玩《易》象，重籀《论语》。又以《庄》证孔，而耳顺、四绝之指，居然可明。顷来重绎《庄》书，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从顺。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言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居敬，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和以天倪，则妄自破而纷亦解。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岂专为圆滑无所裁量者乎？自揣生平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梁氏《清代学术概论》谓：“其所称述，殆非溢美。”今按：章氏《国故论衡》下卷皆论诸子，而《原名》《明见》诸篇，尤精辟有创见。《检论》卷二、卷三、卷四各篇，备论古今学术，皆有系统。《蓟汉微言》上卷以唯识学《易》《论语》《孟》《庄》，亦多深思。惟论史重种族之见，论经则专主古文而深斥今文，持论时涉偏激，是其所短。要其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尔。

绩溪胡适，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云：“距今四年前（民国七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胡氏用他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辨证法。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最不注意的。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今按：胡氏《哲学史大纲》，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惟胡氏此书，似出急就，尚未能十分自达其主张。如论先秦学术起源，根据《诗经》，分说五种人生观；不悟悲观、乐天云云，任何时期，皆有此五种之观念。即寻之于后世任何一代之诗选中，亦不难得此五种人生观之梗概。徒谓经世乱而学术以兴，则不能抉出此一时代背景之特点，即不能指出此一时代学术思想之真源也。又其叙述自老子至韩非，垂三百年，其间社会政治一切组织变化极激亟，皆时时足以影响于学术；胡氏书中，独于老子前叙述时代背景，此下各家即顺列而下，于各家背景转变处，不复详述，亦无以见各家思想递变之所以然。又同一时代，各家学术虽互为不同，而亦自有其共同一致之精神，以自异于别一时代之学风。胡氏书中于各家异相极为剖析，而于各家共相未能会通，因亦无以见此一时代学术所以与他时代特异之处。又其考证尚多疏，如《老子》系晚周伪书，胡氏尚视为诸家学术之起源；《易系》乃阴阳家言，胡氏本之讲孔子之类；应改正者尚多。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新会梁启超，

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著作，则皆出胡后。因胡氏有《中国哲学史》，而梁氏遂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因胡氏有《墨辨新诂》（未刊），而梁氏遂有《墨经校释》《墨子学案》诸书。《先秦政治思想史》叙述时代背景，较胡书特为精密详备，《墨经》亦时有创解。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

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

前东大教授柳翼谋有《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一文，谓近日学者喜谈诸子之学，寖成风气。然撢揅诸子原书，综贯史志，洞悉其源流者，实不多觏。大抵诵说章炳麟、梁启超、胡适诸氏之书，展转稗贩，以饰口耳。诸氏论学，多偏主观，逞其臆见，创为莫须有之谈，故入人罪。因举章炳麟《诸子学略说》、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潮》诸篇所论，历加驳难。其言颇足以矫时弊。然清儒尊孔崇经之风，实自三人之说而变。学术思想之途，因此而广。启蒙发凡，其说多疏，亦无足怪。论其转移风气之力，则亦犹清初之亭林、梨洲诸家也。

群经训诂名物之琐琐，则几于熄焉。此其一也。清儒治经，首本字义，《说文》遂为必治之书。余波流衍，及于钟鼎古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自阮元、吴荣光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盛。吴式芬有《攈古录金文》，潘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有《寨斋集古录》，皆称精博。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前此尊《说文》若《六经》，祔孔子以许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难许者纷作。若庄述祖之《说文古籀疏证》，孙诒让之《古籀疏证》其著也。”

最近《殷虚书契》出，

容庚《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卷四号）：“甲骨文字发见于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之小屯中。东西北三面，洹水环焉，殆《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彰德府志》所谓河亶甲城者是也。清光绪二十五年，始出见于世。其文字刻于龟甲、兽骨上，估客携至京师，售于王懿荣。二十六年秋，王氏殉国难，所藏千余片，尽归刘鹤。以后所出，亦尽归之。总其所藏，约过五千片。曾选拓千片印行，名曰《铁云藏龟》。继刘氏之后者，为罗叔言先生。于宣统二年间，命估人至其地尽力购求，一岁之中，所获逾万。复命其弟亲至洹阳采掘，所得又倍于前。于民国纪元，排比墨本，印行《殷虚书契前编》，后又印行《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录》《铁云藏龟之馀》。犹太妇人迦陵，得刘氏旧藏甲骨，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日本人林泰辅亦印行《龟甲兽骨文字》焉。”

罗、王二氏为之考释，而龟甲古文之学，遂掩《说文》而上之。

容庚《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云：“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而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所谓古籀者，无非壁中书与山川所得鼎彝之类。《说文序》云：‘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又云：‘其《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是许氏所见，大抵为姬周之古文，而非殷商之古文。今甲骨刻辞，乃殷商遗文，信而有征。生许氏一千八百年之后，而能见许氏未见之书，宁非最快意者乎！”今按：容氏此文，叙《说文》与龟甲文异同，最为持平。章太炎不信龟甲文，钱玄同等又疑许氏《说文》皆伪造，非姬周之旧，皆非定论也。

据此以考古礼古史，有非清儒穷经之所能到者。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见《东方杂志》第十九卷三号）：“在二十年前，古器物学与古文字学，经潍县陈簠斋氏介祺、吴县吴愙斋氏大澂，已渐具眉目。及殷虚文字出，瑞安孙仲容氏诒让，即就《铁云藏龟》考其文字，成《契文举例》二卷。（书成于光绪甲辰，越十三年丁已，罗君得其手稿印行。）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之研究，实自此始。嗣是罗君之《殷商贞卜文字考》（宣统庚戌），《殷虚书契考释》（甲寅），《殷虚书契待问编》（丙辰），王君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戊午〉，先后成书。其于殷人文字，盖已十得五六。又罗君《考释》一书，兼及《书契》中所见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礼；王君复纂其业，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各一卷（丁已）；就经传之旧文，与新出之史料，为深邃绵密之研究，其于经、史二学，裨益尤多。兹举其重要者，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殷本纪》惟据《世本》书其世次而已。王君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文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真古今所不能梦想者也。又《书序》《史记》均谓盘庚迁殷，即是宅亳，罗君引《古本竹书》谓殷为北蒙，即今彰德。王君于《三代地理小记》中证成其说，遂无疑义。又王君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对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虚文字研究之结果也。”今按：篇中王君即海宁王国维静安，实治斯学最有成就之大师也。同时有汉晋木简、敦煌石室古写本之发见，于古史事亦颇有发明，并详抗父文中，兹不备引。

此又一途也。清儒以尊经崇圣，而发疑古辨伪之思，在晚近今文家而大盛。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四章《辨伪书》（见《东方杂志》二十一卷十六号）：“辨伪的风气，清初很盛，清末也很盛，独乾、嘉全盛时，做这种工夫的较少。清初最勇于疑古的应推姚立方际恒。他著有《尚书通论》，辨《伪古文》。有《礼经通论》，辨《周礼》和《礼记》的一部分。有《诗经通论》，辨《毛序》。其专为辨伪而作的，则有《古今伪书考》。这书体例颇凌杂，篇帙亦太简单，未能尽其辞，所判断亦不必尽当。此后专为辨证一部或几部伪书著为专篇者，则有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惠定宇的《古文尚书考》，万充宗的《周官辨非》，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刘申受的《左氏春秋疏证》，康长素的《新学伪经考》，王静安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崔觯甫的《史记探源》。其非专辨伪而著书，而书中多辨伪之辞者，则有魏默深《诗古微》之辨《毛序》，邵位西《礼经通论》之辨《逸礼》，方鸿濛《诗经原始》之辨《诗序》等。而尤严正简洁者，则崔东壁的《考信录》此书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

今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其崇圣尊经之见，而专为古史之探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综观二百年之学术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今按：梁氏此论极是。然复先秦之古，犹未已也。继此而往，则将穷源拔本，复商、周之古，更上而复皇古之古。则一切崇古之见，皆得其解放，而学术思想，乃有新机。此今曰考论古史一派，实接清儒“以复古为解放”之精神，而更求最上一层之解决，诚为不可忽视之一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