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考证学002（第2页）
又同上：“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学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又同上：“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又《原学下》：“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务事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
因谓圣人学于众人，大成集于周公。
又《原道上》：“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孔子虽大，可以一言尽之，曰：‘学周公而已矣。’”
又同上：“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宰我、子贡、有若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子。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
而卒归宗于浙东之学，言史，言经世，言性命，言行事，言学问，一以贯之，而溯源于阳明之教。
又《浙东学术》：“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又同上：“史学所以经世，因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
又《原学中》：“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敝也。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
又《博约下》：“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则王氏良知之遗意。”
盖戴派学者，其持论本与浙东王学相通，
东原学说与浙东关系已见上论。其论性语，尤多与阳明为近。凌廷堪主以礼为节情复性之具，而曰：“好恶者，先王制礼之大原也。性者，好恶二端而已。”（见《校礼堂集·好恶说》）亦与阳明“良知只是好恶”之说合。焦循子廷琥为其父《事略》，称：“府君于阳明之学，阐发极精。”今焦氏《孟子正义》及《文集》中语，依据良知立说者，极多。阮元《说一贯》《说格物》皆重习行，即实斋“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之意。又极推毛奇龄书。实斋亦谓“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盖专指其攻击朱子一端而言。
而其学问从人，则为亭林博雅一途。
《文史通义·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闾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今按：此章氏谓戴学原于顾，实即原于朱也。然戴则攻宋，而章则以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故章氏论学，虽以浙东为归，而又曰：“浙东贵专家，浙西贵博雅，各因其习而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焉。”又曰：“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盖戴氏力斥宋儒以意见言理，一时学者感于其说，往往不愿虚为门户彼此之争，如章氏与焦循皆是也。
故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语，终不免受其牢笼。自章氏之论出，则顾氏之说自破，而吴、皖学者考核古训、古礼之精神，亦且废然而知返也。其后今文学派继起，乃于章氏之说，时有采获焉。
道光末，龚自珍、魏源皆今文学之健者，喜以经术作政论，讥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皆与章氏说近。而《龚集》议论蹈袭章书尤显。
盖尝论之：当两汉经学极盛之际，而有王仲任；当两宋理学极盛之际，而有叶水心；当清代汉学极盛之际，而有章实斋。三人者，其为学之径途不必同，而其反经学尚实际之意味则同。是亦足见浙学精神之一端也。方植之著《汉学商兑》，成于道光时，较章氏书为晚出。
《汉学商兑·序例》成于道光丙戌（六年）四月，又有《重序》一篇，不著年月，当尚在丙戌后。《仪卫轩文集》附录其门人苏惇元所为传，亦谓：“道光初，汉学之焰尤炽，先生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云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方书成于嘉庆间，误也。
其论训诂之不得真，
《汉学商兑》卷中之下：“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传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如康成解《草虫》‘觏止’为**，此可谓求义理于古经中乎？《史记》引《书》‘在治忽’为‘来始滑’，伏生今文作‘采政忽’，此明为音字相乱，今人犹曲为解之，此可谓明道者词乎？《尧典》稽古，郑氏训为‘同天’，解者以《说文》稽从禾（古兮切），禾木曲头，止，不能上极于天而止，是上同之义；此等训诂，可谓成词者未有能外于小学文字乎？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如以箕子为‘荄滋’，‘枯杨’为‘姑杨’，‘蕃庶’为‘蕃遮’，数百千条，迂晦难通。何义门云：‘但通其训诂而不辨义理，汉儒之说《诗》，皆高子也。’信乎！”今按：同卷又有论专恃《说文》十五谬，文长不录。
古制之不足追，
《汉学商兑》卷下：“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冠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耶？窃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物有本末，是何足臧也？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胾耳。何者？三统之建，忠质之尚，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
与夫义理之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汉学商兑》卷中之下：“至谓古圣义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则试诘以经典所载钦、明、安、恭、让、慎、诚、忠、恕、仁、孝、义、信、慈、俭、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骑、泰、奢、肆、苟、妄、自欺、谗谄、贪鄙，凡诸义理，皆关修齐治平之大，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而如戴氏《七经小记·学礼篇》中所记冠弁诸制，将谓即以尽天下之义理与？”
又卷中之上：“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而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即如今人读书作文学百艺，以及天文、算数、兵谋、讼狱、河防、地利一切庶务，谓曰须明其理，则人心皆喻。谓曰此皆是礼之意，则虽学士亦惶惑矣。”
皆亦言之有理。虽所见不能如章书之大，要亦当时汉学一有力之反响也。盖乾、嘉诸儒古训、古礼之探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亦观于二氏之言而可知矣。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两汉时今古文斗争一大公案，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王。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其学说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来，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隆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治《公羊》者，始于常州。刊落训诂名物，而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显与皖派戴、段之徒，取径不同。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凡何氏（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今按：汉学贵实事求是，《公羊》家舍名物训诂而求微言大义，已失汉学精神。《公羊》家以“惟王者后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禄即位”，孔颖达辨之曰：“诸侯于其封内，各得改元，《传》说郑国之事云：僖之元年，朝于晋；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诸侯皆改元，非独鲁也。”《公羊》家以“王二月、王三月谓存夏、殷”，程子辨之曰：“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时，书首月。”是也。《公羊》家以“荆者州名，州不若国”，家铉翁辨之曰：“荆者，楚本号。宣王之诗曰：‘蠢尔蛮荆。’当时固以荆目之。东迁后革号为楚。《春秋》先书荆，后书楚，因鲁史旧文耳。”推此类言之，《公羊》“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之说，皆虚。其他深文曲解，后人明白辨正者，无虑数百条。刘氏之书，一不之审，徒知株守何氏一家之说，而梁氏称之谓“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在清人著述中为最有价值之创作”者，是亦未脱经生门户之见者也。
盖其渊源所自，亦苏州惠氏尊古而守家法之遗，而又不甘为名物训诂，遂遁而至此也。
刘逢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余尝以为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经之有师传者，惟《礼·丧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汉人治经，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显微阐幽，则《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郑康成二氏为宗。《丧服》之于五礼，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网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今按：刘氏此叙，自述专治《公羊》来历，最为明白。其笃信师传，守家法，为吴学嫡传。其以条例求经，则带皖学色彩。其不愿为章句训诂而务大体，则章、方诸人攻击汉学之影响也。盖吴派本自革命走入承统，又自承统复归革命，则为今文学之渊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