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第2页）

下一幅是《摘橄榄的人》。丹尼尔的心思不在这里。他想起在冰冷的国王礼拜堂里看到一头金红色的直发，比弗雷德丽卡的更黄，但不那么妩媚，发卡一松开，那头直发就插到衣领里面去。他看到一片雀斑，感觉像一块6便士大小的棕色补丁，在颧骨和眉毛中间游动，那脸型相当刚硬。在寒冷的礼拜堂里，他听到性冷淡的声音响起：“圣婴降生……于是，赫罗德怒火中烧。”她低下头，唱得走调，那些无辜的人像在杀猪，相互折磨着。

这些橄榄是1889年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画的。

至于我，我作为一个朋友跟你说，面对这样的自然，我感到软弱无力。在那些平静的地方，我这个北方人的大脑被噩梦所压迫，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将树木处理得更好。我不想随便漏掉什么，但我只能表现两种——雪松和橄榄树，对于其余更好、更有力量的，我就采用象征性的语言……看看，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生活在橄榄树、橘子树和柠檬树中间的人们是谁？

弗雷德丽卡和亚历山大就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进行了一番讨论。丹尼尔看着粉红色的天空、扭曲的树干、银色的叶子和富有韵律的大地的色彩——褐黄色、粉红色、浅蓝色、红棕色。弗雷德丽卡同意亚历山大的看法，这些橄榄不由得让人想起橄榄山、客西马尼园，那时，凡·高还是一个非神职牧师的儿子。雪松通常是死亡的象征。丹尼尔纯粹出于礼貌问凡·高为什么疯了，是不是被逼的？亚历山大说那可能是一种癫痫，冬天的寒冷强风和夏天的酷热会产生大气电子干扰，让癫痫恶化。或者也可以用弗洛伊德7的理论来解释。他把哥哥夭折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的名字本是那个哥哥的。他的出生日是1853年3月30日，那个夭折的哥哥文森特·凡·高出生于1852年3月30日。他要逃避家庭，逃避那个夭折的第二自我，逃避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他曾经写信给提奥说：“我希望你不姓凡·高。我本不姓凡·高。我一直将你看作‘提奥’。”丹尼尔说，弗雷德丽卡说橄榄树中间隐藏着痛苦，但他看不到。亚历山大接着“上课”，他说文森特曾经反对伯纳德和他的兄弟在客西马尼园的画上加入象征基督的元素，他也撕毁过自己的画，最后将这一切映射到橄榄树上。他向丹尼尔介绍那些凡·高在圣雷米画的可怕的枯萎的树，解释画上的红与黑。丹尼尔说，很奇怪，为了让人们高兴一点，精神病院居然沿着墙壁种了那么多果树。那些树立在粉红色和绿色的光环下，头上有小东西飞过，就这样被固定在光影之上，几缕瞥视之间，随意的笔触之中。

致埃米尔·伯纳德8，圣雷米，1889年12月

此时我的面前有一张画布。画上是我住的精神病院的花园的景致。右边有方灰色的露台，还有一面围墙。左边，玫瑰树丛已经凋零，地面被太阳晒成了红褐色，地上撒着干枯的松针。那里是园子的边缘，有几棵高大的松树，树干和树枝也都是红褐色的，叶子是墨绿色的。映衬在黄昏的天空下，这些高大的松树像从黄色土地上升腾起来的紫罗兰色条纹布，往高处走就变成了粉红色，然后变成绿色。有一堵墙，也是红褐色的，挡住了视线，越过那堵墙，可以看到远方紫罗兰色和黄褐色的山头。最近的树木，是一根巨大的树干，这棵树被雷劈过，然后从中间锯断了，但有一根侧枝长起来，而且长得很高，地上密密麻麻的墨绿色松针都是从这一根侧枝上落下来的。这个大家伙像斗败而又心气高傲的人，在它的面前，凋零的玫瑰树丛上还挂着一朵花，眼瞧着也保不住了，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你会认识到，红色与褐色结合，绿色上蒙着灰色，用黑色描轮廓，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所谓的“红与黑”，一些和我同病相怜的人都常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这个……是想提醒你，要描绘痛苦的感觉，不用盯着客西马尼园。

丹尼尔想到了死去的安·马圭尔，跟那个荷兰牧师的妻子安娜·凡·高一样，也将一个夭折的孩子的名字给了一个新生儿，将希望寄托在新生儿身上。不过，凡·高家族特别喜欢这几个名字，西奥多勒斯、文森特，然后又是文森特、西奥多勒斯，一代又一代，不断循环。这个家族还有一个类似的特征，他们的脸型都差不多，浓眉毛，深蓝眼睛，高颧骨，大鼻孔。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有一家人在教堂墓地写下他们一个儿子的名字沃尔特·科尼利厄斯·布里顿，在这个墓地，他们还葬了三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一个两个月，还有几个年纪在他们之间的女儿，一个叫珍妮特，一个叫玛丽安，一个叫伊娃。

1976年8月，一辆载有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这个枪手可能已经死亡）的汽车冲上人行道，撞死了马圭尔夫人的三个孩子，八岁的乔安妮，两岁的约翰，六个星期的安德鲁，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马克。人们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因为死了这么多人，更是因为这些人遭受的都是无妄之灾。马圭尔夫人的妹妹和一个朋友一起建立了“和平人民”组织，对于他们勇敢的开端和悲伤的结局，这里便不再详述。后来，安·马圭尔去了新西兰，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乔安妮，但受不了文化差异，又回去了。报纸上都称她是“和平妈妈”，其实她不怎么参与“和平人民”的活动。她向法院起诉为去世的孩子主张赔偿，也为她自己的精神损失要求赔偿，人们通过录音听到她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说，当时给予她的赔偿简直是“施舍”。到了开第二次听证会那天，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丹尼尔从广播报道得知一些消息，大体是说“她喉咙上有伤口，但排除他杀”。报纸上的说法存在一些分歧，有说用树篱修剪刀的，有说用雕刻刀的，有说是电动雕刻刀，有说是自杀。至于她的自杀动机，法医的意见是“比较费解”。对偶然性颇有研究的丹尼尔觉得他看懂了一点门道。

他没有为安·马圭尔祈祷。他不是那一种牧师。他象征性地挥动他的大拳头，但颇为无力，对面若隐若现的力量强大，于是他继续工作，那是他的工作。

他跟着另外两个人进入一个阴暗的房间，那里展出低地国家的艺术。远处的墙上，修女们戴着白色燕尾帽登上灰色的楼梯。阿姆斯特丹的劳里埃格拉赫特十分昏暗，闪着微光，蒙德里安9的《夜晚》有点阴郁，天上云很多。这些他都喜欢。和文森特一样（尽管他不知道文森特是否说过），他长着“北方人的脑子”，在生理和精神上，对黑色、棕色、深浅不同的灰色以及黑暗中的白色，他的反应都很强烈。“这个国家的画家干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就是黑暗中都透着光芒。”人在荷兰的文森特在信中这样说。对于画修女的画家泽维尔·梅勒里10，画册说他“创造了一种光，否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直接视觉体验，那是心灵的内在光芒……”丹尼尔习惯了这种语言，这是他的精神食粮，他每天或者每周都要进食一次。他知道什么叫黑暗中的光芒，对于这种比喻性的语言，他已经不再信任，亚历山大也不喜欢这种语言，不过后者更喜欢的是准确、具体的说法。布道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做过比喻，也没有做过类比，他更倾向于用活生生的例子，用现实的教训来警醒新信徒。不过他喜欢荷兰人黑乎乎的画，这样的画能引起他的共鸣。

他走近弗雷德丽卡。

“你说你有威廉的消息？”

“一张明信片，没错。”

“他在哪里？”

“肯尼亚。正要去乌干达救济饥荒吧，我想。”

“嬉皮士。”丹尼尔说。

“有爱心。”弗雷德丽卡说。

“像他那样的家伙有什么用，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医疗……去了就是多一张嘴。气死我了。”

“我倒是觉得他挺有用的，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你对他有偏见。”

“他对我有偏见。家人都对彼此有偏见。”

“没错。”

“有一次，”丹尼尔说，“我在查令十字医院，有个小孩服药过量死了，医院按正常程序灌肠，但这个小孩的肝脏实在承受不住。我刚好在那里，走在无尽的走廊上，想着该怎么安慰那个深度自责的妈妈——她是个无能又愚蠢的‘巫婆’，这种情况只会更糟糕。女孩的尸体放在担架车上，从我身边推了过去，尸体上的被单盖得严严实实，推车的几个护工穿着柔软的靴子，戴着松软的耷拉着的塑料浴帽。他们从我身边过去，正准备进门的时候，有个护工抬头看着我，那张脸分明就是我的。我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他的头发都塞进了帽子里，不然也不像我，至少没那么像。‘你好，’他说，‘来帮你爸爸的忙啊？’我就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就在世间行走，来来回回。然后担架车被推了进去，我跟着进去，那个妈妈开始号啕大哭，威廉说：‘好吧，我走了，这边留给你。’我问：‘你去哪里？’他说：‘跟你说过。来来去去。’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修女们一直在爬楼梯，永远悄无声息。

“他引用《圣经》的话，肯定别有用意。”丹尼尔说。

“我觉得很滑稽。”弗雷德丽卡说。

“明信片有没有说回来的事？有什么计划吗？”

“没有。”

她有时会希望威廉别写给她，直接给丹尼尔就好了。有时候，她会跟自己说，那些明信片中，有一两回写在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其实就是写给丹尼尔的。不过，她认为表面的意思也很重要，不能看得太透彻，那东西就是寄给她弗雷德丽卡的。

“见鬼。”她说。

“不用担心，”丹尼尔说，“我先走了。回头见。”

“你还没有怎么看画呢。”

“没那个心情。”

“跟我们去福特纳姆和梅森喝咖啡吧。”

“谢谢，算了。”

[1]此类注释见《〈静物〉辞典》。

[2]　黄房子是凡·高在阿尔勒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