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第2页）
二 佛典翻译
佛教之人中同，盖在汉末桓、灵之后。
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谏迎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评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
自此以迄中唐，凡七百年，其重要之工作有二：一曰“经典翻译”，一曰“西行求法”。盖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亦自然之数也。译事不足满其欲，乃起而亲行求法，又必至之理也。论译事托始，亦当自后汉桓、灵时。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僧徒记述译事，每推本于摄摩腾、竺法兰，谓今传《四十二章经》，实中国最古佛典。腾等于汉明永平十年，随汉使至洛阳，在白马寺中译此。然其书纯是魏晋以后文体，其体裁摹仿《老子》，其内容思想，亦与两晋谈玄之流相接近。殆为晋人伪托无疑。以吾推断，我国译经事业，实始汉桓、灵间，略与马融、郑玄时代相当，上距永平八十年矣。”
自此以往，译业进化，可分三期：一为外国人主译期（自东汉至西晋），二为中夕卜人共译期（东晋南北朝），三为本国人主译期（唐贞观至貞元）。宋赞宁所谓“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后则（智）猛、（法）显亲往，（玄）奘、（不）空两通，器请狮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者也。（《高僧传三集》）其翻译界代表人物，初期有安世高，
安息人，后汉桓帝初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
支娄迦谶诸人，
月支人，后汉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上两人实译业开山之祖，但所译皆小品，每部罕有过三卷者。任笔受者孟福、张莲（俱洛阳人，为支谶襄译）、严佛调（临淮人，为世高襄译。）最著。
第二期有鸠摩罗什，
其父天竺人，母龟兹王妹。什生于龟兹，九岁随母历游印度，遍礼名师。年十二，已为沙勒国师。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灭龟兹，挟什归，未至而坚已亡，光挟什滞凉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兴讨光，灭后凉，迎什至长安，备极敬礼。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间，译书逾三百卷。经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莲华》《大集》《维摩诘》，论部之《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皆成于其手。龙树派之大乘教义盛行于中国，什之力也。其门下数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时号四圣，皆参译事。
觉贤，
梵名佛陀跋陀罗，迦维罗卫人，释尊同族之苗裔也。释智严游印度，礼请东来，以姚秦中至长安，罗什极敬礼之。既而为什门诸人排摈，飘然南下。宋武帝礼供，止金陵之道场寺。初支法领得《华严》梵本于于阗，又无译者。义熙十四年，请觉贤与法业、慧义、慧严等共译之。华严开宗，滥觞于此。贤所译经论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在译界之价值，与罗什埒。
真谛诸人，
梵名拘那罗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国。陈文帝天嘉、光太间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论》旧题真谛译，近来学界发生疑问，梁氏别有考证。）无著、世亲派之大乘教义传入中国，自谛始也。
第三期有玄奘，
俗姓陈，洛州人。唐太宗贞观二年，冒禁出游印度，十九年归，凡在外十七年。从彼土大师戒贤受学，邃达法相，归而献身从事翻译。十九年间（西元六四五一六六三）所译经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经》六百卷，《大毗婆沙》二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顺正理论》八十卷，《俱舍论》三十卷。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其比也。
义净诸人，
俗姓张，范阳人。以唐咸亨二年出游印度，历三十七年乃归。归后专事翻译，所译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书，至净乃备。密宗教义，自净始传。
总计前后所译篇数，在五千卷内外。
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述历代译人及所译经卷之数如下：
上表乃总括前后大小译业，略举其概。其实译业之中坚时代，仅自晚汉迄盛唐六百年间事。
此真当时吾国民一大事业也。（此上均根据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篇》）至于求法运动，亦起三国末年，迄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其有姓名事迹可考者逾百人。
以上三、四两纪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境内耳。其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隔，诸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怫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第八世纪后半，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缜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
莫不冒万险，历百艰，而无所屈挠。
当时中印交通，多由西域。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卷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瘴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海路艰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艰，亦正相颉颃。故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传），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遗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其于学问力求真是之欲望，与其于宗教悲悯众生、牺牲一己之信心，其热忱毅志，为何如耶！（以上据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篇》）今将六朝、隋唐间有力诸宗派，列为一表，示其系统如次：
以上十三宗，惟俱舍、成实系小乘，余均大乘。言其中印传受，则如下表：
其间法相、天台、华严称“教下三家”，禅宗称“教外别传”，四宗皆大乘上法，于佛学界最有势力，余则支孽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曾盛于天竺，其三皆创自中国。故大乘佛学，虽发轫于印度，而实大成于隋唐也。（以上据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潮》）盖佛教初来，正值季汉祸乱，三国分裂，人心厌世，趋慕虚无；小乘教义，既投时好，又与庄老清谈，时有相合，播莳联络，融和益利。逮夫译事渐盛，其幽深邃密之论，潜移思想之进程，庄老清谈一派浅薄空虚之个人主义，日就衰退，而大法之寻求，妙义之探检，其热烈向往之心，遂旋转一时之风气。隋唐之世，大乘教义，遂握中国思想界之权威。王侯众庶，莫不醉心。而盛极之后，衰象亦见。循至佛寺为逃赋之地，僧众为避役之业，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宋时凡赈荒兴役，动请度牒数十百道济用，其值价钞一二百贯至三百贯不等，不知缁流何所利而买之。及观《李德裕传》而知唐以来度牒之足重也。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准在淮洒置坛度人为僧，每人纳二绢，即给牒令回。李德裕时为浙西观察使，奏言：‘江淮之人闻之，户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发，意在规避徭役，影庇赀产，今蒜山渡日过百余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内，即当失却六十万丁矣。’据此则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钱，庇家产，因而影射包揽可知。此民所以趋之若鹜也，今按：《唐会要》：“大历十三年，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奏请澄汰佛、道二教，下尚书省集议。都官员外郎彭偃献议曰：‘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输绢二匹。其杂色役，与百姓同。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故韩愈辟佛，有“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之论。盖佛寺憎侣之盛，其影响于社会生计者甚大，即此一端，已足为佛家疵病也。
则在上之士大夫，以明经掇青紫，在下之小民，以佞佛避徭课。面目犹是，精神已非。前所谓经学、佛教平分学术之天下者，终亦同不免于空虚萎缩之势也。故自玄宗时，于佛教屡有裁抑。
《唐会要》：“开元二年正月，中书令姚崇奏言：‘自神龙已来，主公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则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污损精蓝。’上乃令有司精加诠择，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
又：“开元二年二月，敕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十二年六月，敕有司试天下僧尼，落者还俗。十九年六月，敕朕先知僧徒至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余载；访闻在外有二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检责处分。”
至武宗有废佛令，而佛教遂不振。
《唐会要》：“会昌五年，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敕大秦穆护訞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千万；废丹雘无用之屋，何啻亿千？宣布中外，咸使知闻。’”
盖五百年来之大乘教义，其发挥完全，组织圆密，逐步进展，以至于盛极而转衰者，其情势恰如人之寿而老，瓜之熟而落。而天台、华严诸宗，其所占社会势力，迄于唐之末叶，均遽就消灭。甚深微妙之理，阒焉无闻。惟净土之念佛修行，犹流传于愚夫愚妇间。而禅宗以“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教义者，独光昌盛大。隐遁之士，多好问津。衍及宋明，益滔滔披靡天下。理学诸儒，援以说经，而孕儒学之新生焉。
日本上野清原《佛教哲学》（张绂译本）：“禅者，解脱之方式。所谓禅宗者，由小乘禅定所蜕化。小乘之禅定，根据于其教义而成。彼以为人造业起惑，欲伐断之，有入于静坐无想境界之必要。此风尚由印度之厌世观念，及沉思冥想之习惯，自然养成。盖禅那之法，印度自古已存在也。至于大乘之禅，则在悟得积极的真理，使精神与实在一致。所谓悟道觉道，乃指精神脱却外界之羁束，而至于实在一致之自觉的境界者也。故禅宗之外，所云观心、观行、止观、事相、瑜伽，实皆禅也。”如是则禅非禅宗所专有。
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潮》：“禅宗历史，相传灵山会上，释尊拈花，迦叶微笑，正法眼藏，于兹授受。其后迦叶尊者以衣钵授阿难，中间经历马鸣、龙树、天亲等二十七代，密密相传，不著一家。直至达摩禅师是为印度二十八祖，东度震旦，当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广东，后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传法之人。传已，遂入灭。故达摩亦称震旦禅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师之例，不说法，不著书，惟求得传钵之人，即是圆寂。至五祖弘忍，号黄梅大师，始开山授徒，门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为上座，竟不能传法，而六祖大鉴慧能以不识一字之赁舂人，受衣钵焉。于是禅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后，钵止不传，而教外密传，遂极光大，尔后遂衍为云门、法眼、曹洞、沩仰、临济五宗。”
故佛学之兴，其先由于汉儒说经，支离繁委，乃返而为内心之探求。接步庄老，体尚虚无。而机局转动，不能自已，翻经求法，不懈益进。驯至经典粲备，教义纷敷，向外之伸展既尽，乃更转而为心源之直指。于是以禅宗之过渡，而宋明学者乃借以重新儒理。其循环往复转接起落之致，诚研治学术思想者一至可玩味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