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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在想来，就算没有被土耳其警察逮捕，我也会落到希腊警察的手里。我根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这个叫哈珀的人说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
我原先以为他是美国人。他看上去确实像个美国人，高个儿、平头，穿着宽松的浅色西装，系着细细的领带，扣子一直扣到领子，一张漂亮的脸蛋让人看不出年龄。他说话也像美国人，至少像是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德国人。当然，我现在知道他不是美国人，但他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就说他的行李吧，塑料皮、仿金锁，标准的美式行李，我一看就知道。我没看他的护照。
他从维也纳乘飞机抵达雅典机场，可能真的来自维也纳，也可能来自纽约、伦敦、法兰克福或莫斯科，只是搭乘了维也纳的航班，这很难说。行李上没有酒店标签。我想当然地以为他来自纽约。这是任何人都可能会犯的错。不不，我知道我说这些像是在为自己开脱，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但我只是真心实意地想坦率地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
他真的一点儿也没有让我起疑。我顺其自然地从机场接到他。当然，开出租车只是我的副业，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一名记者，但妮基一直唠唠叨叨想要更多的新衣服，那一周的房租也快到期了。我需要钱，而这个人又恰好看起来有钱。赚钱是罪过吗？
诚然，有些人赚钱的方式的确有犯罪之嫌。法律就是法律，没什么好抱怨的，我只是无法忍受欺骗和虚伪。如果一个人独自去红灯区，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他想做点儿好事，给同伴、朋友或者熟人指明找快乐的路，那就成十恶不赦了。我对此真是厌烦透了。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引以为傲的，那是我的通情达理，还有我的幽默感。
我的真名是亚瑟·辛普森。啊!我说过我会完全坦率的，说到做到。我的真名全名是亚瑟·阿卜杜勒·辛普森。其中阿卜杜勒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埃及人。实际上，我是在开罗出生的。但是我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正规军军官，而我本人也是纯粹的英国人，甚至连受到的教育都是典型的英式教育。
我父亲出身行伍。我出生时，他还是皇家东肯特团的一名一级准尉。但是在1916年，他被任命为陆军兵站部的中尉军需官，并在一年后丧生，那时我们还住在伊斯梅利亚的已婚军官宿舍。当时我还太小，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被土耳其人杀死的。但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晚上从军官餐厅步行回家时，被一辆军用卡车撞死的。
母亲自然领到了抚恤金，但是有人叫她给军队烈士遗孤慈善协会写信，而他们将我送进了开罗的英国学校。但是，母亲仍然继续向他们写信说我的事情。等到我9岁的时候，协会表示如果我在英国有可以寄住的亲戚，他们可以供我在那里上学。恰好，父亲有一个嫁了人的姐姐就住在伦敦东南部的希瑟格林。
当得知慈善协会愿意每周替我支付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费时，姑妈同意了收留我。这让母亲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因为这意味着她可以嫁给哈菲兹先生了。后者在我撞破他们的好事并告诉伊玛目之后，就一直对我耿耿于怀。哈菲兹先生经营餐饮业，胖得像猪一样。看到他这么大年纪的男人和母亲睡在一起真是令人作呕。
我在医务舱护士长的照看下，跟着部队的船去了英格兰。我很乐意去。我从来都不喜欢待在被人讨厌的地方。医务舱里大多是性病患者，我经常听他们说话，从中收集到许多有用的信息，直到被护士长那条老狗（没有更好的词能形容她了）发现，并在接下来的航程里将我扔给了物理治疗师。
我在希瑟格林的姑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愿意收留我不过是因为我来得正是时候。她嫁给了一个会计，后者半辈子都在失业。我每周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费相当于及时雨。不过，姑妈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分。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慈善协会就会派人过来看看我过得如何。如果我向他告状，他们就会把我带走。跟那个年龄段的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我想自己当时就是现在所谓的“刺儿头”。
我念的学校位于布莱克希思的刘易舍姆区。学校外面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几行金灿灿的大字：
科勒姆文法学校
绅士子弟学校
始建于1781年
牌子顶部是学校的校徽和校训，Mensaequainarduis。拉丁语老师说这是贺拉斯的名言。但是英语老师喜欢用吉卜林的话翻译：“在周围的人都迷失自我时，如果你还能保持清醒……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学校并不完全是伊顿或温彻斯特公学那样的私立寄宿学校，它不提供寄宿，所有的学生都是走读生，但是运营机制相同。父母或监护人（就比如我这种情况）必须付费才能将孩子送到那里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来自地方公立学校拿奖学金的学生（我猜学校之所以会收他们是因为有教育委员会的补贴），但全校最多不超过20个。1920年的时候，学校来了新的负责人，叫布拉什，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猪鬃”。他曾在一所大型公校担任老师，因此知道该怎么处理每件事，而且采取了许多措施。自从他来了，我们就用橄榄球代替了足球，用小组代替了班级，而且开始学习如何像绅士一样讲话。有一两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师被解雇了，这是好事儿。“猪鬃”让所有老师在晨间祈祷时都穿上学士服。按照他的话说，科勒姆是一所具有优良传统的学校，虽然可能没有伊顿或温彻斯特那样古老，但是我们的历史却比布莱顿或克利夫顿要悠久得多。如果没有特色和传统，世界上所有的勤学苦练都没有意义。他要求我们停止阅读像《宝石》和《磁铁》这样的垃圾书，转读更有价值的书籍，比如史蒂文森和塔尔伯特·贝恩斯·里德等作家的作品。
父亲死的时候我还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但是他最爱说的几句话却让我一直印象深刻。或许是因为他动辄就在母亲或战友面前提起又被我听见的缘故。我记得其中一句话是“凡事都不要去当志愿者”，而另一句则是“花言巧语最能忽悠人”。
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军官和绅士的人生准则，是吗？好吧，我也不是十分确定。但我不会反驳。我只能说这是一位务实的职业军人的人生准则，而且在科勒姆非常管用。譬如，我很早就发现，老师们最烦的其实是字迹潦草。实际上，在一些老师那里，错误的答案如果书写规范，几乎能够与字迹潦草或涂抹得乱七八糟的正确答案获得同样的分数。所以，我总是写得工工整整。同样，当老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说“知道的人举手”时，即使不知道，也可以把手举起来，只要跟在那些急于表现的人后面，并且保持微笑就可以了。微笑什么时候都很重要，当然我的意思是，亲切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嬉皮笑脸或咧着嘴傻笑。一般情况下，只要看上去问心无愧，老师们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我与其他同学处得都不错。因为我在埃及出生，所以他们叫我“中东佬”，但是反正我和父亲一样是金发，所以我也不介意。我很早就进入变声期，大概在12岁的时候。没多久，我就和琼斯家的小子一起晚上去希利菲尔兹。小琼斯那时才15岁，已经交过五位女友。我们那个时候经常会去勾搭女孩，就像他们在军队中所说的那样：“泡妞”。我很快发现，有些女孩根本不介意你用手去掀她们的裙子，甚至再过分一点儿也没关系。有时我们会在外面待到很晚。这就代表着我第二天不得不一大早就爬起来赶作业，或者让我的姑妈替我写张假条捎到学校，说我昨晚因为发烧头痛，吃完饭就睡了。如果这些都行不通，我还可以抄一个叫作里斯的孩子的作业，并在厕所里写完。里斯长了一脸的痘痘，从不在乎是否有人抄他作业。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乐在其中。但是抄作业时必须小心，因为里斯属于学霸，一般的题目都能做对。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就有得满分的风险。对我而言，这会让老师起疑。有一次，我的化学论文得了满分，结果因为作弊被老师杖责。我对这个老师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后来作为报复，我在他的自行车车座上倒了一试管浓硫酸。但是这件事还是让我吸取到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永远不要装成比自己厉害的样子。我想我完全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当然，英国私立公学的教育宗旨主要在于培养个性，培养学生的公平竞争意识和健全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泰然处世，言谈举止都要具有绅士风范。
至少科勒姆教过我这些事情。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应该心怀感激。但我实在不能说我喜欢这个过程。就好比打架应该是件很爷们儿的事，而如果你不喜欢它，就会被人叫“蛋”。可我不认为不愿意让人抡起拳头揍得鼻血直流，就叫。问题在于我反击的时候经常会扭到拇指或擦伤关节。最后，我发现最好的反击方法是用书包打，尤其是边上有笔或直尺的尖端露出来的时候。但是我向来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暴力。就像我不喜欢不公正的待遇一样。我在科勒姆的最后一个学期被彻底毁了。本来，因为是最后一个学期，我完全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
说起来都要怪小琼斯。他那时已经不上学了，跟着父亲在自己家的汽车修理厂干活儿，但我有时仍会和他一起去希利菲尔兹。有天晚上，他给我看了一首长诗，整整打印了四页大纸，是他从修理厂的一位客人那里拿到的。诗的名字叫“销魂”，应该是拜伦勋爵所作。开头写着：
这是阴沉闷热的一天，
我躺在阁楼**，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将我的思绪从梦中惊醒，
笑声很近，
落在我受惊的耳旁，
清脆响亮，近在咫尺。
事实上，笑声是从他床后墙上的洞里传出来的，所以他就朝那个洞望去。
房间里有一对青年男女，
两人都拥有最美丽的青春年华。
然后，诗歌就继续描述了这对男女在之后半个小时里所做的事情。当然，非常诗情画意，但是也非常具体。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我将这首诗抄了下来，然后拿去给学校的一些男生看。如果有人想抄录，就得给我四便士抄一次的费用。我赚了不少钱，直到一个四组男生的母亲在他的夹克衫口袋里发现了他抄的诗歌。她的丈夫将诗歌连同投诉信一起寄给了“猪鬃”。“猪鬃”开始挨个调查诗是从谁那里传出来的。当然，他最终找到了我。我和他说是一个已经离校的孩子给的，“猪鬃”找不到他，但是我想他并不相信我。他坐在那里，用铅笔轻轻敲着桌子，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色情垃圾”。他涨红了脸，好像非常尴尬。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儿同性恋倾向。最后，他说因为是最后一个学期，所以不会开除我，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不能与任何低年级的男生有交集。他没有打我，也没有写信给慈善协会，着实让我松了口气。但是这次的事依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历，也让我备受打击。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后来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也是因为受到此事的影响。
在科勒姆，大学入学考试是件很重要的事。显然，上不了大学就意味着没法在银行或保险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虽然我本来也没想去银行或保险公司工作——哈菲兹先生已经去世，母亲希望我回去学习餐饮经营，但这依然很令人泄气。我觉得如果“猪鬃”当时能够大度开明一些，而不是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犯了罪，那么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是一个敏感的男生，我觉得科勒姆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失望了，所以后来我一直没有申请加入学校的校友会。
当然，如今再回头看这些事情，我可以一笑了之。我想说的是，不论是校长还是警官，当权者都能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哪怕仅仅是没有理解对方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