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第1页）
第八章 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
一
中国史上经过魏晋南北朝一段中衰时期，接着又是隋、唐复兴之盛运，西元五八九至九〇六前后三个世纪，在这时期里，经济文物，较之秦、汉时代，似乎尚有过之无不及。论其疆土，唐代极盛时，北逾大漠，南统安南，东北视汉稍狭，而西境较汉犹广。那时的四夷君长，群尊唐太宗为“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由唐下诏册立其后嗣，这俨然是当时的一个世界联邦，而唐为之宗主。唐人因于四边设六都护府，以护理归化诸异族。安东都护府在朝鲜，安西及北庭都护府在新疆，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安北都护府在科布多，云中都护府在蒙古，可见唐代立国规模之宏阔。
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那时的相权，划分为三机关执掌：
一：中书省，司发命之权。
二：门下省，司审核之权，
三：尚书省，司执行之权。
但中书、门下两省，依惯例常合署办公，共同掌握发布命令之权。尚朽省则综绾全国行政事宜，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成为全国行政之总枢纽。此后宋、元、明、清四代的尚书省，大体沿袭唐制。这一个组织详备的行政系统，实为汉代所未有。
有名的《唐六典》，成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周礼》全书共分三百六十官，把全国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武事，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下支配职掌，这是中国战国时代的一部“《乌托邦》”。他把极高玄的理想，在极繁密的制度中表达。这可说是中国民族对于控制人事能力创造政治理想具有一种极优越的天才之具体表现。此下如西汉末年之王莽，北周时代之苏绰，皆多少依据《周礼》来做变法之张本。隋、唐政治制度，本沿北周而来，故唐制中，本来有不少依照着《周礼》书中规模的。即如尚书省六部，便沿《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来。但《周礼》到底是一部理想的书，只是先秦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胸中的一个理想同的描写，《唐六典》则大体根据当时事实，虽亦有几许理想的成分羼杂，我们不妨认此书为当时一部政府组织法典，或可说是一部成文的大宪章。唐代政治大体上依照此书之规定而推行，此后宋、元、明、清四代，亦都遵奉此书为行政圭臬。理想的《周礼》，实现为具体的《唐六典》，这又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绝大的成绩。
其次如唐律，汇合先秦、两汉以来，历代法律菁华，为中国法系成熟之结晶品。其法律全部之用意，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时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从整个法律精神中间，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甚深意义，不仅为后来宋、元、明、清四代法律之蓝本，而且顺适行使于国外，东起日本，西达葱岭，北方契丹、蒙古诸族，南方安南诸邦，全都是唐律广被行使之地。
现在再论到唐代一般国民负担，如赋税与兵役等，似乎亦较汉代为轻减。汉人三十税一，税额已极轻，但唐代更轻，实际只合四十税一之数。唐代的“租庸调”制，沿接北周“均田”制度而来，全国农民均各计口授田，因有授田始有“租”，壮丁的力役为“庸”，地方土产之贡献为“调”。庸、调与田租配合征收。依理论，全国没有一个无分田的农民，因此也不应该有一个农民负担不起他应向国家缴纳的租、庸、调。汉代只做到“轻徭薄赋”，唐代则进一步已做到“为民制产”。先使每一国民有他普通水准以上的生活凭藉，再继之以轻徭薄赋，国民经济自然更易繁荣。汉人的眼光，常注意于裁抑兼并，如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即限止每一国民最高额的土地私有量，直到王莽主张把田亩收归国有皆是，唐代则进一层注意到田亩之平均分配，使下级农民皆有最低额之田亩，则上层豪强之兼并，自可不禁自绝。
对于商业方面，汉、唐政策亦相随而不同。汉代对商人开始即采一种裁抑政策，唐代则颇采放任主义。故在汉武帝时，盐、铁由官家专营，不许商卖，而唐初，则不仅准许商营，而且还全不收税。我们可以说，汉代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常偏在压抑高层经济，而对低层的则忽略了。唐代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唐初如太宗时代，则注意在培植低层经济，而对高层的则较为宽大与自由。因此唐代社会富力，亦较汉代增高。
再论到兵役，汉代是“寓兵于农”的，全国壮丁皆须服兵役，这是通国皆兵的“兵农合一制”。唐代则寓农于兵，只是一种“选农训兵制”。在国内挑定几百个军事区域，把那些区域以内的某些处农村特别武装起来，使临时负战斗，平时负保卫的责任，这叫做“府兵制”。全国大概有五六百府，最多时达七百余府。全数只有四十万军队。这些府兵，一样由国家授给田亩，自己耕种，因此在国家可省养兵之费。只在农事外，由国家特设将领即折冲都尉施以长时期的军事训练。此制较汉制有几个优点。
一则：汉代一个国民受军训与军役的时期，不出两年，唐代府兵则常在军训中，因此其训练易于更精熟。
二则：汉代凡属穷苦大众皆须服兵役，唐代府兵则挑身家殷实者充之。当时分国民经济为九等，府兵家产须在六等以上，即中上之家。下等人户不得充府兵，因此军队素质易于提高。
三则：汉代全国军力普遍平等，唐代则于需要处设军区，更需要处得多设，不需要处得不设，较为活动。
四则：汉代全民皆兵，那时丞相的儿子，亦都在壮丁时期荷戈戍边唐制则大多数同民皆可避免兵役。依照中国人传统和平观念与其文化理论，要强迫全国人民都学杀人打仗，究竟不是理想的好境界。现在虽不能完全达到人类全体和平，但大多数的民众，则已可以毕生不见兵革了。
二
但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为当时新创设的一种“科举制度”。中国政治在秦、汉以下，早已脱离了贵族政治与军人政治的阶段，全国官吏，由全国各地分区推选，这早已是一种平民政治了。不过汉代的选举，虽说是乡举里选，其权实操之于地方长官，即太守，仅由地方长官采纳乡里舆论，而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地方长官手里。因此虽则全国政治人员均来自民间，而渐渐不免为来自民间之一个较狭小的圈子里，这样便逐步在民间造成了一种特殊阶级，此即东汉末年以下之所谓“门第”，我们现在则称之谓“变相的新贵族”。待到三国魏晋，兵乱相寻，地方政治解体，选举无法推行，乃有临时创设的所谓“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由各地方在中央政府服务的大官吏中，遴选一人为“中正”，使其代表各本地方人之一般意见，把其乡士人才分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造为簿册，上之政府。政府则根据此项簿册，以为用人之标准。
此一制度，用意仍与汉代之乡举里选制相差不远。只是汉代之察举，由地方长官执行，而魏、晋以下之九品中正，则为中央官吏之兼差。彼等因在中央服务，自然更不易知道地方舆论之真情实况，而那时的门第势力愈来愈盛，因此中正的九等表，终不免即以门第高下为标准。如此则九品中正渐渐成为门第势力之护符。
直到隋、唐，再将此制改进，成为一种公开竞选的考试制度。地方人士有志在政治上活动的，皆可向地方官吏亲自报名应试。地方官即将此等应试人申送中央政府，由中央特派官吏加以一种特定的试验。凡中第合选的人即无异取得了一种做官从政的许可状，将来可在政治界出身。其不中选的，则失却政府任用的资格。如此一来，其中选权皆由公开的考试标准而决定，无论地方官或中央官，都不能再以私意上下其间。
汉代的察举标准，大体不外两项：
第一：是乡里之舆论，大体以偏于“日常道德”方面者为主。
其次：是在地方政府的“服务成绩”，因汉制应选者必先为吏，故此项亦居重要。
如此则汉代所得，自然偏于才德笃实之人才。魏、晋以下的中正制度，一方面因与乡里远隔，不易采取真正的舆情；又因九品簿册，不限于服务为吏的人，因此不注重其实际才能。如此则真实的“才”与“德”两方面俱忽略了，只依照当时门第贵族盛行的庄老清谈，即一种带有哲学意味而超脱世俗的幽默谈话，用作高下的标准。
唐代科举，由中央公开考试，亦不注重乡里舆情，但应考资格有“身家清白”一条，便把道德上消极的限制规定了。只要其人实有不道德的消极缺点，便可剥夺他的应考权。唐代考试，亦不限于做吏的人，则注重实际服务成绩一端亦失去了，但唐代进士中第，依然要照实际的吏才成绩递次升迁，则此条亦可兼顾。
因此唐代的考试制度，实际所重，似乎只是一种“才智测验”。只要其人道德上无严重的大毛病，而其聪明才智过人者，便让他到实际政治界去服务，然后再依他的成绩而升进，这是唐代科举制度的用意所在。
唐代科举，所重者专在一种文字的考验。其先亦曾注重考验其对于实际政治问题之理论方面，亦曾考验其对于古代经籍之义解方面，但这两种考验，皆易陈腐落套，皆易钞袭雷同，因此以后考试，遂专偏重于“诗赋”一项。一则诗赋命题可以层出无穷。杏花柳叶，酒楼旅店，凡天地间形形色色，事事物物，皆可命题。二则诗赋以薄物短篇，又规定为种种韵律上的限制，而应试者可以不即不离的将其胸襟抱负，理解趣味，运用古书成语及古史成典，婉转曲折在毫不相干的题目下表达。无论国家大政事人生大理论，一样在风花雪月的吐属中逗露宣泄。因此有才必兼有情，有学必兼有品。否则才尽高，学尽博，而情不深，品不洁的，依然不能成为诗赋之上乘。唐代以诗赋取士，正符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的几点，并非漫然的。
三
唐代科举制度，同样为宋、元、明、清四代所传袭，沿续达千年之久。这是建筑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块中心大柱石，中国近代政治全在这制度上安顿。同时亦是近代中国文化机体一条大动脉。在此制度下，不断刺激中国全国各地面，使之朝向同一文化目标而进趋。中国全国各地之优秀人才，继续由此制度选拔到中央，政治上永远新陈代谢，永远维持一个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永远向心凝结，维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因科举制度之出现而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最受全国各级社会尊视的，便是那辈应科举的读书人。
那辈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拔起于农村。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的才情兼茂，品学并秀的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薰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他们的弟侄儿孙，一个个要在这公开竞选制度下来自己寻觅出路，自己挣扎地位，他们丝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获的光辉。直要等到他们屡代书香，渐渐把一个最适合于孕育文艺天才的肖然环境隔绝了，富贵尘俗，把他们的家庭逐渐腐化，而另几个优秀天才的家庭又开始，从清新幽静的乡村里平地拔起，来弥缝了那几个破落旧家庭的罅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