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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
一
中国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观念，渊源甚古。《尚书》《左传》《论》《孟》书中，这一类的理论，到处可见。秦、汉时代，文治政府之创建，与社会思想之**，二者并行，这是不足为异的。
西周以下的封建社会，那时可说只分贵贱，不分贫富。农民受田百亩，缴什一之税，大体上是在一种均产状况下过活。封建社会渐次崩坏，农民游离田亩，工商人自由的新生业出现，一般经济，逐渐走上贫富不均的路，这已在上章约略说过。同时封建地主，亦希望税收增加，又希望手续简单。授田制度渐废，认田不认人，只收田租，不再派分田亩。一面奖励多耕，开除封疆阡陌，打破封建的旧格子，如此则农户中间亦渐生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兼平民军队兴起，那时各国定制，杀获敌方一甲士，可封五户，成一小地主。井田制度破坏，农村均产状态消灭，这是古代东方封建社会崩溃一原因。
同时因郡县国家兴起，春秋以来支离破碎的几个小诸侯，各自关闭在他们底封建格子里的，到战国时代，单只剩七个乃至九个大国了。那时国内和国外的商业骤盛，大都市兴起。各国首都所在，全成为当时的大商场，尤其著名的，如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县）；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楚国的郢（今湖北宜城县），这些都是当时极繁盛的商业集散地。因政治集中而商业集中，因政治扩大而商业扩大，这又是古代东方封建社会崩溃之又一因。
二
自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段时间内，统一政府稳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问题逐渐解决，而农村均产破坏，工商企业大兴，社会经济贫富不均的状况，遂成为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点。
现在先述及当时一般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在当时，依照国家法律言，是一律自由而平等的，但依经济实况言，则殊不尽然。每一个自耕农，须向同家缴纳地租，这是极轻额的。依照法律规定，是十五税一，但政府照例常收半额，实等于三十而税一，并有时常常全部免税。田租以外较大的负担，则为人口税与兵役。兵役分三类，一赴中央，作卫兵一年，这是由政府资给的。一赴边疆，作戍卒三天，这是沿袭古代封建惯例而来的。古代封建诸侯疆域狭小，戍边三天，连往返也不过六七天。现在则同境辽廓，戍边三天，实际无异于充当一个长时期的兵役。不愿去的，许出钱免役。第三作地方军一年。又须在地方政府服劳役，每年三十天。其不服劳役的也许出钱免役。就国家立法言，这些负担不算得很東，但就当时一般社会经济情形而论，则颇已于农民为不利。
远在战国初年，钱币的使用，已见开始，下迄汉代，又有黄金盛行。黄金一斤，抵当铜币一万文。金币与铜币的比数，相差甚远。一般农民在使用铜币的经济状况下，自然是不能宽裕的，经不起大地主与大商人之盘剥与压迫。只要遭遇水旱天灾，或家人疾病死丧，便不免要典押田亩以济急。若把田亩典押，即失却自耕农地位，变成一个租佃。佃户须向田主缴纳近于百分之五十的租额，田主向政府仍纳三十之一的租，其余的是他底利剩，如此则佃户底经济情况将更见恶劣。但在国家的法律地位上，双方依然是平等的，而佃户依然要按年缴纳人口税，及充当兵役与劳役。若他担荷不起这些项目，就国家法律上看，他是一个逃避责任不尽职分之违法者。如此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游离本乡，逃脱了国家户口册的稽查，成一亡命者。二：是把他自身出卖为奴，奴隶的人口税由其主人代缴，视平民加倍，他可不冉负责了。若他既不敢亡命逃匿，又不肯出卖为奴，则在屡屡不完口税与劳役后，亦将为政府没收充为官奴婢。这是汉代奴隶最大的来源。
西汉人口，根据末年统计，约为六千万。当时的奴隶数，则史书未有精密记载，但大体计量，恐怕全国官私奴婢绝不致超过二百万之数。在全国人口数中，该占三十分之一左右。较之西方希腊罗马时代的奴婢数，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中国文化，始终站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在一般自耕农之外便是租佃农与雇耕农，他们的经济状况虽较差，但在国家法律上，一样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至于在西方社会上的农奴制度，在中国是未曾实现过的。至少在有历史详确记载的时代下，并无大规模的农奴制度存在之迹象。在西汉的长安，虽有公开卖买奴隶的市面，那时虽有家僮八百人以上的富户，虽有一辈学者高唱重农主义与恤奴政策，但到底我们不能说汉代也有像罗马般的农奴制度。
在国家统一的卵翼之下，商业繁荣，是不难想像的。但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他们之所谓商人，与我们现社会之一般商人，实有很大异点。只看《史记·货殖列传》，他把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种种新的生产事业，只要异乎以前百亩之家的封建农业的，全都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些在当时是都被目为商人的，因此养猪种橘，一样的为商人。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在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县栽种千树橘的一个大企业家，倘使一树产百橘，每年便收橘十万。在江陵是无法推销此十万橘子的，而那时亦并没有专销橘子的商人或水果行。那位种橘翁势必自己想法，把十万橘装载车船，自己运输到长安或其他大都市去。而且他的推销，亦并不重在市场上，更要的是各地的封王封侯的大贵族与大地主。这一个种橘商人，他不仅垦地种橘需要奴隶与劳工，更重要的在其把十万橘子装入车船以后，如何向各地贵族王侯之府第以及各大都市运销，势必仰赖于更聪明更能干的奴隶，所以当时有“连车骑、交守相”的“桀黠奴”，又有“转毂以百数”的大贾人。这是相因并至的。因此汉代的奴隶，在田庄耕作的比较少，而在都市或舟车道路活动的比较多。奴隶农业远不如奴隶商业之重要。而一般奴隶的智力及其生活，亦许较普通农民为优越。农民中的活动分子，尽可因为没有资本凭藉而自愿为奴的。政府对于奴隶，征收人口税，要比平民增额一倍。每一平民，每年一百二十文，一奴隶需二百四十文。这些全归收养奴隶的主人们负担。但因工商生业利润较厚，因此在当时，仍禁不得蓄养奴隶风气之盛行。
汉代另有一种变相的奴隶，称为“宾客”的，在当时社会上，亦极重要。战国中叶以下的贵族，常有好客喜士的，如孟尝君、信陵君等，这一风气流传到西汉，便成为“任侠”。当时一般农民社会，因受经济压迫，出卖为奴，其情形已如上节所述。亦有不愿出卖的，他要逃避政府的力役与口税，则只有亡命，亡命是流亡异地，因此逃脱政府户口籍贯之调查而获得非法自由的一种行为。但在那时，虽说有热闹的大都市，却并没有像近代式的旅馆与客店，因此流亡人不得不找寻寄居与窝藏他的家庭。那些窝藏流亡人的家庭，在法律上是犯法的。但他们却宁肯冒犯国家法令，窝藏流亡罪人，这便成其所谓“任侠”。当时有些大侠的家里，往往窝藏到几百个亡命者，在当时则只称“宾客”，不称奴隶。那些宾客，寄居在此窝藏者的家里，为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不得不帮助此窝主共谋生业。这是一个犯罪者流亡人的集团，因此他们经营的生业，也往往是几种不公开的犯法事业。最普通的如私铸钱币，入山开矿，采伐森林，甚至掘墓盗冢，路劫行商等事，都是他们所惯为。那一辈任侠，一面拥有徒党，肯为他出死力，一面拥有财富，可供他行贿赂。因此这一辈人，在当时社会上亦占有极煊赫的地位与横暴不可当的权势。
我们可以说，“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年社会上新兴的两种特殊势力，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变相的新贵族”。严格言之，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富人，但富人与贵族一样拥有徒党，一样可以超然一般群众之上，凭借其特异地位而干犯国家法令。其背后的原因，则为社会贫富不均，驱使一辈贫苦民众投奔他们身边来造成他们的权势。要铲除这种特殊权势，首先应该着眼在经济的平衡上。但汉代尽不乏宽恤农民的政令，田租已甚轻，力役亦不重，待遇农民方面已算十分优厚，再要想法，自然要从压制富人方面下手。任侠本来是犯法的，虽得社会上一般劳苦大众无识的称誉，但在政府方面，竟不惜首先采用一种严厉手段来对付。在汉景帝时代，各地的大侠，已为政府络续摧破。到武帝时代，政府目光便转移到商贾们的身上。
三
当时获利最厚最大的商业，首推“盐”、“铁”两项。盐为人人佐膳所必需，铁器亦家家使用，因此把握这两项商业的，擅利最厚。当时的政府，便创出一个“盐铁官卖”乃至“国营”的政策来。政府的理论是，盐铁为天地间自然的宝藏，其利益应该为社会大众所共享，不应由一二私家独擅。因此政府在盐铁出产地特设官经营制造、运输与销售等事，免得为商人所霸占。盐铁以外为政府所专卖的便是“酒”，酒为人人所喜，但是一种奢侈的饮料，因此政府收归专卖，带有“寓禁于售”的意思。
当时对于几种特定的商品，收归政府官卖以外，又对一般商人，设法增征重税。当时增征的标准，不计其贸易之利得，而只计其经营业务之成本与资财。各商人各自对其资本财产，由自己估价呈报，政府即据报抽收。傥商人呈报不实，由旁人告发，则其全部资财得由政府没收，而许报告者以半数之酬。此一政策，在当时曾引起绝大**，对于一般富商大贾极为不利。但在政府的理论上，是依然根据于“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则而来的。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并不尽于上面所举，我们只藉此说明当时一辈人对调整社会经济的意见。汉武帝此种经济政策，其背后有很深厚的经济理论做他的背景。在《小戴礼记》的《礼运篇》里，有一段描写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说：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是秦始皇到汉武帝时的一种理想社会主义。这一种理想，在中国儒家思想里，本有一贯甚深之流衍。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还屡屡提出近于此类的理论。他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
这是一个中国儒家传统的“均产论”。这一个均产论，有两点极可注意。
第一点：此所谓均产，并不要绝对平均，不许稍有差异。中国传统的均产论，只在有宽度的平面上求均。宽度的均产中间，仍许有等差。
第二点：在此有宽度的均产中间，不仅贫人应有他最低的界线，即富人亦应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政策，不仅要“救贫”，而且还要“抑富”。中国人认为大贫大富，一样对于人生无益，而且一样有害。因此贫富各应有他的限度，这两种限度，完全根据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响于个人行为及社会秩序者以为定。
中国人的经济理论，完全如他的政治理论，同样根据人生理想为出发，归宿到人类内心之实际要求上。并不曾就经济而论经济，结果乃致经济与人生脱节，如目前世界之形势般。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理论，其实仍只是一个“礼治主义”，此在《荀子》书中发挥得最透彻，西汉学者的一般见解，大概都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