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汉经生经今古文之争（第3页）
又：“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王）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此见向以阴阳灾异说经，实以影射时事。其心术虽与辕固生讥公孙弘所谓“曲学阿世”者不同，要之治古文旧籍者，欲求通经致用则不得不借径于今文新说，则断可知也。故当时论《五经》，其实不脱百家。犹如今人谈国故，亦不能不羼以欧西新说耳。
又《五行志叙》：“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縠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此可见汉儒以阴阳五行说经，其言皆各不同，各自因时以意为论耳，非古经之真本也。
其他汉儒说经，类无弗主阴阳者。故汉儒之经则本“古文”，其所以说经者，则尽本于战国晚起“今文”之说也。汉武之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亦仅仅为今文书与古文书之争耳，至于谓儒说胜而黄、老、申、商废则误。盖一时之学术，有其一时之风气与其特性，彼其时言黄、老如淮南，言儒如江都，习申、商如长沙，何莫勿有阴阳家之色彩者？是诚西汉之特征，则治国学者所不可不晓也。其他如桑弘羊论邹、孔，
桓宽《盐铁论·论儒》：“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祖，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然孔子修道齐、鲁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君，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按：汉人极崇邹衍，故每与孔、孟相提并论，如《史记·孟荀列传》亦尔。
又《论邹》：“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宏，昭旷之道，将一曲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天运，以喻王公列士。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时御史大夫为桑弘羊，其议论足以代表政府之意见。可见汉廷用儒，本重邹衍一派，以附于申、商功利，非孔、孟之仁义也。
汉宣帝评儒生，
《汉书·元帝纪》：“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法者，太子也！’”则尤可见汉廷用儒之真相矣。
皆可以见汉代之风尚。故谓自汉武以后，《五经》置博士，为古文书教授开禄利之途则可也。谓自此儒术独用则否。以当时经生博士，本与秦前儒术不同，而汉廷亦非真用儒术故也。
博士之官，远始战国。
《史记·循吏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
《汉书·贾山传》：“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秦时博士掌通古今。汉博士属太常，仅为礼官，掌故待问，不颛门教授。
西汉博士最初者为叔孙通，惠帝时博士则有孔襄，文帝时公孙臣以言符瑞为博士，贾谊、晁错皆为博士。
时以经生为博士者，文帝时有申公、韩婴，景帝时有辕固生，皆治《诗》。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然《儒林传》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则其时博士犹未为学官也。及孝武置《五经》博士，王应麟《困学纪闻》：“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所谓《齐诗》），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今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于景帝时为博士，则武帝所增乃三经，非四经也。然称置《五经》博士者，盖申公之俦，其前为博士，特以博识通故，非以其专经。至武帝隆儒尊经，及特称《五经》博士，而罢诸子传记为博士者。故以专经为博士，自武帝始也。《儒林传赞》独举四经，以其后四经均有增设，而《诗》自三家外，不增博士，故未之及；亦非谓武帝增四经也。故自武帝置《五经》博士，而后博士之性质，与前迥异。不得以武帝为继文、景而增成《五经》也。
而后博士始为经生所独擅。故王充谓：“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论衡·别通篇》）其后又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
《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而博士亦递增。
沈约《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
然为增立博士，每启争端。其著者：孝宣时有《公羊》《榖梁》之争。《穀梁》终亦得立博士。
《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此为《公羊》与《榖梁》之第一争，《公羊》胜而遂得立博士也。然江公既为申公之弟子，而申公《鲁诗》亦立于博士，知其所传《榖梁春秋》，当不至背道非圣，远异于《鲁诗》。《公羊》与《鲁诗》同立学官，与《榖梁》又何至遽成水火哉？其两家之胜负，亦决于二人之口辩与公孙弘之党同，及武帝一时之好恶而已。此范甯所以有“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辩讷”之叹也。而后人旧案重提，各复专治《公》《榖》以续董、江之争，此孟子所谓“是亦不可以已”者耶。
“太子既通，复私问《榖梁》而善之。其后浸微，而蔡千秋学之最笃。及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宜兴《榖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并说，上善《榖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受诏治《榖梁》，欲令助之。”此《公羊》与《榖梁》之第二争，《榖梁》胜而亦得立博士也。其初由于宣帝好奇，韦贤诸人以同乡之见袒鲁学，宣帝以抉微之意护《千秋》，刘向以帝王之诏治《毅梁》，经术之异同，亦如是而已耳。
“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皆治《穀梁》学）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榖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榖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榖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榖梁》。由是《榖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此《公羊》《榖梁》之第三争，经政府之刻意袒护，而《榖梁》终得立博士也。
《刘歆传》：“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榖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縠梁》义。”此见学者之先入为主，门户之见，虽在大贤父子之间，犹不能免，则无怪他日之博士矣。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师丹为大司空，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
则后儒所谓今古文相争之第一案也。然在当时，亦未尝有今古文相争之名。平帝时，《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均立博士。（《汉书·儒林传赞》）王莽时，刘歆又为《周官经》立博士。（《艺文志》）至东汉，乃有十四博士，
《后汉书·儒林传》：“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毛字衍），《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则皆仍西汉之旧，而《榖梁》《左氏》《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书则皆缺。惟《左氏》诸书，经刘歆力争置博士，当时传习者已众，承其学者，乃时与朝廷博士之学相抗衡。其事之著者：光武时，有范升与陈元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
《后汉书·范升传》：“建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
又《陈元传》：“元闻之，乃诣阙上疏，谓：‘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榖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榖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榖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榖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帝卒立《左氏》学。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复废，此为求立《左氏》之第二争案也。观范、陈之疏，可以见两派所持议论之一斑。
《儒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反皆有理证，最为通儒。”此亦以《左氏》起争也。
桓帝、灵帝时，有何休与郑玄争《公羊》及《穀梁》《左氏》优劣，又《儒林传》：“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
又《郑玄传》云：“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此则非争于朝廷，而纯以著述为学术之讨论也。何休墨守《公羊》兼攻《左》《榖》，郑玄于《左》《榖》亦一体辩护，实均以立官不立官为争点也。然自书籍可以不藉立官而传布，于是古文遂盛，而立官之今文终亦不得掩之矣。
此皆当时所谓今古文之争也。其争点以《左氏》为主，
皮锡瑞《春秋通论》：“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其用意在请立官置博士，与禁抑其立官置博士而已。然当刘歆校秘书，初见古文《左氏》，则《左氏》之传习犹未盛也。故歆请立官而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是当时诸博士多未见古文《左氏》也。及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李育、贾逵之争，育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墨守《公羊》，而亦兼治《二传》，故著书论其得失。是当时虽阻抑《左氏》立官者，亦未尝不诵习其书。则书籍之流布传授，已不如西汉之艰难，故学者得以博综兼览，实不必有赖于立官之博士。此则当时一大进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