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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002

“你们瞄准了六家企业。最后的鸠屋和摄津屋，你们也就是随便玩玩而已。最初的三家企业，即银万糖果公司、又市食品公司、万堂糕点公司，你们通过操纵股价赚了很多钱。你们要求公司开车给你们送钱，其实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想去夺取。”

“”……

“但是，第四个事件，也就是希望食品事件，你们是真想把车里的一亿日元抢走的。你们在行动之前的集合开会，显示你们已经有了内斗的火种。”

曾根的表情虽然没有变化，但阿久津可以看出他在思考。是在琢磨记者手里有几张牌呢，还是在寻找坦白的时机？不管他在想什么，阿久津只能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全都砸过去，直到他开口说话。

“希望食品事件中的1984年11月14日，您戴着帽子，戴着墨镜，出现在大津服务区。我没说错吧？”

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曾根说了句“往这边走吧”。他选择了议会大道。阿久津提起银万事件以后，曾根是第一次开口说话。阿久津觉得轻松了一点。

“大津服务区的指示信在观光指南板后面。四年前电视台的纪实节目播放以后，才知道滋贺县警察本部瞒着大阪府警察本部，把刑警派到了大津服务区。”

曾根好像不知道这件事，看了阿久津一眼，并用眼神督促他往下说。

“那个刑警在纪实节目中说，他看到狐目男坐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长椅上，往椅背上贴指示信，而不是在观光指南板后面贴指示信。据此我提出一个假说：指示信有两封，狐目男也有两个。开始我对自己的假说心里也没底，但是，当我看到滋贺县一位已故刑警的搜查笔记以后，采访一下子就深入下去了。”

阿久津故意用夸张的口气说道，说完观察了一下曾根的反应。阿久津认为，曾根作为参与了银万事件的人，听到了他不知道的真相之后是不会不动摇的。对于不爱说话的采访对象，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他开口。

“请您接着说。”

阿久津对曾根的反应很满意，停顿了一下以后继续说道：“我们在那位已故刑警的儿子家里，看到一本搜查笔记。1984年11月14日那天的行动被擦掉了，显得很不自然。用铅笔涂抹之后显现出来的字是‘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样。后来，我们采访了11月14日那天跟已故刑警一起行动的人。他告诉我们，那天，包括已故刑警在内的三个暴对刑警，袭击了你们这个犯罪团伙位于京都的窝点。”

“窝点里一个人也没有吧？”

“是的。”

“是吗？……”

曾根的表情很严肃，双手插进了白色羽绒服的口袋里。

“滋贺县警察本部秘密组织了一个特命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暴对刑警。他们在京都那个窝点检出了指纹。但是，搜查进行到这里就卡住了。他们没有向警察厅和大阪府警察本部报告。我认为他们检出的指纹是生岛秀树的指纹。”

前方是一个大广场。曾根也不问阿久津想不想去，就径直走到那个大广场，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儿之后，曾根叹了一口气，用右手做了一个想写什么的动作。

阿久津掏出采访本和自动铅笔递给曾根。曾根在拿着铅笔的右手上哈了一口气，开始在采访本上写字。

——曾根达雄、生岛秀树、山下满、谷敏男——

字体刚健俊美。这四个人的名字，恐怕就是阿久津所说的B组的成员。阿久津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终于搞清楚犯罪团伙都有哪些人了。

阿久津坐在了曾根身边。

曾根解释道：“这几个人的首领是我。正如你所说，生岛秀树原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的刑警。山下满是生岛秀树的高中同学，开着一家工业废料处理公司，氰化钠就是他提供的。谷敏男是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职员，教给我们如何逆向查明对方的电话号码和无线通信的知识。行动计划大部分是我策划的。跟青木龙一保持联系的是生岛秀树。”

阿久津一边观察曾根达雄的表情，一边迅速地做着记录。阿久津意识到，曾根达雄要开始坦白自己的罪行了。

“1974年12月，我父亲曾根清太郎被左翼过激派杀害了。当时，父亲是银河糖果公司的一名职员。”

原来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呀——阿久津在“银河”两个字上画了好几个圈。

“也许您知道，东京大学的安田礼堂被警方攻陷后，学生运动就转入了低潮，新左翼势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大事件。淀号劫机事件、浅间山庄事件、卢德国际机场枪击事件……”

1969年、1970年、1972年——阿久津在脑子里按时间顺序排列了一下这几个大事件。

“1974年，左翼武斗派制造了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爆炸事件，炸死了八个无辜的过路人。虽然左翼武斗派大喊是为了正义，但他们这种无差别杀人，引起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厌烦。同时，左翼组织内部也充满了负能量。从1973年开始，新左翼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所谓‘内斗’，互相杀戮的事件时有发生。”

阿久津一边做记录，一边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曾根达雄还在不停地说，阿久津来不及分析为什么觉得不对劲。

“1974年的时候，父亲在银河的东京分公司工作。没带家属，单身赴任……”

达雄的父亲清太郎在东京跟从事左翼运动的学生们关系不错，那些学生的敌对集团误以为清太郎跟那些学生是一伙的，用铁管猛击清太郎头部，将其打死。

“因为报纸报道说我父亲死于左翼集团的‘内斗’，银河公司的态度非常冷淡，葬礼也非常简单。银河公司以为我父亲跟极左集团有关系，躲得远远的。虽然银河公司以退职金的名义给了一笔钱，但我还是认为他们太不近人情了。后来抓住了杀害我父亲的一个凶手，那个凶手交代说是杀错了人，我父亲跟极左集团没有关系。尽管如此，一旦被扣上了屎盆子，再想清洗干净并不那么容易。后来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在拘留所自杀了，我的愤怒无处发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就在那个时候，那些受到我父亲关照的学生来看我们，诚心诚意地向我们道歉，沉痛地哀悼我父亲。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开始痛恨冷淡我父亲的组织。”

阿久津刚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被达雄这段话分析得清清楚楚。不用听达雄继续往下说，阿久津也能猜到后来达雄当了一名左翼政治活动家。

“我有一个弟弟叫光雄，比我小两岁，他表面上没有像我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愤怒。裁缝专科学校毕业以后，他就开始在京都市内的一家西装定制店学手艺，和母亲一起小心谨慎地生活。二十四岁结婚，第二年生了俊也。”

阿久津马上跟达雄确认了一下“光雄”两个字的写法。

“我不怎么去大学上课了，后来索性去东京跟同志们一起生活。那时候我们坚信，我们的革命一定会成功，而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歼灭敌人。为了‘正义的报复’，就要‘切实行使暴力’。实际上，正义和暴力结合的构图，就是战争的缩略图。牺牲者越多仇恨越深，双方对死亡的感觉已经麻木了。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之间，这些行动不叫内斗，而是被摆在了‘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个崇高的位置上。”

跟刚才的沉默相比，达雄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