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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文化
校长就职典礼在9月举行。那一周，英国议会专门开会讨论日益恶化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宣告成立，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卷入中东战争。当时，新学校有三座新落成的大楼和一个庭院，靠近高沼地，跟罗伊斯顿庄园有一定的距离，有一条公路通往学校，铺就在烂泥地上，说是永久性公路，但更像是临时通道。还有好几条专用引道，卡车和水泥搅拌机隆隆作响，尘土飞扬，泥煤点子四处乱溅。有五六栋临时活动房，作为本科生教学和食堂的场所。三座大楼都是六角形的高层大楼，用浅黑色的混凝土板建成，中间围出来一个庭院，院子里铺着黛青色的工程用砖。有两座楼共用一面墙，另一座是独立的。这些建筑让人想起北方的砂岩城堡，比罗伊斯顿的围墙显得更古老一些，但也更粗糙。从外面乍一看，建筑的灯光很奇怪。透过大片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蜿蜒的楼梯、宽敞的教室，玻璃窗平时都紧闭着，十分神秘。建筑师是约克郡人斯坦利·穆伦。他曾说过，大片玻璃幕墙的灵感来自哈德威克庄园，庄园正前方的墙体主要由大玻璃窗构成，宏伟大气。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用婴儿车推着威廉和玛丽，沿着乡间小路走去罗伊斯顿，时不时往黑乎乎、水汪汪的坑里瞧，也扒开防护板往里面偷看。在低洼的小路上，她们能看到刚刚落成的高层大楼，孤零零地矗立在沼泽地，看起来不像有窗户，顶上有一个古铜色的穹顶。卡尔弗利公共图书馆和罗伊斯顿庄园都展览了这套建筑设计：六边形的高层大楼高低错落，与周围的风景融为一体，大楼之间由廊道连接着，里面围着一个六边形的庭院，整体就像一个复杂的分子模型或者蜂巢。弗雷德丽卡很喜欢。斯蒂芬妮却有点担心，高楼让罗伊斯顿显得不起眼，也吞噬着荒野沼地。
仪式在剧院举行，剧院位于那栋独立大楼的顶层，阳光可以透过玻璃天窗照进来，屋顶装有弧形活板门，就像天文台的孔径一样，可以关闭。剧场的座位配有深紫色的软垫，一圈圈地环绕着舞台。地面是混凝土的。墙面也是混凝土的，虽然有玻璃窗和装饰品，墙面看起来还是有些沉重。舞台上有个讲台，讲台上放了两把崭新的扶手椅，椅子是北欧风格的，配浅色皮质软垫，凸印着新大学的徽章。随着响亮、刺耳的号角齐鸣，新校长和教授们开始入场，还有一位公主前来授予皇家宪章。教授们穿着丝绸和天鹅绒的导师服，鲜红、蔚蓝和鼬白色搭配，他们一边走，学位服轻轻飘动，有几分中世纪的味道。公主的衣着搭配完美，身穿古金色的外套，戴着一顶轻松活泼的帽子，帽子上插着羽毛。她身边有一位侍女，穿着深棕色和奶油色的衣服。两个人的手袋在一束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新校长就站在光束的中心，他穿着黑色搭配紫罗兰色丝绸导师服，高贵优雅。这是弗雷德丽卡第一次见到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他身材高大，一副学者打扮，她有点困惑，他粗壮的身体与灵巧的头脑很不协调，似乎一个著名学者应该是弓腰驼背、拖着脚走路，才好与他的职业身份相配。他的头发又黑又整齐，两鬓花白。他摘下学位帽，戴上小巧的银边方形眼镜，很专业地晃了一下银色的麦克风，麦克风发出机械的咳咳声，在整栋大楼内回**。他说，大学的理念一直是古今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他也打算简单讲一下大学创办者和自己的理念，以及为什么在这个古老的地方建新大学。他的英语不是纯正的英式腔调，也没有大西洋对岸的口音。他的声音不像拉斐尔·费伯那样如同一杯清水那样清澈，而是像云母这种可能产生水晶的厚介质。他没有多少喉音，也没什么爆破音，但发音很准确，一些拉斐尔会省略的音节，威基诺浦都不会省略，但其实英国人已经不这么发音了。
他说教育应该使人变得完整，教育要突破僵化的学习模式和工作模式。本校的理念在建筑设计上也有所体现。建筑群的排列关系近似，但不全然相同，沿着小路呈放射状分布，而小路交错纵横，连接着所有建筑，这种模式让人联想到人类文化史、建筑内的人类生活史以及科学的秩序。
重点在于联结。在19世纪，历史是重要的联结力量，人类的思想活动尤其热衷于探究起源、物种、语言、社会和信仰。现代社会对旧研究进行重新整理后，历史又成为一个简单而不可避免的切入点。但我们还有其他的切入点。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在研究世界的运行规律。达·芬奇认为，艺术家能直接感知永恒但充满能量和无穷变化的秩序。开普勒发现了行星的运动规律，获得无比愉悦的审美体验，他认为行星的美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94的天体音乐一致。如今，数学家常用“美丽”和“优雅”来形容数学证明及其相对价值。爱因斯坦认为，人类对于掌握规律的渴望，可以与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情人们的渴望相提并论。他说：“人性总是希望成为周围世界投射和升华的意象，人们试图构建一幅图画，描绘人类心灵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一切。为此，事物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象征，是思想的形式。威基诺浦说，作为一名语法学家，他就是人类最强大的象征符号系统之一的学习者。有人研究自然语言和人为语言的关系，还有人研究大脑活动和感知发展的形式。有人会思考：为什么只有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数字和空间形式这两个领域，人的认知能力才能无限接近真理或现实？相反，在许多领域，人类的探究都未能实现认知的突破。威基诺浦以他自己为例，说明要为语言的常规使用和语言形式的习得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人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人的生理特征不足以支持复杂而微妙的记忆功能研究，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壁垒。
想象很关键。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认为，对于我们无法参透但却真实存在的世界，如果没有想象力，他目前的探究无法继续下去，我们要始终努力通过想象发现和认识世界。威基诺浦一再提到“世界图景”这个概念，他说：“直觉的作用在不断被削弱，想象的作用不断提升。直接的感官体验和印象本是科学活动的本源，如今却和世界图景完全脱离，在世界图景的形成过程中，视觉、听觉和触觉不再发挥作用。”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想象”是如何进行的。即使打开所有的窗户，我们也只能瞥见真实世界的一隅。威基诺浦说，我相信，对于普朗克来说，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去描绘它，我们会从中收获快乐。我们不要回答“什么是人类”，或者“什么是真实”和“什么是正确”等更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窗户是多元的，我们肯定不会陷入唯我主义者的绝望。我坚信，无论有没有人关注，苹果树都会生长，都会开花结果。我相信我们都会种出苹果。一个穿黄裙子的女孩穿过庭院，人们可以从视觉、情欲、医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她加以观察和分析。她是一个由质量和能量组成的系统，随着细胞的生长消亡而不断成长，以她为主题，可以创作一幅荷兰画派的画，也可以进行现代主义色彩和视觉分析，她的母语可能是荷兰语，也可能是英语，可能学习工程学，可能属于某个社会阶层，但如论如何，她是不可替代的个体，她有不朽的灵魂。开普勒发现了光学特征，而维米尔在《代尔夫特一景》中运用光影色彩加以证明，普鲁斯特又从画中一面黄色的墙入手，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了真理、秩序和相似性，进而联系到宇宙中的所有时间，或者说所有可想象的时间。伟大的直觉，无论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在千差万别、无限运动的宇宙中洞察事物的秩序和相似之处。不过，即使直觉失灵了，被别的东西替代了，我们也不会放弃探索。一所大学应该是一个宇宙的模型，既体现纷繁的秩序，也包容和鼓励直觉的发展。各学院要共同构成一个人，一个不存在但可以想象的人。
一个匿名者向大学捐赠了亨利·摩尔95的一对大型雕塑。人们议论纷纷，说这个匿名捐赠人可能是马修·克罗。一开始，这份礼物带来了一些麻烦，推土机推平了本来要修草坪和庭院的地方。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去了雕塑的临时安放处，威廉和玛丽也一起去了。威廉两岁，刚学会走路，不怎么说话；玛丽坐在折叠婴儿车上。他们从一栋大楼后面穿过庭院，走过建筑木板，来到沼地边一个高低不平的露台。雕塑的后面是一道弯弯曲曲的墙，还有一段台阶，台阶上长着石楠和棉草。
雕塑是一男一女。女的身形庞大，底座很宽，脚踝和手腕雕得细致巧妙，好像坐在台阶上。她的重心在脊柱末梢，包裹在臀部和骨盆里面。她的脑袋不大，眼睛圆圆的，像一个瞪着眼睛的健壮娃娃，或是坐着一动不动在巢里孵卵的鸟儿。她的衣服的褶层铺展在膝盖中间，虽然是石头刻的，却异常精致，就像沙滩上潮水退去之后留下的痕迹。男性雕塑在她身后笔直地站着，像一颗棋子，身体部分由平衡立方体组成，看起来像护胸甲和方形盾。他的脑袋上有几道裂缝，头仰着，张开的嘴或分开的头冠对着天空，就像一只警觉的带羽冠的鸟儿，或者和鸟同祖的爬行动物。
威廉手脚并用，在台阶上跑上跑下，围着雕塑转来转去，捡鹅卵石、蜗牛壳和羽毛。两个女人都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拿那个女性雕塑开一个玩笑。斯蒂芬妮说，看到雕塑，她就想到自己生小孩之后屁股变肥了。弗雷德丽卡说，这个脑袋长得跟鸟儿一样的女神，怎么能激励新一代女大学生呢？威廉横穿过一道台阶，紧紧抓住雕塑的膝盖；斯蒂芬妮在厨房烧菜或者把烤肉从烤箱里拎出来的时候，他也会像这样紧紧抓住她的大腿，弄得两个人都很危险。
“他知道雕塑的作用呢，”斯蒂芬妮说，“就是稳定。”
弗雷德丽卡对姐姐说：“女人要是火或者空气就好了，哪怕只有一次。”
“除非死了，否则不可能，”斯蒂芬妮平静地说，“女人更像是水和土地。反正我喜欢土地，有石头和树木。我喜欢土地。”
雕塑的腿部很宽敞，可以坐人，威廉要爬上去，弗雷德丽卡不让他爬。她又想到自然女神，自然女神的**有着人皆崇拜的宝藏。这时，高处有人在向他们呼喊。罗伊斯顿的剧组人员都来了：马修·克罗、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埃德蒙·威尔基、文森特·霍奇基斯和托马斯·普尔。
“多贵重的礼物啊，”克罗指着雕塑说，“女士们，早上好。”
弗雷德丽卡还在制止威廉攀爬。亚历山大问斯蒂芬妮觉得雕像怎么样。斯蒂芬妮说，充满力量。弗雷德丽卡则喊道，她们俩都觉得女性雕像有点可怕。
威尔基说：“男性雕像积极向上，整体笔直，巧妙地盘旋而上。他不满足于现状，和女雕像不一样。”
托马斯·普尔很喜欢小孩子。他说他也有一个差不多高的儿子。这么大的孩子很讨人喜欢，他们的眼睛很敏锐。玛丽张开双臂，手腕胖乎乎的，小手不停旋转，像是在筛空气、抓空气。她的头上盖着一条柔软的红色丝巾，丝巾在微风中飘动。她咕噜着几个音节：爸、妈、大。威廉的小手干燥、温暖，被弗雷德丽卡牢牢地抓住。他的身子却还侧倾着，老大不乐意。
亚历山大说他来推玛丽。托马斯说他很有经验。亚历山大俯下身子，率先看到玛丽脸上的红胎记，这时，那个血疱已经跟原来有所不同，不像果冻，她的眉毛生得很淡、很精致，但上面也有玫瑰色与红褐色的胎记，还带着淡棕色的斑点。
斯蒂芬妮说：“他们说以后会消失。”玛丽皱着小脸，疑惑地看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非常温柔地摸了一下她的脸，弗雷德丽卡留意着威廉的身体平衡，她很克制，没有冲他吼。在众人返回的路上，克罗指着各个地方说那里将来会有什么建筑。这个地方目前还很泥泞，只是一个水坑，但以后，语言系大楼就建在这里。那里，围着灰色围栏的地方，上面贴着“注意危险”的警示，生命科学系大楼就在后边。
“威基诺浦教授的苹果树会种在哪里？”弗雷德丽卡问。就职演讲提到的各种具体意象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窗户，宽阔与狭隘，向里看还是向外看，苹果树下穿黄裙子的女孩，马克斯·普朗克矛盾的世界不能通过听觉、视觉或触觉来感知，她想象不出该用什么方法来感知。
“我自己的果园还在，”克罗说，“各个品种的苹果都有。但我不知道校长想把苹果种在哪里，目前他还住在西翼楼的客房里，以后他家肯定是带园子的大房子。今天晚上，我请他去我的小破楼里吃饭。希望你们都能来，一起喝酒喝咖啡。一定要来啊。”
弗雷德丽卡去了，听大家谈论未来，传播各个教授的八卦。拉斐尔没有来，她忍不住，在剧院那栋楼里问了霍奇基斯。霍奇基斯说：“他说服不了自己，我知道他做不到。他只在圣迈克尔和图书馆之间两点一线地活动。这种生活太不切实际了，单调得可怕。”
斯蒂芬妮也没有来。她想到要在克罗的家里说一个晚上的话就害怕，这让她感到很惊讶。她已经习惯了听丹尼尔的妈妈诉说她的人生故事，听威廉的喋喋不休，听玛丽的叽里咕噜。亚历山大注意到她没有来，有些遗憾，她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感到惊讶。有那么一瞬间，他模糊地觉得，或许可以和她聊聊西蒙·文森特·普尔，因为她很睿智，会静静地听人家说话，不会出言不逊。但她不在，而弗雷德丽卡在，于是，他和弗雷德丽卡聊起了文森特·凡·高。
[1] 亦称第二次中东战争，指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