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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修辞

那段时间，亚历山大在布卢姆茨伯里。他在广播公司工作，这是他三十七年以来第一次就职于非教育机构。他有一间办公室，配有一个秘书，薪水很不错，但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制约，需要时刻保持言行举止得体大方。他的职称是荣誉制作人，实际上他并没有制作过脱口秀节目或影视剧。他负责提供“思想”。他经常在乔治酒馆和诗人、绅士以及四处讲学的教师一起喝酒。

他暂时寄居在朋友托马斯·普尔租赁的公寓里，他的这个朋友刚从约克郡的一所职业学院跳槽到了克拉布·罗宾逊研究所。亚历山大的父母在韦茅斯开了一家旅馆，现在还开着。从他上幼儿园，一直到之后进入公立中学、牛津大学，再到成为教授，他只是时不时地回旅馆待几天，随便找一间刚好空着的房间住下。他习惯于待在有人管理的房间里。即便在开始的那几天，搬家用的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帘也太短，但是，与普尔住在一起的日子也算是他最接近普通家庭生活的日子。

公寓楼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和高尔街之间，是一幢红砖楼，窗户采用石质窗框，红木门上饰有抛光的黄铜。大楼建于爱德华时代，结实坚固，是专为有一两个用人的家庭设计的。普尔刚搬进来的时候，厨房仍装有召唤用人的电铃和灯光系统——那是一个玻璃盒，盒子里面有几个小圆盘，每个圆盘连接一个房间，包括客厅、主卧和育儿室。不过，他们不清楚具体哪个圆盘连接哪个房间，而且电铃也坏了。公寓有四间大房间和四间小房间，一条幽暗的长廊连接着这些房间。从厨房、储藏室、小卧室等仆人活动区域往外看，可以看见一口井，井沿贴着白色瓷砖，点缀着斑点和条纹图案。视线的中间是窗台花箱，天热时，这里便会响起音乐和人声，久久回**。普尔一家住在第六层，是大楼的顶层。大房间正对着街道，透过玻璃飘窗，能看见伦敦城里悬铃木的树冠、成群的鸽子，过了几年，邮政局大楼在对面拔地而起，一层一层很有规则地叠起来。亚历山大的房间在离厨房最远的一头，房间通风好，布置简单，十分安静。他的房间里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他只是暂时住在这儿。他在墙上挂了一些旧装饰画，现在这些画都已经用玻璃框装起来了，有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和《流浪艺人》，还有他自己的戏剧《街头艺人》的广告，也有罗丹的《达那俄斯的女儿们》。除此之外，他还挂了一张伦敦版《阿斯翠亚》的演出海报和一幅都铎玫瑰镶边的达恩利画像。他还有凡·高《向日葵》和《黄椅子》的小型版画。在剑桥的时候，弗雷德丽卡在读《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的时候了解到，查尔斯·赖德羞愧难当地摘下向日葵，扔到墙壁上。亚历山大多年未见向日葵，他看到画中的向日葵时，那份好奇和喜悦与日俱增。版画的色调为青黄色，不像原画。亚历山大从普罗旺斯带回来一张床单，暗黄的底色上印着几何花卉图案，他和普尔一家选购了纯黄色的窗帘，搭配很完美。这样一来，房间就是黄白相间的色调，外加灰色圈绒地毯。

亚历山大是以成功作家的身份来到伦敦的。在分析和赞颂北方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的实验小说的结尾，成功的人物也会来到伦敦，而在完成创作后，小说的作者也会跟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飞快地冲向这个熙熙攘攘的首都。普尔一家也想方设法挤进了大都市。他们原来的家当，三件套家具、威尔顿地毯、玻璃门书柜以及家里的银器等，一律被抛弃。埃莉诺·普尔告诉亚历山大，公寓的一大优点是所有的房间排列整齐，除了房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可以在任意一个房间里睡觉、吃饭或工作。他们在房间里铺了银灰色圈绒地毯，刷了白漆，挂了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木匠安装了流线型的架子和橱柜。孩子们盖着色彩鲜艳的芬兰毛毯，红色、蓝色和黄色。他们挂了一幅本·尼克尔森69的版画，还有一幅马蒂斯70的装饰画。亚历山大很喜欢。

他们一日三餐品种多样，很有仪式感，他也很喜欢。一听到高尔街，他便想到亨利·詹姆斯笔下的高乐街，那里有一排深灰色的乔治时期排屋，汽车从旁呼啸而过。他每天走路去广播公司上班，发现古奇街和夏洛特街热闹非凡：意大利人的杂货铺散发着奶酪、葡萄酒桶和腊肠的香气，犹太人的面包店散发着肉桂和罂粟子的味道，塞浦路斯人的蔬菜水果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在北方买不到的蔬菜，比如茄子、茴香、朝鲜蓟、西葫芦等，有绿色的，有紫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施密特熟食店里，你可以买到泡在木桶里的酸菜、黑色的裸麦粗粮面包、熟的或者生的香肠、放了鸡蛋的松软大面团和小杯黑咖啡，熟食店有个中心收银台，提供小票，收银员是一个女士，她身材挺拔，有点胡子，身穿黑色蕾丝长裙。在贝洛尼的店里，身材高大的路易吉既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也有一口流利的伦敦腔，他称了一纸袋黑橄榄和绿橄榄、一小袋散发着刺鼻气味的肉豆蔻、一块用纸包裹着保持清爽湿润的马苏里拉奶酪。这就是城市的味道，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一切似乎都是永恒的。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村庄，属于他的村庄。

从前，人们虽然有着健康的牙齿，却丧失了对食物的感觉。伊丽莎白·戴维开始教育整整一代人，教他们观察、品尝和制作食物。

这段时间，和埃莉诺·普尔讨论烹饪书中的细节，算是亚历山大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他帮她去商店购物，回到厨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盒刚烧好的意式方饺，或者一袋松软的帕尔马干酪和一个香草荚。他每天总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有时是茴香鲭鱼，有时是炖鱿鱼，有时是新鲜出炉的比萨。朴素的城市生活因此而多了几分色彩。艾略特71在《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中严肃地指出，一个民族不仅需要足够的食物，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味。

以前，他一直尽量避免跟这家人一起吃饭，不过现在已经放弃了。他注意到，普尔一家始终谨小慎微，十分注重礼节，可见他们的忧心很重。

在罗伊斯顿演出《阿斯翠亚》时，托马斯和亚历山大一样沉迷于情与性。1953年夏天，安西娅·沃伯顿悄悄打掉了她与托马斯·普尔的孩子。在卡贝塔因的时候，亚历山大与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从未听她说过痛苦或悔恨的话，也从未听她明里或暗里提到过普尔。等到托马斯和亚历山大开始讨论租房计划时，普尔已经忘却了这段不开心的经历。亚历山大和普尔在罗伊斯顿的小约翰酒馆喝了一次酒，普尔说，如果亚历山大考虑住在他们家，实际上是帮了他们的忙，一个外人有时很管用，亲人在一起，总有一些麻烦事。去年夏天，埃莉诺还对普尔的这段关系耿耿于怀。亚历山大觉得不能问普尔现在的心情怎么样，英国人讲究心照不宣。他们聊了聊利维斯博士，还说到他们都十分怀念约克郡的沼泽地，说到未来影视在教育界将大有作为。普尔算得上是亚历山大的密友了。

起初，他以为仪式感主要是埃莉诺刻意营造的，在某种程度上，烧好每一顿饭菜是对丈夫的一种安抚，是尽妻子和家庭主妇的本分。她会和亚历山大聊她的新发现，比如说希腊街科代克女士饭店里的沙拉食材，用奶油干酪、朗姆酒和精磨咖啡做成的意大利布丁，提到这些东西时，她都说是要为托马斯准备的，她总想着托马斯。她会给亚历山大介绍一种奶油干酪，里面含奶油，不含氨，正是托马斯喜欢的口味。或者带他去希腊商店看养在深色桶内的鳀鱼。她说：“我自己不喜欢鳀鱼，但托马斯喜欢。”

亚历山大觉得，这种过分的关切其实是一种侵犯或者责备。她会温和又坚决地让孩子们不要靠近公寓里的某些地方，因为孩子的父亲要在那里工作。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克里斯（八岁）、乔纳森（六岁）和莉齐（三岁），两个男孩长得像托马斯，方额头，一头金发，嘴巴扁平，那个女孩长着一头细卷发，颜色暗淡，亚历山大因此想到了老鼠的皮毛。这时，他才意识到，用“颜色暗淡”来形容头发，实在不会让人产生什么好的联想。孩子们不能到街头玩耍，他们的生活也规规矩矩。他们去学校和幼儿园的路上要经过罗素广场，他们也在父母的陪伴下去布卢姆茨伯里的广场花园骑少儿三轮车、捡落叶。亚历山大对这些孩子了解太少，他不知道他们几乎不吵架。看到他们家里挂的艺术品，他才想起来，埃莉诺是一名美术老师。他们做了一幅拼贴画，那是一条龙，用弹性塑料做鼻孔，鳞片闪闪发光，身体弯曲有致，占了厨房整整一面墙。烧饭的时候，龙的上方烟雾缭绕。他们会隆重地向托马斯展示厨艺作品，像蛋糕和纸海豚等，期待得到他的赞赏。“看看我们的成果。”她给“我们”两个字加了重音，意思是托马斯不在其中。对于作为观众和见证人的亚历山大，她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没有重音。

托马斯的回应很客气。他感谢埃莉诺为他做了丰盛可口的饭菜，他的措辞谨慎而具体。他说他知道，过滤汤水、熬酱汁、准备沙拉，每一道流程都很辛苦，这顿饭来之不易。他还会和他们讨论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并提议去伦敦，逛逛动物园，看看大英博物馆的钟表以及科学博物馆的水晶。孩子们的生活充满了新奇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亚历山大意识到，在这个家里，“事物”是交流的全部。他不知道埃莉诺对托马斯和安西娅有什么想法，对他自己有什么看法，他只知道她对土豆、咖啡和红酒的看法。他习惯于用语言来描述事物，对于任何事物，都要先在脑子里命名，形成一定的“事物——语言”对应系统。

他隐约感觉到，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于毫无思想的人而言，这样的命名和对应是自然的生理反应。他曾经研究过一位画家，写过关于这个画家的一部戏，而且，这位画家同样也是一名善于表达的作家，于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先看到事物，再用语言表述，有时甚至不需要用语言表述，也看得见。

早餐有新鲜水果酸奶什锦，深绿色的法式过滤壶里盛着现磨咖啡，还有金边羊角面包、无盐黄油和自制果酱。水果的种类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有时是深紫红色的樱桃，有时是金绿色的青梅或者蜡金色的斑点梨，还有像笼罩着一层紫黑色薄雾的李子。他看着埃莉诺小心翼翼地摆放水果，然后又看着水果。埃莉诺在一个白碗里做好了酸奶，碗上盖着饰有小珠子的薄棉布。当时，英国人都没怎么见过酸奶，更别说装在无菌的彩色塑料桶里运输了。亚历山大认为酸奶是一种培养菌，它在白碗里发酵，也是白色的，但和碗的白色有所不同，是凝乳状的东西，散发着浓烈的气味，闪闪发亮。它是活的，比李子更具生命力。尽管果核里有胚芽正等着破壳而出，但李子都是奄奄一息的，只有果皮还剩了一口气。早餐桌上就像一幅静物画，由蔬菜和培养菌构成，显得那么轻松惬意。托马斯把淡黄色的黄油递给埃莉诺，埃莉诺端起咖啡壶，亚历山大把酸奶倒入自己的水果和麦片里，变成早餐什锦。李子中间有两个柠檬，让颜色更为鲜艳。

用什么词汇可以形容李子皮的颜色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词汇形容呢？色香味俱全不就行了吗？但是，亚历山大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至少现在不想。现在的问题是，柠檬和李子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图案，他很开心他能看出来这个图案，而这种快乐是人的正常反应，这倒是需要注意和理解的。如何用准确的单词来表达，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跟形容词的数量有关。“紫色”有很多同义词或者近义词吗？什么叫作浅灰色？什么是白色或者银色？土灰色的雾、霾或烟是什么意思？对于事物上面的“凹陷”，从开口到椭圆形的底部，以及黑色的阴影，我们要怎么描述呢？还是需要形容词。有趣的是，人们总觉得散文或诗里使用形容词，是为了做到含蓄、模糊，而事实恰恰相反，形容词是实现准确描述的工具。

直截了当的作家可能会写：一只李子、一只梨、一只苹果。说到李子，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不同的李子，有人会想到色泽暗淡、斑斑点点的番茄绿李子，有人会想到浅黄色的球形李子，有人会想到结实紧致的黑紫色布拉斯李子。如果他想让人明白具体是哪一种李子，就必须用具体的形容词排除其他的可能，如无光泽、椭圆、紫黑色、有明显凹陷的李子。

你可以用“透亮”来形容李子上的那一层薄雾，那么，任何有一定水平的读者就会联想到，李子表面有光泽，而光泽上覆盖着一层柔和的雾气。你可以说“果肉”质地坚实，但是，“透亮”和“果肉”都不会成为隐喻，刚才提到的“凹陷”也肯定不是隐喻，而是比较准确的描述。然而，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把这些表达当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隐喻，“果肉”比喻人肉，“透亮”形容年轻人的面貌，而李子上的“凹陷”则指人类面部的裂口、身体的凹陷和乳沟等。亚历山大在搜索词汇来形容紫色李子的过程中，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紫色的颜色，实际上是人体瘀伤的颜色，尤其是新出现的、正在迅速扩大的瘀伤。但是，李子既没有伤，又不属于人类，所以他避免或者说尽量避免用形容人的词来形容李子。

不过，他有点得意地发现，面前的酸奶培养菌和早餐桌，以及他对艾略特和伊丽莎白·戴维的思考，存在一定的双关性。在英语中，细菌“培养”这个词，也是生物“培养”和文化“栽培”，和人的思维紧密关联。他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认为自然界的“培养”是个隐喻，揭示了任意一种存在必然的生长过程，不管是细菌、人类语言，还是生命。类比是一种思维方式，没有类比，就不可能产生思想。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凡·高可能比他更接近李子的生命，因此他觉得有点难过。绘画中的隐喻和形容方式不同于语言。

语言或许会把李子和夜空联系起来，和煤燃烧的景象联系起来，或者和包裹着坚硬宝物的柔软盒子联系起来。或许，李子可能表达一种抽象概念，一种内在的思想，而不是镜子。“成熟就是一切。”经过观察，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即使到了这里，也得继续往前走。”当然，绘画也能做到。高更画了两个梨和一束花，那就代表一个女人。马格利特72以石头为面包，以面包为石头，用类比创造了奇迹。凡·高的《收割者》描绘了烈日炎炎的麦田掀起阵阵麦浪，同样表达了“成熟就是一切”的理念。不过，其中的差异，或者说距离，让亚历山大非常感兴趣。绘画宣称具有类比和联系的力量，可以在紫色颜料和黄色颜料与“这是一个李子”“这是一个柠檬”“这是一把椅子”和“这是一张早餐桌”等论述之间建立隐喻的联系。甚至画家所采用的笔画和技巧，乃至于他的签名，也与这些论述紧密相关，短短的几笔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能够揭示一个人的世界观。我们不可能不去思考绘画与物体、绘画与生命、绘画与“真实世界”（包含其他画作）之间的距离。

人们完全有可能，甚至于经常忽视语言与物体、语言与生命、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错视画因其高超的仿真技巧和视觉欺骗性而受到赞赏，而在文字书写中，错视法或其他形式的仿真欺骗技巧却没有一点用武之地。语言可以全面、彻底地描述已知和被模仿的事物，而绘画做不到。我们会说：“把苹果放到篮子里，然后自己拿着吃。”但是，从来没有人能画出这句话的意思。对于贡布雷的房子、高老头的住所、荒凉山庄或幼鹿等文学形象，人们的想象跟看凡·高的《黄房子》、毕加索的《宫女》以及维米尔的《站在窗口读信的女人》时的感觉肯定截然不同，他们不会认为文学中的事物是真实的，相反，他们会以为自己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画中的形象。即便有人迷恋罗切斯特先生或者对包法利夫人深恶痛绝，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这些人物的存在，相比之下，《萨斯基亚》33或马奈73《贝特·莫里索》中的形象，他们倒是都信以为真。我们知道，小说的人物和事物是由语言塑造的，向日葵是由颜料画出来的，而语言相当于我们的硬通货，我们都会说话，我们或许无法画一个苹果，但肯定可以用话语表达埃莉诺为什么喜欢富含活性菌的酸奶，为什么普鲁斯特在年轻时就患有神经衰弱。语言尽管不那么真切，却更直接。

我们知道画出来的李子不是真正的李子，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并非简单、偶然的对应。如果画家不再模仿苹果，转而描述景象、颜料和画布的本质时，就会产生文化差异。让-保罗·萨特74发现自己无法用语言充分描写栗子树根，他感到非常难过，这又是另一种差异。（必须指出，尽管他无法用数字，或者用名词、颜色形容词来描述，他至少通过隐喻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了对应的形象，例如海豹皮和蛇形，于是，通过描述无关的事物，树根与世界产生了联系。）

在剧本中，颜色形容词的运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他试图比较凡·高早期作品《吃马铃薯的人》和《凡·高在阿尔勒的黄房子》所表达的家庭愿景。凡·高害怕家庭生活，他逃离了家庭，但他对家庭的秩序和仪式感十分向往。《吃马铃薯的人》这幅画是在北方微弱的光线下完成的，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画中的人物彼此没有对视，却紧紧相连，他们在黑暗的小屋中切面包、倒咖啡，共同生活。这幅画有说教的成分，意在说明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亚历山大对这幅画充满敬仰，但又迷上了一幅小型画，画的是一张早餐桌，在桌上，凡·高画了他买来装饰“艺术家之屋”的家用物品，蓝色和黄色相互呼应，使得屋里显得洁净明亮，整体风格协调统一。文森特向提奥这样描述这幅画：

“一只蓝色搪瓷咖啡壶，一只深蓝和金色的杯子（左），一只浅蓝和白色的网纹牛奶壶，以及一只蓝色和橙色图案的白色杯子（右），放在一个黄灰色陶盘之上，一个红色、绿色、棕色图案的蓝色巴尔博汀陶器，还有两只橙子和三只柠檬。桌子上盖着蓝色桌布，背景为黄绿色，因此一共有六种蓝色，以及四到五种黄色和橙色。”

亚历山大觉得这些表示颜色的词语非常有韵律，就像一首诗，不过，在剧本中或剧本之外，他都写不出来这样的诗。

他有几天在家工作，一会儿编辑BBC的脚本，一会儿跟颜色形容词做斗争。那几天，他感觉公寓里其他人的身影有点暗淡、蒙眬。这里面有空间格局的因素，他的房间光线很好，而且，在他的房间里，向日葵明艳照人，黄房子在钴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黯然失色，这两幅画让他的房间格外明亮，而外面的走廊由于没有窗户，始终十分昏暗，虽然这样会让人感觉很凉爽，营造出一种雅致的氛围。烦躁的时候，他会走出房间，看着黑暗处，那长长的走廊像罩着一层迷雾，令人无法看清。有一次，他刚刚走出房间，就听见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听声音才知道是埃莉诺，他猜测电话的另一端是托马斯的一个女学生。埃莉诺说她不捎口信，也不希望别人打电话到家里来，让她打到研究所去，秘书会接电话并替她转达，最后说了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