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清谈（第3页）
明无为之趣，葆自我之真。二人文章具在，考其议论，乌有如后世所拟议哉？迹其行事，亦以感激于世变，而遂致谨于言行，进不敢为何晏、邓飏，退亦不愿与媚权附势者伍。虽古之箕子佯狂，夷齐避世，亦若是则已耳。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世说新语》：“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
《习学记言》：“嵇康一志陆沉，性与道会，信无求于世，不幸龙章凤姿，惊众炫俗，世犹求之不已，使不以正终，盖非其罪也。”
世徒以其薄周孔、斥经典而排之，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
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然孔子思狂獧，而孟子曰归洁其身，如嵇、阮者非耶？自此以降，风尚既立，流弊亦起。故阮籍有“不得复尔”之戒，
《晋书·阮籍传》：“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咸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此见籍之所为，自有隐衷，激而出此，故不愿其子弟之效法也。
乐广有“何必乃尔”之讥，
《晋书·乐广传》：“是时王澄、胡母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戴逵《竹林七贤论》：“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越礼。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嵇含有“玄虚助溺”之叹，
《晋书·忠义传》：“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含援笔为吊文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周垂纶之象，记先达却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其辞有“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诸语，可见当时风气所趋，举世浮慕。含为康兄孙，犹有竹林遗意，不得以末流之弊，追贬前贤也。
戴逵有“无可奈何”之嗟，
《晋书·隐逸传》：戴逵著论曰：“夫亲没而采药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屡出近关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体者何？达其旨故也。达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且儒家尚誉，本以兴贤。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欲以笃实。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可奈何也。”逵之此论，最为持平。
此则古今一体，先后同患，固非当时之独病矣。然下逮东晋诸士，其摆脱缠缚，力葆我素之态度，则固始终未有变也。兹姑拈二例，以证我说。一为阮遥集之蜡屐，
《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一为王子猷之访戴，
《晋书·王徽之传》：“徽之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独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其故。徽之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耶？’”
此皆足以见晋人之风格也。何以言之？夫好财之与好屐，自今言之，雅俗之判，若甚易辨，得失胜负，未为难决；而时人不尔者，正见晋人性好批评，凡事求其真际，不肯以流俗习见为准，而必一切重新估定其价值也。而晋人估价之标准，则一本于自我之内心。故祖、阮之优劣，即定于其所以为自我者何如耳。士少见客至，屏当财物，畏为人见，意未能平，此其所以为劣也。遥集见客至，蜡屐自若，神色闲畅，此其所以为优也。凡晋人之立身行己，接物应务，诠衡人物，进退道术者，其精神态度，亦胥视此矣。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
《晋书·王徽之传》：“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欢而去。”今按：此亦可见晋人风度。洒扫请坐，则走而不顾。闭门强制，乃以此见赏。要之一任内心，不为外物屈抑，凡清谈家行径，均可以此意求之。若夫圣贤之礼法，家国之业务，固非晋人之所重也。
夫所为“我”者，或羁轭于外物，或牢锢于宿习，于是而有环境，于是而有趋向，而自我之表见，常为其所摧抑而窒绝。若阮遥集之蜡屐自若，庶乎可以忘人；王子猷之到门即返，庶乎可以忘我。忘人是无环境也，忘我是无趋向也，若是而见其自我之真焉。此晋人之意也。故其礼法有所不顾，世务有所不问，而一切惟自我之无累为贵；而世乃以礼法世务责之，宜其不相人也。然晋人之所谓“我”者，终亦未能见“我”之真也。何则？晋人以“无”为本，趋向不立，则人生空虚，漂泊乘化，则归宿无所。知摆脱缠缚，而不能建树理想。知鄙薄营求，而不免自陷苟生。故晋人之清谈，譬诸如湖光池影，清而不深，不能具江海之观，鱼龙之奇；其内心之生活，终亦浅弱微露，未足以进窥夫深厚之藏，博大之蕴也。当时有裴頠著《崇有论》，可谓时代之诤友矣。
《晋书·裴頠传·崇有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悠悠之徒，察夫偏质之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由此以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宋、齐玄风，备见于王僧虔《诫子书》，
《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知汝恨吾不许汝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粲）命汝言《易》，谢中书（朏）挑汝言《庄》，张吴兴（绪）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耶？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帙，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帙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其自言“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此前辈之典型也。谓其子“开《老》《易》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便手捉麈尾，自呼谈士”，此后进之气习也。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马、郑自是马融、郑玄，然二人未尝注《老》，恐上文《老子》当作《老》《易》，观下并言《易》《老》《庄》可知。”今按：《隋书·经籍志·易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隋有郑玄注《周易》九卷，梁有马融注《周易》一卷，亡。又有《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注》十卷。指例者，如王弼有《易略例》，严遵有《老子指归》是也。
袁粲于《易》，谢朏于《庄》，张绪于《老》，此当时风流宗师也。“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此当时谈辩情景也。才性四本，
傅嘏论才性同，李丰论才性异，钟会论才性合，王广论才性离，会合之名《四本论》。又卢毓论人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问之，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矣。”盖与刘劭之见同。（卢毓著《九州人士论》一卷，《通古人论》一卷，刘劭著《人物志》三卷。傅嘏难劭所为《都官考课法》而论才性同也。）姚信有《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亦有才性四本之辨。
声无哀乐之类，
《嵇叔夜集》有《声无哀乐论》。
又按：荆州八帙，王鸣盛云：“荆州谓刘表。”（《十七史商榷》）《隋志》《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又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英雄记》：“表开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定《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今僧虔书所谓“八帙所载，凡有几家”，疑尚不止刘表、宋忠二人。王弼乃王粲族孙，其祖父凯与粲同游荆州，表以女妻之，弼父业乃刘表外孙。辅嗣《易》学渊源，或自荆州，故荆州诸《易》说，为后世所重也。
此当时言家口实，谓执谈之本，转相破解者也。此自王弼、何晏、郭象所传二百年间胜人名士所从出也。然自宋、齐以下，渐尚博涉，《老》《庄》《易》理，各有前辈陈说，必当探究，无取虚说。又兼佛学东来，儒术复盛。学者之精神，又渐转而向外。而自晚汉以来，魏晋相承，所谓“内心批评”“自我觉醒”之真义，则又渐远而渐失矣。学风之迁变，其循环往复之迹，率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