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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
我们要讲述中国文化史，首先应该注意两事。
第一是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所独创，换言之，亦可说是由中国国家所独创。“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
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来。正因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只见展扩的分数多，而转变的分数少。
由第一点上，人们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单纯。由第二点上，人们又往往误会中国文化为保守。其实中国文化，一样有他丰富的内容与动进的步伐。
一
现在先说到中国民族，这在古代原是由多数族系，经过长时期接触融和而渐趋统一的。迨其统一完成之后，也还依然不断的有所吸收融和而日趋扩大。这仍可把上章所述的河流为喻。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汉时代之全盛。
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容汇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
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内，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里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明代之全盛。
第四期：直自满洲入关至于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洲、羌、藏、回部、苗、瑶等，此种趋势，尚未达到一止境。这一个民族融和之成功，无疑的又将为中国另一全盛时期之先兆。
上面四个段落，仅是勉强划分以便陈说。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和，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吋他的主十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国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关于这一层，我们在下面将络续申述。
二
其次说到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和”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和。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就西方而言，希腊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国家的，罗马人是有了国家而不能融凝为民族的。直到现在的西方人，民族与国家始终未能融和一致。中国史上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大工程，很早在先秦时代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又是调和一致了。我预备在本章里约略叙述其经过。但在此有一事，须先申述。中国民族是对于人事最具清明的头脑的，因此对历史的兴趣与智识亦发达甚早。远在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即中国西周共和元年以来，中国人便有明确的编年史，直到现在快近三千年，从未间缺过。即在此以前，中国也有不少古籍记载，保存到现在。而且此等古籍，早已对历史与神话有很清楚的分别。因此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羼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作根据。因为在中国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都是用来证明而不是用来推翻古史记载的。
以下我们对于古代中国“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之两大事业，分成五个段落来加以叙述。
三
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人的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故今密县附近有古华城。而夏则为水名。古之夏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在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夏代的祖先即在此一带，若再由夏代逆溯上去，则黄帝、虞舜等的故事，也在这一带的相近地面流传。至于更推而上，说到中国民族的原始情形，则现在尚难详定。大体上中国民族远在有史以前，早已是中国的土著了。他们散居在中国北方平原上，自然可以有许多支派和族系的不同。但因中国北方平原，区域虽广，而水道相错，易于交通，再则各地均同样宜于农业之发展，生活情形易于同化，因此中国人在很早有史以前，各地相互间也早已有一种人文同化之趋向。由此在很早也就能形成为一个大民族，即后代所谓的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乃中国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国古代史也以华夏民族为正统。在中国古史传说里，最早而比较可信的，有神农、黄帝的故事。这便是华夏族中的两大支。中国在很早的古代，即有一种“氏、姓”的分别。大抵男子称“氏”，表示其部落之居地；女子称“姓”，表示其部落之血统。在很早时代，中国似乎已有一种“同姓不婚”的习惯，因此各部落的男女，必与邻居部落通婚姻。这一制度，也是促进中国人很早就能相互同化形成一大民族的原因。黄帝属于姬姓，神农属于姜姓。姬、姜两部族，在华夏系里是比较重要的两支。他们的居地，大抵全在今河南省境。黄帝部族稍偏东，在今河南省中部襄城、许昌、新郑一带。神农部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阳、内乡一带，或直到今湖北省随县境。我们约略可以说，黄帝部族在淮水流域，神农部族则在汉水流域。两部族东西对峙而又互通婚姻。古史传说，神农氏母亲，乃黄帝部族里一个后妃。此虽不可即信，但却说明了此两部族互通婚姻，其来已久。古史又说，黄帝与神农氏后裔战于阪泉之野。据本书作者推测，阪泉应在今山西省南部解县境。大抵这两部族的势力均在向北伸展，渡过黄河。解县附近有著名的盐池，或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为各部族间共同领袖之资格，黄、农两部族在此战争，殆亦为此。此后华夏族的势力，向西伸展，到渭水流域，因此现在的华山便成为陕西的山名了。华夏族的势力向北伸展，到汾水流域，因此今山西省南境，在古代也称为夏墟了。在中国古史里往往只看地名迁徙，可以推溯出民族迁徙的痕迹来。
中国古代各部族间，既已很早便通婚姻，则相互间必有许多问题待求解决，于是各部族间遂有推出一个公认的共主之必要，此事在黄帝、神农的传说里，已透露得很明白。此共主的资格，似乎最先由神农部族所传袭，以后则为黄帝部族所夺取，但稍后到唐、虞时代，似乎有一种新的推选方法，即所谓“禅让制度”的产生。自有禅让制度，便可免得兵戎相争。根据《孟子·万章篇》和《尚书·尧典》所说，这一制度大体如下：旧的共主先因其他各部族领袖之推举（“岳牧咸荐”）而预行物色其继承人，待继承人选确定，则在旧共主的晚年，先使继承人暂代政务，尧老舜摄，又曰舜相尧。一面借资历练，一面亦备考验，旧共主死后，继承人正式摄政三年，然后退居以待各方意见之表示。后世相传的三年之丧，即由此起，在此三年之丧的时期内，一切政事由冢宰主持，新王不参加预闻。若各方一致拥戴，则新共主地位始确立，舜、禹皆由此取得其新共主的资格。
《孟子》《尧典》的叙述，是否全属当时实情，现在无从悬断。但尧、舜、禹的禅让时代无疑的为春秋、战国时一致公认的理想黄金时代。尧、舜、禹诸人，也为当时一致公认的理想模范皇帝。我们现在说唐、虞时代尚为中国古代各部族间公推共主的时期，这大致是可信的。直要到夏禹以后，始由禅让改成传子之局，此后的中国史，遂有正式数百年继统传绪的王朝。
四
中国古代史，直到夏王朝之存在，现在尚无地下发现的直接史料可资证明，但我们不妨相信古代确有一个夏王朝，这有两层理由。
第一：是《尚书》里《召诰》《多士》《多方》诸篇，西周初年的君臣，他们追述以前王朝传统，都是夏、殷、周连说，这是西周初年人人口中的古史系统，宜可遵信。
第二：是近代安阳殷墟发掘的龟甲文字，记载商汤以前先王先公的名号，大致与《史记·商本纪》所载相同。这些王公的年代正与夏朝同时，我们既知太史公对商代世系确有根据，也可信他记夏代世系别有来历。因此我们虽未发现夏代文献的地下证据，但已可从殷墟遗物上作一间接的证明。
根据古代传说，夏朝有十七君十四世四百七十多年。夏部族开始，大约在今河南省伊、洛两水上源嵩山山脉附近，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此后夏朝的势力，逐渐渡河北向，直到今山西省南部安邑一带，与唐、虞部族相接触，因此古史上也常常虞、夏并称，正可证明这两支的接近。后来夏王朝的势力，又沿黄河东下，直达今河北、山东、安徽诸省境，而与商部族相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