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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封建社会晚期的诗歌和政治

清代的诗人

满族能够最终统治中国全境，其中并非没有汉族力量的帮助。清初的动**过后，社会开始进入长时间的安定，尤其是在康雍乾时期。但这种安定在18世纪末开始动摇，最后在19世纪时完全瓦解，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社会中的紧张关系。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数量的激增，但也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犯。

清代的诗人、文人多是业余爱好者[165]，他们不是学者，就是任公职者。职业和兴趣常常会影响他们的诗文，甚至直接体现在其中。除诗外，他们也采用长的文学样式，作为自己的或与同好之间的共同消遣，表现自己对世界诸方面的态度，只是这些样式常常采用历史的形式。特别是某些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的力量和内涵不只使它们成为世界文学的杰作，直至今日，它们仍打动着中国人。一如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科学的语文学和经学，以及狭义上的诗歌，这种文学活动只构成文人自我表达与自我认识的一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红楼梦》，此外，《儒林外史》和《镜花缘》等作品也完全可以与之匹敌。

清代诗歌仍沿用旧形式，时有扩充和变化。在社会行为上，诗人也因袭旧传统。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文学或文学政治结社，它们完全按张浦（1602—1641）和吴伟业（1609—1672）创立复社的方式，合并了诸诗人团体，存至清亡。南社由陈去病（1874—1933）、高旭（1877—1925）和柳亚子（1887—1958）三位诗人在苏州复社1633年集会处创立，其讨论的问题也是复社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评价唐诗和宋诗。[166]这些结社的成员中有许多在清末时转向了改革或革命思想，甚至亲自将其付诸行动。但旧传统仍有相当的影响，比如，胡适于1917年提出文学改良之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等）之前，复社的创立者也已提出过。

文社虽总被怀疑，文人和知识分子也总是遭到迫害，但国家还是有多种办法使众多学者为自己工作。当入仕之路不通时，就主要通过前面已论及的大规模的纂修工程。所以，清代学术的成就体现在许多以前诗人作品的评注本中，这并非巧合。在诗的方面，诗话众多是清代文学界的特点，其中清楚地体现出封建时代晚期文人的诗学意识。

封建时代晚期，中国文人所经受的张力在于协调内容与形式之难。学术于宋代彻底失去其统一性，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儒家经学被看作是彼此分开的，之后虽多有结合文学创作与道德修养的尝试，但专门化逐渐占据上风，“知”与“行”有所割裂。[167]

在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中，提出恢复并效法古代理想的要求，这也见于当时的诗作中。清初的诗多写百姓的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维持儒家的基本社会美德。比如，在不曾仕宦的吴嘉纪的诗中，[168]恰好是最弱势、最平凡者表现出了美德，其中包括许多女性。“行”比“知”难，晚明的有些思想家已经知道，比如吕坤，他们感叹当时论争的冗赘。吴嘉纪的诗中却仿佛可见杜甫（但主要是白居易）的某些社会批评的诗的影子，它们按忠与孝的原则表现普通百姓。这样，中华文明的希望不再与教育精英联系起来，而是与百姓联系了起来。

吴嘉纪有时会参加当时文学与艺术的资助者在扬州组织的集会，其中周亮工（1612—1672）和王士禛十分赞赏他的诗，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住在乡下，往来于江苏东部沿海地区和盐场。他最知名的诗是首绝句，据称，乾隆帝后来因这首诗决定为灶户开放仓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其头两句又作：

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169]

但如果百姓成为文明思想的希望寄托，其道德教育必然要得到特别的重视，结果便是百姓的意识形态化。

虽有各种变化和革新，在清代的中国，如在过往的几百年中那样，诗仍旧是道德劝诫的工具，以及表达自我心境、思想和感情的手段。[170]清诗首先基本上是晚明诗的继续。16世纪末，李贽与打破陈规的公安派袁氏兄弟及其追随者反对当时拟古主义的束缚。明清之际，其支持者包括明遗民黄宗羲、顾炎武、吴嘉纪和王夫之。

清代下半叶，公安派的主张——每个时代都要有自己语言和文学——再次兴起。特别是自19世纪初起，关注社会现实的诗作日益增加，且其关注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诗人郑燮（1693—1766）、赵翼（1727—1814）和张问陶（1764—1814）。这时期的诗也可见风格上的革新以及语言上、形式上的独创的萌芽，比如并无名气的诗人金和（1818—1885）。

明清之际最有意思的诗人是钱谦益。他欣赏杜甫，曾为其作品作评论，但同时也称赞宋元的诗。钱谦益曾与袁氏兄弟中最年轻的袁中道有过交游，他批评抄袭和摹拟的行为，强调诗要想真实，首先要有情，这点完全继承了公安派的观点。围绕着他与江南名妓兼女诗人柳如是（1618—1664），曾有过许多传说。比如清军攻占南京时，柳如是劝他自杀殉明，被他拒绝。后来，钱谦益被指做了贰臣。直至20世纪，他才重新得到人们的注意。

除钱谦益外，吴伟业也是清初的著名诗人。他是复社创立者之一张浦的门生。与钱谦益不同，明末时他曾想自杀，其亲属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改朝换代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怀念故国、怅然自失的情怀贯穿于其后期作品中。于诗之外，他也写戏曲，其最著名者是《秣陵春》，这本传奇写徐适和展娘因玉杯宝镜中对方的形象而成就了姻缘的故事。[171]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其他诗人多写词，常法南宋词体，包括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宋琬（1614—1674）、尤侗、吴嘉纪、施闰章（1618—1683）、王夫之、陈维崧、朱彝尊、屈大均、彭孙遹（1631—1700）、恽寿平（1633—1690）、王士禛、曹贞吉（1634—1698）、吴雯（1644—1704）、洪昇和赵执信（1662—1744）。其中有些人当然因其他成就更出名，比如黄宗羲和顾炎武因其对明朝的忠诚，前者还因其作品《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王夫之因其哲学和政治思想，王士禛因其文学批评，洪昇因其作品《长生殿》。

清初的乱离过后，关于明代的记忆逐渐消失，影响18世纪的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安定。沈德潜（1673—1769）主要以编辑诗集和写作散文名世，也是重要的诗人，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厉鹗工于五言，但也以撰百卷《宋诗纪事》闻名。与许多古代中国的诗人一样，他尝试不同的诗的样式，先后宗法不同的范式。在后期的诗作中，他将吟咏风物的成分与对自己经验的思考相结合，在词的创作中，逐渐离开多年所法的姜夔和张炎，转向更古的小令样式。

郑燮主要因擅书法而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他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不只以清新直接之笔抒写性灵，还在许多诗中针砭时弊。他的许多诗被谱成曲子，又特别因传唱于学校中而得以广泛传布。18世纪最知名也最多变的诗人是前文已多次提及的袁枚，自18世纪中起被认为是中国诗坛的盟主，其诗作及诗话在其在世时即广为流传。袁枚的写作所得相当可观，因而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与比他年长的沈德潜所强调的诗的教化功能不同，袁枚曾多次明确攻击这种观点，主张诗首先要有趣。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蒋士铨作为诗人的成就，后来被他作为乾隆朝知名戏曲家的成就所掩盖。在他看来，诗要出于内在本性和真情实感。他以诗的形式批评其他作者，比如王士禛的诗，表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赵翼也不只写诗，同时还批评此前的诗人及诗作。与蒋士铨相似，赵翼强调直接的感情和经验的重要，视其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对自然的喜爱让他在唐代诗人中相对于韩愈和孟郊，更推崇白居易和元稹。其诗论见于以其号命名的《瓯北诗话》中。似乎苦于袁枚名气远超自己的赵翼还因治史而名于世，他的治史成就体现在《廿二史札记》和《皇朝武功纪盛》中。

来自江苏的黄景仁（1749—1783）是宋代著名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之后，生前已作为有天分的诗人而闻名。他讲究形式的完美，擅于写浪漫的、表现力强的诗，有逾千首诗和200首词传世。与他同样反对姚鼐及桐城派的阳湖文派创立者之一张惠言（1761—1802），也是在壮年时就去世了。他是知名的书法家、学者和散文家，但也以诗名世，其影响最大的作品是1797年刊行的与其弟张琦合辑的《词选》，这本总集和张氏外甥所辑《续词选》构成了常州词派的经典。[172]舒位（1765—1815）在文学和音乐上有多样的才华，也为自己的戏曲底本创作音乐。他有超过千首诗传世，其中有52首诗描写和记录了黔南少数民族的风俗。

与18世纪的盛世景象不同，因社会中的紧张关系和欧洲列强的侵犯，19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多事之秋。19世纪的知名诗人首先当数龚自珍。龚自珍工绝句，因于1839年写下的315首《己亥杂诗》绝句而名世，这些诗作于他由北京返回故乡杭州的途中。这些诗追忆了作者过往20年在京城的生活，因风格新奇而旋负时誉。[173]诗中充满抱负不申的感叹，显然，作者是将自己放在了屈原形象的传统当中。民国初年，这些诗在苦于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诗人当中引起了重视，特别在南社成员及其主持者柳亚子这里，后者后来被誉为20世纪的屈原。

有才华的诗人还有魏源（1794—1857），他是龚自珍的朋友和同道，其出色的风景诗（“十诗九山水”）因其众多史学、地理学和经学著作而少有关注。魏源主要因鸦片战争失败后编著的《海国图志》闻名，初刊行于1844年，后增补重刊。[174]

19世纪初的其他诗人还有项鸿祚（1798—1835）、何绍基（1799—1873）、顾太清（1799—1876）、吴藻（1799—1862）、郑珍（1806—1864）、蒋春霖（1818—1868）和金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名学者梁启超认为金和是黄遵宪之外19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诗人、外交家兼改革家黄遵宪（1848—1905）是广东客家人，先后在驻日本、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并将日本的改革经验介绍给更广泛的公众。与黄遵宪同时代的诗人已亲见国家的衰败，因而，黄遵宪之名与旨在改变诗歌的“诗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175]黄遵宪同时代的诗人包括王闿运（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陈宝琛（1848—1935）、陈三立（1853—1937）、易顺鼎（1858—1920）、康有为（1858—1927）、谭嗣同（1865—1898）、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女诗人兼革命者秋瑾（1875—1907）。

面对封建秩序的瓦解，这些诗人也在诗歌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1895年左右，有些诗人提倡新诗，由此产生的运动于1902年至1904年的诗界革命中达到**。这场运动中，约40名诗人联合起来，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比如，已提及的黄遵宪认为自己如何说话便应该如何写诗，其“我手写我口”的说法被许多诗人视为纲领。他自己的诗也是按这样的要求写的，他最著名的一首是《伦敦大雾行》。这场运动在发展中体现出的对过去的摒弃，部分是受到了西方影响，运动的彻底性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诗歌革新者实际上数量不少，但民众中有文学修养的人多数还不忍舍弃旧形式，还在通常的场合作诗。清代传世诗作的多少可于1929年刊印的《清诗汇》中窥见，《清诗汇》选录逾6000位作者的几万首诗，而今已知的清代作者的词集已逾5000本。

清代的长篇小说

16世纪中至17世纪末，色情文学在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已清楚地体现在晚明的短篇小说中。《金瓶梅》里，**也是决定性因素。色情文学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如今处在中心地位的不是圆满的、和谐的爱情关系，而是失败的、有害的爱情关系。

记录**技巧和方法的文字历史悠久，自成体裁[176]，有助于理解当时色情文学的特点。在古书中，统治者及其伴侣还是幸福结合的范式，没有任何外在约束。其中，女性被认为居于男性之上，而男性弥补的办法是节约阳气。这种关系后来被反过来，女性被表现为无知、恶劣或诡诈，所以总是需要被约束，不然的话，女性会尽其邪恶之力损伤男性，成为红颜祸水。只有死亡或节欲可以帮助摆脱女性之无厌和男性之有尽所造成的困境。这种变化是儒家学说影响日益加深的结果，间接地，这也是对所有猥亵的、**的以及任何可视为忤逆的事物的审查结果。后来，**在文学中分化成纯粹对床笫之事的描写，以及对**的含蓄描写。后者体现在了《红楼梦》中，也体现在了才子佳人小说中。于最知名的色情长篇小说《金瓶梅》和《肉蒲团》之外，16世纪下半叶以后，以色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可胜数，至今尚无详细研究。[177]这里提及的长篇小说虽都写**的危险，但比之《金瓶梅》，《肉蒲团》要自如许多，显示出某种见多识广的宽容。

明清之际，许多知识分子不只经历了王朝的灭亡，也常常是财产散尽。但城市的繁荣显然并未因政治上的动**而长时间地受到影响。出色的作者仍可找到出版商和购买者，完全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比之卖书，好的戏曲底本的回报更高，已提过的李渔也以其号笠翁名世，是当时最多变的作者之一，他应该是靠写戏曲底本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他与自己的戏班游走四方，演出自己的戏曲，因此闻名全国，并在新的由外族统治的王朝中起着融合的作用。[178]

李渔出自浙江的书香门第，杭州对他影响深远，他生命的大半时光在这里度过。他虽才华出众，乡试却几次不第，不久绝意仕进，专心文学与艺术，视此为替代。他把自己看作合格的戏班管理者，此外，称自己是非正统的史学家和散文家。至少由此可看出，李渔虽思想自由，却还摆脱不了文人的理想。他的灵活和艺术家的天性不只体现在他虽看似长期拮据，但仍能养活家中众多人口，并时不时享用各种奢侈品，甚至纵酒宴乐；或许更体现在他既与明遗民相契，又与清廷的达官显宦交厚。

同时代者多厌恶李渔的生活方式，其生活艺术的体现也包括营造园林，以及教育和培养年轻貌美的女子成为戏曲演员，之后让她们在自己的戏班中演出，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有意者为妾。很难说这种生活艺术以及对某种轻浮行径的喜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的天性，还是说，这更多地是对仕进不成的补偿。李渔的散文至少是专为消遣而写的，他有时取笑传统道德观念，有时应该也旨在批评时世。

他奢侈生活的经验在《闲情偶寄》中得到体现。于戏曲之外，书中还有对理想女性的论述（李渔反对缠足，提倡女性接受文学教育），以及关于园林建筑和房舍空间利用的记载。[179]李渔视自己为袁宏道“独抒性灵说”的继承者，因他对生命的肯定态度以及在艺术上实用的明确指示，他被誉为幸福的哲学家与技术专家。这里，幸福指的是接受现实。

作为戏曲作者，李渔以其十种传奇名世。与他的小说同样，在这些戏曲作品中，某一角色往往占据中心地位。[180]他反对将不同的故事连缀起来，这些戏曲作品的朴实和简洁估计也是它们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对戏曲演出的说明，直至晚清《梨园原》刊行，并无与之相当者。李渔反对王骥德的观点，后者是除吕天成（生于1580年）外最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在世时虽有成就，但他在风化上的无拘无束却为儒者所厌，所以长久以来地位不高，至1912年民国建立，才又被誉为中国最重要的戏曲作家和评论家之一。

戏曲对李渔的深刻影响也体现在他最初两部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和《十二楼》的名称上，《无声戏》不久被遗忘，如今只存残本[181]，《十二楼》却广为流传。《无声戏》中有些小说是对以前的白话小说的戏仿。后来，因他的名气，许多作品托他的名字刊行，这也是为何李渔的《肉蒲团》作者身份如今虽已确定，但长期遭到怀疑的原因。

初于1693年刊印的《肉蒲团》是在《金瓶梅》后约半个世纪写成的，两者有相似之处[182]，因而同被看作色情长篇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但李渔的《肉蒲团》不再只以教化和娱乐为目的，它也可作为17世纪风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来读。

《肉蒲团》共20回。第一回说**哲学，其根本在于，与熟悉女子**比在外寻欢作乐好，也许也因此，这本小说有时被认为是女子所作。引言之后，小说的情节展开，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写未央生娶铁扉道人独生女玉香，与她沉湎肉欲，相投无厌。后为寻女色，未央生离开妻子，途中结识盗侠，授**之术。但要成为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佳人，先要经历手术。第二部分中，未央生勾引权老实的妻子及其他女子。权老实发现奸情后，遂往未央生家中，于铁扉道人处充当奴仆，娶其婢女，借机勾引未央生的妻子玉香。

至此，准备好的戏剧性发展于第三部分中呈现。玉香怀孕后，与权老实出走，途中小产。权老实将其卖至京城某妓院为娼。不久，玉香成为京城名妓。未央生回到家中，岳父称玉香积郁成疾已死。悼念后，未央生返回京城，点名要见名妓。名妓认出自己的丈夫，羞愧难当，竟自尽身亡。未央生最后得知死去的名妓是自己的妻子，悔恨自己的恶行，拜在孤峰和尚门下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