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1页）
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
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似乎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高深莫测，距离公众很遥远。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考古学者一头扎进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与公众相往来。尽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有媒体报道，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赏的姿态。包括岳南在内一些作家所写的考古发现类纪实著作，尽管也有一批读者瞩目，但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1999—2019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30余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从阳春白雪到公众考古
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地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1999—2006）》，5大本，卖2000块钱，印上100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重印了。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的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后来这几十年，我们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这种解读无字地书——就是如何来做话语转换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遗址的发掘研究。我们的前辈（包括我们在内）那几十年都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我们逐渐钻进了象牙塔。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现在相当地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面向公众的考古学。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这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像我这样执着于田野、在学术风格上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尽管以前我是一个怀有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但严肃的学科专业训练把这点文学色彩几乎消磨殆尽——因为考古报告编写是“八股”，不允许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文字。我的文学偏好，就被压抑了。
随着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加上大的社会形势下公众考古开始萌芽，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之际，有校友组织出版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笔谈是《发掘最早的“中国”》，不料受到好评。考古学本来特别专精，是象牙塔的学问，能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认可，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考古学搞的这些东西，和其他兄弟学科一样；如果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大家做的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古今一理，大家考虑的问题相同，这给了我信心。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长闫向东先生也找我约稿。他是考古专业毕业的，我们本来有关于学术的合作项目。他积极地鼓动我，写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图书，希望搞成一个“考古队长讲故事”系列。我说，我安身立命的资本是写考古报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但他说，这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然后，我说有没有样书可以借鉴，他说没有，你写出来就是样书。
从2007年到2009年，我就写了《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把它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书。尽管这本书形式上是生动活泼的，但我作为学者，学术态度上是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的。以上述笔谈和这本小书为契机，我一发而不可收，就这么写下来了。我从中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话语转换能力，能够把阳春白雪的东西讲明白。当然，《最早的中国》比较青涩，后来这几本也偏学术，像《大都无城》我都没敢想，居然被“华文好书”评为“评委会特别奖”，获奖理由大致是说，都邑布局虽然是一个小侧面，但牵动了中国历史的大脉动。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外边天地很广阔，后来就逐渐“出圈”了。
2009年元旦开始，我就玩起了博客，这样就又打开了一个窗口，跟公众一起来谈考古。
作为一个严肃的考古人，我希望把真实的一面，包括考古人的思考，考古究竟是做什么的等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你暂时不懂，暂时读起来有些难度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媚俗，我要把其中的逻辑甚至常识、学理或者推导过程呈现出来，我得告诉你考古人究竟是在怎么迫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长处、缺陷和不足在哪儿，我们能够说清楚什么，不能够说清楚什么。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交流。在微博上，平时大家就说，许老师的微博是知识帖。我发的肯定是知识帖，我知道的我会马上回答你，不大清楚的我查一下资料，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甚至告诉你出处，这些东西是靠谱的。但是，我还觉得有点不足，我说我那岂止是知识帖，我那是思想帖，充满着我对学术精神和方法的认知。我一直在谈的是思想问题。
◎搅局者许宏：二里头与夏都之间的是非争议
燕京书评：你从1999年至2019年任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你不赞同地方政府直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命名，认为“夏都”这两个字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立论、命名必须严谨，地方政府出于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等因素的考虑，采用了现在的命名。如果实事求是，它可能存在怎样的风险？
许宏：按理说，我在微博上有100多万粉丝，现在一直能坚持发声，我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限于学术问题。但是，你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思潮。以前，我们说上大学愿意学考古叫“上了贼船，躲进避风港”；但现在根本谈不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你也意识到考古学过热，作为一个严谨的考古人，我实际上更多的不是欣慰，不是高兴，而是觉得在这种过热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冷思考。
关于二里头博物馆的命名，国家文物局在回复河南省有关部门的批文中，不建议在遗址博物馆的馆名中出现“夏都”字样，我在微博中也转发了，理由就是我们所谓的“夏”，应该是狭义史学范畴的概念，我们现在只能把它作为一种推论、假说或者可能性，它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属于需要探索的问题。如果把一个不确定性的概念放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博物馆馆名中，是不是需要慎重？正如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二里头，我们不能把它定名为“夏都斟遗址”一样。它的定名，应该反映其真实属性，而我们现在能够确认的其最本真的性质就是青铜时代的王都。
以前，我还称赞过三星堆博物馆的命名。作家岳南先生在他的书里披露过一些细节，为了这个命名，大家持续争论是不是把蜀文化加在命名中？最后决定不加，三星堆就是三星堆，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三星堆是不是和蜀文化能挂上钩需要进一步讨论。夏和二里头是同样的问题。现在媒体上有人有意无意曲解我的意思，我没有在任何场合否定过夏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的问题，是甲骨文那样当时的、带有自证性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二里头就是唯一一个非常大气的名称，不能因为我们的公众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什么，就用其他的称呼来替代。良渚能够申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依靠考古人的努力，没有任何古代文献的依托，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二里头，同样是这一问题。但良渚偏早，它是纯史前的，像二里头和三星堆都进入了所谓的原史时代。这个时代在后世文献中有些扑朔迷离的记载，属于追述，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按我的一个不倒翁的说法，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现在我还这么认为，这是最能自圆其说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肯定就是夏，这是我和有些学者在学理认知上的不同。
▍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鸟瞰
至于你说的这种风险，我觉得在文化人中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难得，而这种人非常少。很多人不认为有什么风险。如果我们在汉字文化圈或是简体汉字文化圈里边自说自话，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认为我们中华文明是全球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要和国际学术界对话，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应该有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认知体系和话语平台？现在二里头在申遗，看看我们怎么运作，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能够用夏这样一个概念给二里头来申遗并获得成功。这是一块试金石。但我们知道，考古学现在说不清楚的，肯定比能说清楚的要多得多。如果有学者说什么东西都能说清楚，那不管是多大的权威和大咖，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些明摆着是常识性的问题，是普通的学理问题，但有学者就认为现在大概95%的学者都已经认可了，怎么居然还有像许宏这样的搅局者呢？
▍ 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先生（坐者）来到二里头遗址
1977年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前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亳都。邹衡先生在会上横空出世，成为一匹黑马。他提出，二里头应该是夏。所以，北大孙庆伟教授在他近年的学术史著作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描写“搅局者邹衡”。邹衡先生提出二里头是夏，当时大家都接受不了，群起而攻之。在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邹衡先生则得意于他的观点成为多数派了。那么，“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老话过时了吗？
现在的“搅局者”就是许宏。所谓的共识和主流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从徐旭生先生1959年发现二里头开始，到邹衡先生1977年提出二里头是夏，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又不太认同邹衡先生的意见，因为邹衡先生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是夏。但后来的碳-14测定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大约是公元前1750年，不够夏的年数，夏的始年被定为公元前2070年，那就是龙山时代晚期了。那么，这些所谓共识和主流意见，不是一直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难道现在最新的共识和主流观点，就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这种不认可能够定论的声音成了少数派。我说观史需要距离感，都留给历史吧。二三百年之后，大家再想一想许宏当时是怎么说的，看一看许宏白纸黑字怎么写的。所以我说，我不在乎当代人怎么看我，隔一段时间大家再看。这是我在学术上的文化自信。
◎“夏商周断代工程”：政治没有干预学术，引发争议而不定论是进步
燕京书评：你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参与者，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面世之后，在世界学术范围内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并引发了很多的批评，详细的报告一直没有出版。作为考古学者和参与者，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