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第1页）

弁言

“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产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采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再举一例言。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演员之表出，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义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倶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由物质的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而前进。

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

然中国改进，其事亦不易。使中国人回头认识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抑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极当深究之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首先：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

不要单独着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

第二：则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

人类群体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整体，始有向前之生机。如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荦荦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发，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我们必从其复杂的各方面了解其背后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发展性。

文化俨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本书十篇，根据上述意见而下笔，这是民国三十年间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中刊载。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叙述。此数年来，本想写一较翔实的文化史，但一则无此心情，二则无此际遇，而此稿携行箧中东西奔跑，又复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无当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许多人的笑骂，但还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讨论之点，因此也终于大胆地付印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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