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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奏议与书
政务公文
从很早就开始的国家管理行政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决策程序，使得将管理程序进行书面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由此形成的文本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专业类的散文，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中国文学都是这样的文章。这一类来自行政机构，特别是宫廷的文章同样也是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后世一些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例如《文心雕龙》，就特别强调这类文章。面向宫廷的进谏先是以口头形式进行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口头报告与书面陈述并没有截然分开，且除典籍外，这些应用文是文官们最重要的学习材料。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一些优秀的文章不断成为模仿的对象，特别是其中的“奏议”与“书”。
我们并不很清楚这类文本是如何开始的，有观点认为奏议是到秦朝才正式出现的，被称为“奏”；而在此之前，这类文章都是以书信的形式出现，被称为“书”。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但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对政府书信往来统一化的要求的确越来越高，这一点从当时推行的文字改革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奏”与“书”最晚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一种文体的。虽然早期的范文对这类文本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公文的特征有了变化，名称也各不相同。由于词义的变化，我们很难对很多与宫廷政务相关的文章做出清晰界定。[17]
政务公文的数量众多，但能完整保存下来的相对较少。而能留存的主要是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特别是与重大事件相关的一类。当然，也有些文章纯粹因为其文字的优美、论证方式的特别或作者的名气而得以保存，但这些政务公文并没有被收录在《七略》（佚失）或《汉书·艺文志》这类官方图书目录中。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中写到了这件事，他提到了这类文章中一些特别优秀的例子，并评论了这些文章的文字风格。
“奏”是用来表达观点的，而“书”则被用来与朋友或认识的人沟通的。那些流传下来的书信，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本就是打算将它们公之于众的。以书面形式保留的文字，除神秘的巫术与宗教文章外，通常也不会被认为是非常私密的。书信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为了向收信人传递信息，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人们经常会纯粹出于表达意见的需要而选择书信这种形式。书信还经常被用来论述哲学命题或宗教问题，这一点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有关佛教的一些辩论中特别常见，此后也不断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奏议”都是一些带有官方性质的“书”，这个时期的“书”和“奏议”还无法清楚地区分开，后来刘勰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是到汉代的时候，“书”就逐渐脱离“奏议”，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本类型。后来当上皇帝的魏王世子曹丕（187—226）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在他的名篇《典论·论文》中这样写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8]
但文学类型的分类也随着时间的演变而不同，因而关于书信的分类问题曾经有过很多次的争论。姚鼐（1732—1815）在他的13种文章分类中，将“书”与“说”列在了一起；而吴曾褀（1852—1929）则在他的《历代名人书札》前言里对姚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事实上，姚鼐的这种分类方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不仅是《左传》里那些后来被认为是书信的奏议和呈文，连秦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大量书信，其主要内容也都是关于政治论辩的。即便是在后来，“奏议”与“书”的区别也更多地体现在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上，而非信的内容上，狭义上的书信只用来指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私人性质的信件。
最古老的书信被认为是《尚书》中的《君奭》，这是周公（传统上被认为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写给自己弟弟召公的一封信。在信中，周公请弟弟不要放弃自己的官职。[19]春秋战国时期，书信经常跨国传递信息，我们很难区分这种书信是为公还是为私。[20]论辩的特征随处可见，最常使用的修辞手法是排比，例如以写“奏议”和“书”著称的秦朝丞相李斯，他最著名的一篇“奏议”是撰写于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他的这篇“奏议”同样被归在“书”之列。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21]
这里所使用的是劝谏时经常会用到的以比喻说理的方法，是除了历史典故最常用的修辞方法，后来的“奏议”依然沿用。
在汉代，“奏议”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这个时代的重要散文作品中有几篇就属于这一类型。[22]公务或政务信函也同样常见，这些相同级别者之间往来的书信主要是与军务相关的催促信函。由严可均主编、收录唐代之前散文作品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包含了大量这样的书信，[23]而从敦煌和居延（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的抄本中发现的政务信件，能让我们看到汉代频繁的政务往来。[24]
秦统一中国之后，政务与私人领域相分离。因此，在政务信函之外又形成了私人的书信往来，其中又包括与政治相关的个人信件以及纯私人的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私人的信件数量不断增加。朱浮（约前6—66）用来表示谴责的《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封信的起因是幽州牧朱浮与彭宠两人此前长时间的不和。这封信被收录在《文选》第四十一卷中。[25]
朱浮在信中言辞激烈地指责彭宠对光武帝不知感激，还意图谋反，他讽刺彭宠的妄自尊大，将他的行为比喻为用一捧土就想塞住孟津河（“捧土以塞孟津”）。在信的最后，写信人警告收信人考虑一下自己的老母亲以及年幼的弟弟，放弃起兵的计划。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封信另有深意，朱浮恰恰是想借这封信刺激彭宠，让他起兵攻打光武帝。李兆洛（1769—1841）就曾评论朱浮的这封书信“幸灾之言，辞锋甚锐”。[26]
汉代最著名的或许也是文学史上最著名一封信，应该是公元前93年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给自己老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拒绝了朋友让自己推荐人才的请求，他提到了自己遭受宫刑之后的处境，哀叹自己的命运，并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遭受这种屈辱的刑罚和长期的监禁，却没有自杀的原因[27]：“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这个原因就在于司马迁想著史流传后世，且他指出，在他之前的那些富有声望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与司马迁这封为自己辩解的书信类似的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28]，在信中，遭到朋友指责的杨恽为自己辩护，并说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官职的书生，却还要插手官府之事，是一种很不聪明的做法。
另外一个汉代书信的著名例子，是阮瑀（卒于212年）以汉末大军阀、诗人曹操（155—220）的名义写给江东统治者孙权（182—252）的一封信，该信的目的是想说服孙权弃刘归曹。孙权的兄长孙策与曹操是姻亲，但在曹操死后，孙权因另外一场婚姻而与刘备（161—223）关系密切，阮瑀希望通过这封信来扭转形势，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每览古今所由改趣，因缘侵辱，或起瑕亹，心忿意危，用成大变。[29]
信的作者先是说到了曾经的友谊以及因联姻而加强的关系，随后，他列举了一些前代的例子，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过的朱浮与彭宠反目的故事，并以此说明自己和解的意愿。接着，他解释了曹操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军事上的劣势，并说建立水军并非有意入侵，只是为了控制巢湖地区以及长江下游的局势。这封信不仅美化了曹操在赤壁之战的失败，同时还希望劝说孙权与曹操结盟，以此为打败曹操最大的对手刘备奠定基础。
这种劝说某人做特定之事或不要做该事的论证方式，让我们想到了《战国策》里的那些建议。这封信的语言得到了张溥（1602—1641）以及《骈字类编》作者张廷玉（1672—1755）等学者的赞赏，阮瑀的书信作品尤以流畅的列举以及大量使用历史典故见长，这封《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他书信作品中存世不多的几篇之一。
私人书信
随着汉代文学教育的普及，书信逐渐成为文人阶层相互沟通的手段，他们用书信表达个人的情感，或是描述自己的孤独或与家人的别离，或是对某些人发出提醒、警告，或是向朋友提出请求，或是记录一些日常琐事。此外，势力强大之人“养士”的风气兴起，门客需要精心维护这样的关系，就得经常用书信这种形式来让人记住自己。[30]
过去几百年间出土的一些实物例证让我们得以窥见汉代书信的样子，例如1904年在敦煌附近发现的一封书简，这封信是一个弟弟写给自己哥嫂的。在信中，这个弟弟讲到了自己在边塞的生活，并感谢哥嫂照顾父母和祖母。1908年，奥利尔·斯坦因爵士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发现了两封汉代的帛书，[31]写信人姓郑，信是写给敦煌边塞一位高官的。其中比较长的一封大小为15厘米×6。5厘米，信的内容除推荐一位调任敦煌的同行外，还抱怨了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以及书信往来的困难。[32]
在居延出土的书信比敦煌数量多，信被写在木条的正反面上。[33]虽然到汉代的时候，竹简、木简和绢帛开始逐渐被比较便宜的纸张所取代，但只要能够负担得起，直到唐代，人们还是喜欢在绢帛上写信。宋代的时候，一些人又开始用木简代替纸张写信，这或许是因为某种奇特的习惯，或许纯粹是出于对古风的喜爱。
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书信并不是原物，而是以文章的形式被收录在了写信人的作品集中，如此保存下来的几千封书信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些比较私密的生活。当然，这样保存下来的也只是人们愿意展示给更多人的那些书信，特别私密的书信往来，例如情书，我们很少能看到，关于友谊或者其他一些话题的书信却有很多。这些私人信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写信人的情感生活，也记录下了当时文人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信件中，举荐信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有几封非常著名的信件被后世奉为典范，其中就包括以书信见长的孔融（153—208）所写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34]在信中，孔融向曹操推荐名士盛宪（盛孝章字宪），由于盛宪性格刚直不阿，他面临被孙策诛杀的危险，孔融希望能把他举荐给曹操，从而想救下他的性命。这封信起到了作用，曹操最终给了盛宪一个官职。据称，后世有人读完此信后不禁泪流满面，这些人中就包括苏轼。还有些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能体现出人们对人生核心问题看法的变化，例如公元3世纪，诗人、哲学家嵇康（224—263）因自己的朋友山涛（205—283）举荐自己做官而写的那封著名的绝交信。
汉代及之后几百年间的书信成了人们不断模仿的典范，由此形成的书信风格——包括信的结构和某些套话的使用——对后世整体书信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前代书信的影响力就已经大到会有人使用“拟×××××书”的写法，谢灵运（385—433）和江淹尤其喜爱这种仿写。在进行仿写之时，写信人的书法水平至关重要，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书信成为彼此交流方式的过程中，行书得到了发展，这种字体能够使写字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人的风格，继而成为后世模仿者辨别其流派的依据。从汉代开始，书法就被认为是书写者个性最真实的体现，人们认为通过模仿某个杰出人物的书法风格，自己也能因而具有同样的品格。但这种仿写并没能使更多的手书作品流传下来。
随着纸张的普及以及文人间交往形式的愈加精致，书法不仅成为写信时的一个关键因素，甚至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据说著名的大书法家陈遵（生卒年不详）所写的书信就极为出名，被人视为珍贵的艺术品而收藏。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回信不再直接被附在来信之上，而是另单写下。关于后世书法家王羲之的一个小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据说王羲之曾经因为将军谢安（320—385）将回信直接写在自己给他的信笺上，而感到非常不快。
流传到今天的书信虽以男性之间的居多，但也不乏男性与女性间的通信，例如窦融（前16—62）的夫人写给他的信。[35]这封与窦融决绝的信以四字为一句，用的是东汉散文的常见形式。这种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中散文与诗歌风格的接近。这里还要提一下传世书信中不多的几封情书，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司马相如（前179—前118）与卓文君之间的往来书信，[36]但据推测，这些信系后世伪作。在信中，卓文君告诉想纳妾的丈夫自己即将离开他，司马相如则在回信中保证自己只愿以卓文君为妻。而汉人秦嘉与他留在家乡的妻子徐淑间的通信应是原作，[37]这些信被认为是这对夫妇德行高尚的证明。
由于中国文人对分类的强烈需求，书信从很早开始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其中包括用于告诫的信、描述或叙述类的信、举荐信、申诉信等。对私人书信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具体行文的要求。这些要求被记录在了对礼仪的规定之中，例如《礼记》或《仪礼》，对书信的规范形成有所助益。正式的或亲友之间的书信往来甚至会对非常小的细节做出规定。[38]规定书札体式的著作被统称为“书仪”，应该在中古时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现存最早的“书仪”是唐代的作品，但并不完整。[39]这些“书仪”并不像在欧洲那样，是文学理论或修辞学发展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们将人际交往的规则固定下来的意愿，这些“书仪”甚或形成了法典。例如在向别人表达祝福或者吊唁时，如果不想与对方绝交，那么就必须由本人去做；如果相隔距离比较远，那么就要用书信的形式在一个规定的期限之内完成。最早的一部此类著作据说是由南朝一位名叫王弘（379—432）的贵族所作，但并没有流传下来。这类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出自唐宋时期，其中的一部分是针对特定群体而作，例如有专门为妇女或僧侣所作的书仪。
在唐代，书信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功能，即人们会利用书信寻找保举自己做官的人。因为在当时，除了通过考试，人们也可能因某位官员或学馆主持者的保举而获得官职，由统治者直接选择任命只是很少数的情况。虽然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其他的途径始终还是存在的，一些人通过保举的方式极迅速地获得了很高的职位，诗人李白（701—762）就是一个例子。李白应该是在公元734年写下了他最著名的那封自荐信《与韩荆州书》，但这封写给荆州知府韩朝宗（686—750）的信并没有收到李白期望的效果。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40]
这样的书信有成千上万封，从文字的优美来看，很少有能及李白者，但自荐信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文人阶层写作能力的发展。
早期的书信因为被记录在史书之中，借助《左传》这样的作品而得以留存下来；同样地，它们也因此进入早期的小说中，并被大量运用，例如《燕丹子》第一卷中就有燕太子丹与他老师之间的通信。书信不断被用作叙述的手段，并且经常有很成功的例子，例如《莺莺传》中被抛弃的崔莺莺的书信。但在中国，真正的书信体小说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